原题：如果真的有天灾,历史将重现,粮食安全大于天
从1876年--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隶在内，整个华北地区遭遇了两百年来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了1000万，震撼了整个世界。这场灾难被称为“丁戊奇荒”。
1876年，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两省损失尤为严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部分区域颗粒无收。随后，蝗虫覆盖了直隶省大部，包括天津在内，蝗灾过后，一片狼藉。
第二年（1877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光顾。脆弱的储备粮体系立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十年前遭受战争灾难（平捻之战）的区域。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不便，受灾尤其严重。
英国人的外交报告当时这样描写：“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州县里，百姓像野兽似的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
朝廷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
灾荒如此严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灾”，但“人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自内战平息以后，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但官场腐败，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形同虚设。
更为致命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因战乱和官员的腐败，出现了大面积的“亏短”。这导致了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食制度在灾难面前毫无作用。
“丁戊奇荒”发生后，河南巡抚兼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上报，请求从省外输送粮食救济。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资料，河南本地的“常平仓”里应该有95万余石粮食，却几乎是空仓。各受灾省份情况大致相仿，尽管报表年年做，粮仓中却空空如也。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大灾难面前，灾区的官员还算是正视困难，没有打肿脸充胖子，各地纷纷奏清朝廷，告急求援。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鸦片之毒，清帝国但凡有识之士无不切齿痛恨，但奇怪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从地方政府到农户，都大力种植这种“钱”途远大的“经济作物”。
各省把最好的田用于种植鸦片，粮食生产几乎被忽略，依赖从外地购粮。时人认定，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朝廷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民众相信饭碗，而不相信口号，让百姓有饭吃，这是中国数千年以来不能不讲的最大政治。灾难爆发前，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但是这台老旧的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动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朝廷运用国家权力，调集了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支援灾区。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此时也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无灾地区，对粮食进行大规模征收，并集中到了天津。
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朝廷给一点、地方筹一点、民间捐一点，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构和西方教会的捐赠，甚至不惜挪用军费，不惜加大“捐纳”力度（朝廷公开出售一些官职）。这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这并非“卖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官员身份和官员级别的荣誉头衔，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位。
在救灾过程中，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地方官们，参的参，罢的罢，关的关，同时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中表现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这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这场旱灾，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动乱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而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丁戊奇荒”，除了局部地区有骚乱以外，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宁静，没有人趁机揭竿而起，问鼎中原。
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今日头条（头条号/历史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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