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长时间没有吃的，会造成饥饿，饥饿得不到缓解，就会死，一个区域的人，长时间处于解状态，就会导致饥荒。饥荒的破坏力，与战争相比，只大不小。如何使人远离饥饿，从而避免饥荒的威胁，是从古至今永恒的话题。
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对饥荒进行了解读。斯密认为，天灾虽然会使市场上的粮食减少，但是并没有什么天灾能够使市场上没有粮食。若是长时间的暴雨使低地的粮食减产，高地的作物会得到更好的灌溉，产量可能会增加。粮食减产的地方一旦缺少粮食，对粮食的需求就升高了，粮食的价格也会上升，人们会根据价格降低自己的食品消耗速度，期待能够通过节省，使市场上的粮食能够撑过困难的时期。而且，一个区域的价格高了，就会有商人将粮食从价格低的地方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售卖，那些粮食减产的区域的食物就增加了。当粮食的价格可以真实反映粮食的供给的时候，市场机制会巧妙地避免饥荒的发生。商人是对价格与供需关系把握最好的群体，因为这关乎他们自身的利益。在粮食缺乏的时候，唯有增加商人的自由度，才可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而不是打击这些“奸商”。一旦一个区域缺少了粮食，政府就认为他们应该做点什么。可是政府做的事，往往破坏了粮食的价格对供给数量的真实反映，导致人们误以为粮食供给十分充足，就不会节俭地使用粮食。这样，到了后期，由于粮食被过快消耗了，市场上就没有粮食，饥荒也就发生了。
所以，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判断是否会出现饥荒，只要关注粮食总量与人口的关系。因为只要市场上粮食是足够的，无论哪里发生粮食减产，高昂的食品价格，都会使其他地方的粮食流入减产地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最好不要插手，好让价格可以反映真实的粮食供给数量。
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了，而且得到了马尔萨斯等人的继承与发扬。英国统治下的地区，自《国富论》1776年出版以来，一直到19世纪末期，十分热衷于使用这一方法应对粮食短缺。但是，1865年印度奥利萨邦的饥荒中，当地行政长官拉温绍就表示对私人贸易未能从其他的地区带来足够的粮食感到深深地失望，“这一地区度粮食的热切需求应该能够创造出来自粮食比较富裕地区的粮食供给”。1906年，英国没有禁止遭受饥荒的中国湖南向外出口库粮，引发了暴动；1910年，引发辛亥革命的“长沙大米抢购风潮”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难道亚当·斯密错了么？
如果粮食短缺地区的人们对粮食的需求，都是有效的，斯密的观点自然无懈可击。可是大多数情况下，饥荒的成因恰恰在于，人们买不起粮食，他们对粮食的需求是无效的，而不是市场上缺少粮食。
对这一点进行系统论述的，是1998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森指出，造成饥荒的原因，是人们对粮食的“交换权利”急剧恶化，而不是粮食短缺。“市场需求满足的不是生物学上的需求或者心理上的欲望，而是建立在权利关系之上的选择。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于交换，他就不能要求得到太多”。
孟加拉大饥荒
1942年到1944年的孟加拉地区大饥荒，据说死亡400万人。1942年10月，孟加拉出现了暴雨和暴风，导致粮食减产；同年早些时候，日本占领仰光，切断了孟加拉的粮食供给线路。人们普遍认为以上两个原因使孟加拉粮食供应不足，导致了饥荒。可是森通过他的研究，发现，1938年到1943年，无论粮食供给量，还是人均粮食供给量，最少的竟然都是1941年；发生饥荒的1942年，无论粮食供给总量还是人均粮食供给量，都是最高的，都比前一年高出30%；1943年粮食供给总量比41年高出11%，人均供给量高出9%。从这样的数据上看，无论是谁，也不能得出粮食短缺的结论。当时，印度政府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出现饥荒，他们仅仅向英国当局要求增加船只用于进口60万吨小麦（当地的农作物是大米），以弥补小麦的短缺，英国当局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这里的谷物年产量能够达到8000万吨……
这次饥荒中，除了加尔各答等工业大城市，不直接生产粮食的职业都受到了沉重打击，自耕农和一些能够取得分成的佃农却几乎完全不受影响。森分析，战争时期，国家对军用设施和建筑的海量投资，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是这次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1942年，孟加拉地区粮食供给十分充足，但是掌握粮食的人担心货币在未来贬值，就不愿意出售粮食换取货币，导致市场上的粮食供应大量减少了，粮价开始飙升；同时，为了准备战争，政府将大量粮食运送到加尔各答等少数几个工业大城市，加剧了其他地区的粮价上涨。这一地区的工资虽然也有所上升，但是相对于粮价上涨的速度来看，涨幅太低了。把1941年12月的劳动力对大米交换比率指数设定为100的话，1942年12月，这一指数为66，1943年5月，这一比率达到最低点，只有24，到1944年1月，才恢复到65。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耕农和佃农没有成为这次饥荒的受害者——他们粮食的“交换权利”并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降低，无论粮价如何上涨，他们能够获得的粮食并不减少。那些不生产粮食的劳动者，由于需要用货币购买粮食，当货币对粮食的交换比率下降时，他们能够获得的粮食就减少了，粮食价格飙升以后，这些人就开始忍受饥饿，最终大量死亡。
埃塞俄比亚饥荒
1972年到197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大饥荒。1971年到1972年的雨季下雨不多，1973年的春季雨季几乎没有下雨，埃塞俄比亚北部发生了严重干旱，尤其以沃洛省的受灾情况最为严重。但是在饥荒最严重的年份里，整个国家的粮食产量只比正常年份减少了最多7%……这根本达不到造成灾难的程度——想象一下，一个人平均每天只减少7%的卡路里摄入量，怎么可能饿死呢？尤其是像埃塞俄比亚这种靠天吃饭的农业国，粮食产量波动在10%上下是非常平常的现象。所以，说埃塞俄比亚的饥荒是因为粮食供应缺乏导致的，没什么说服力。有人认为是沃洛省糟糕的交通状况导致粮食无法被运到灾民手中。但是，当时，有两条高速公路通过沃洛省，这个省的交通状况已经是除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所在的绍阿省之外，最好的了……而且，难民最开始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进行乞讨的，难民营也大多设在高速公路旁边。最吊诡的事儿是，饥荒中，沃洛省的粮食价格竟然根本没有升高！有些甚至还下降了——一种叫做白小麦的作物价格竟然下降了高达13%！
这次饥荒中，农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这些人用劳动力在土地上进行耕作，收获的粮食供自己使用，但是当粮食减产时，他们没有向市场购买粮食的能力。最终，农民不得不出售牲畜和土地，但是牲畜和土地的价格在饥荒时期变得非常低廉，根本不能为农民换取足够的卡路里。食品市场供给的降低，导致了人们对非食品商品的需求，影响了非食品商品商人的销售量，使这些商人对食品的需求量降低了。阿玛蒂亚·森还不能确定如果沃洛省的交通状况真的糟糕到无法从其他地区输入粮食，是否会使这个地区的粮食价格上涨。
但是，在所有受灾职业中，苦难最深重的，是牧民。埃塞俄比亚北部的牧民在干季会去临近河流的草地放牧，然后在雨季移动到远离河流的地区。但是该国政府将大量靠近河流的“容易进水、不易干枯”的草地开发用于种植经济作物，使牧民只能在远离河流的草地上放牧。1972年，牧民本应将牲畜移动到靠近河流的牧场，应对干旱，可是这些救命的草地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们只能留在远离河流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牧草很快就被啃光了——牲畜大量死亡，活下来的也普遍瘦弱。牲畜生产的奶和肉，作为比较高端的食物，牧民是不会自己吃的，因为用这些高端实物换取的粮食，能够提供更多的卡路里。在正常年份，牧民可以用牲畜交换足够的粮食，可是在1973年，牲畜与谷物的交换比率，比正常年份下降了超过60%——因为质量太低了；除了质量低下之外，牲畜价格的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粮食减产的年份，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如何填饱肚子，而不是如何满足口腹之欲，这导致市场对高端食物的需求降低了。牲畜价格的下降，严重损害了牧民的“交换权利”，当他们不得不卖掉自己所有的牲畜后，只能跑到高速公路上乞讨——最先遭受饥饿袭击的，就是这些人。
阿玛蒂亚·森告诉我们，如果只考虑粮食供给量与人口的关系，根本无法准确预测饥荒。从有数据可查的时代开始，全球人均粮食占有量从来没有下降过，可是饥荒还是不断发生。这充分说明，饥荒并不是因为缺少粮食，而是有人不能交换粮食。如果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我们发现，甚至在经济扩张时期，饥荒依旧可能发生。有时候，一国政府的确使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了，可是有的穷人却可能更穷了，对粮食的“交换权利”更差了，他们就是饥荒的潜在威胁。政府不仅仅需要关注低于贫困线的人数，还要考虑各种职业的贫困程度是降低了还是加深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头条号 震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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