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什么现在还需要粮食收购证？托市政策可不背这个锅
作为“最后的临储收购年”，玉米市场注定风起云涌。7月初，玉米行情谷底反弹之后降温，可一桩内蒙古农民收购案引发了全社会关注。正如媒体所言，就像当初王力军没有想到，只不过是贩卖点粮食，怎么就触犯了法律一样;该案的主审法官可能也未曾预料到，一个事实清楚、于法有据的判决，缘何会引来如此大的争议？
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农民收购粮食被判刑，这种事情很常见。王石也倒卖过玉米。1983年，王石在短短几个月内，通过从北方倒卖玉米到深圳，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为此，也背负过不少“原罪”的指责。
但在这个号称已经市场化多年的时代，突然横空出现这么一个案件，很容易让人有恍惚的穿越感，随之而来的是心底丝丝的恐慌。这其中涉及的“粮食收购许可证”和“非法经营罪”背后，是“粮食专营体制”和“投机倒把罪”的魅影。
事实上，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自此，从性质上看，粮食已经不是专营商品了。尽管当年制定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但显然，《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只是行政法规，行政许可，并不等于专营专卖，而违反行政法规，更不等于违反刑法。正因此，很多法学专家都表示，该案件对农民的判罚实在过重，北京朝阳区一检察官更直言，这不是冤假错案，又是什么？
当前，在国家简政放权的大趋势下，很多不必要的许可证、职业资格证等对市场的束缚作用大于规范意义的证明都被取消了，这意味着市场主体将更加多元化。而粮食方面，因其被赋予的“特殊商品”含义，因而粮食市场的改革一向滞后于其他领域，这也是出于国家的谨慎。粮食收购许可证经历了数次改革，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为什么我们国家特别在意粮食收购者有没有资质呢？有报道认为，这和粮食统一收购制度密不可分。简单点说，得国有粮仓先收，收剩下的，再交给市场。这个指控其实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国家先收，再由市场收，只是实施了托市政策之后，国家每年的出价都比市场高，市场粮源很大部分都卖给国家了。
现实中，“粮贩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中国农业的分散化经营及粮站收购标准比较高（如对粮食的容重、水分的要求很高），一直存在所谓“卖粮难”问题。这就产生很多“粮食经纪人”“粮贩子”，农民可以在村头直接把粮食卖给他们，虽然价格低点，但不需要反复晾晒、去杂质。这对农民、对粮站都大有裨益。像本案中的“粮贩子”最终也是通过收购农民的粮食，卖到国家粮库去，其本意是赚取其中差价，而非与国家争粮源。从本质上看，粮贩子是在帮助国家收粮，因为他们的存在，串联了千万的零散农户，代替这些农户“批量化”与国有粮库打交道，省去了农户和粮库双方的很多工作。
尤其近几年，国家粮库面临的问题不是收不到粮，而是收不完的粮，所以要说粮贩子因与国家争粮而被相关利益主体以各种形式限制，这个指控难以成立。尽管托市政策的本意弥补市场自发调节的滞后性，现在却替代了市场，扭曲了市场，这一制度固然值得反思，事实上这么多年各界也一直在反思，但却与粮食收购许可证的顽固存在关系不大。
追究其原因，倒在于政策、法律制定者对“粮食”这一商品的特殊性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总是最后一个才敢改粮食。当然，出于谨慎，这可以理解，但这种谨慎，已经伤害到粮食市场，最终伤害的还是当初一直想要维护的粮食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粮食市场流通体制的改革仍在反反复复。
正如曹东孛教授的文章所指，如果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各个领域的复杂性程度作一个评选的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很可能会胜出。几十年来，随着粮食生产的波动而不断重现的“松时放、紧时收”的“半周期改革”现象（卢锋教授语）、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虽方向明了却也几经反复。
具体到粮食收购许可证的事件，也有很多模糊的空间。不少报道反映，大部分粮贩子都是“无证经营”多年，而一些地方部门也对此有不同的判定，有的视而不见，有的严格执行，这是让参与者无所适从，不利于这一队伍的规范化建设。
很多人认为，粮食市场相较于粮食安全，更值得被伤害，被牺牲，殊不知，没有完善的粮食市场，粮食安全从何谈起？铁一般的事实已经证明，依靠计划、依靠国家之力，都只能取得一时的安定，却无法像市场带来的长久平衡那样为人们提供稳定的供给。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说，中国不存在粮食生产问题，反倒是有一系列与粮食收购、贮藏和购销有关的政策问题。现在看来，确实如此，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之路仍漫漫。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头条号 粮油关注（来自《华南粮食信息》第296期“特别关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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