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全面小康路上，不让一个地区、一个人掉队”，由此“十三五”期间坚决打赢农村扶贫脱贫攻坚战，是绕不过的坎，要求爬坡过坎、滚石上山，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不讲条件、不容商量。实事求是地讲，相关地方党委、政府的上述认识已经到位，行动在路上，持续在发力。然而俗话说得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何谓农村的全面小康，到底怎样才算是不折不扣的脱贫？基本问题、源头问题没有解决好，便很容易让扶贫脱贫跟着感觉走，抑或旁顾左右，依葫芦画瓢，更有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似是而非抓脱贫。
毋庸置疑，一谈到扶贫脱贫，时下人们脱口而出的即是物质的富裕、财富的集聚，一言以蔽之，“锅里有煮的，衣食无忧；屋里有贮的，心里不慌；银行里多多少少有存的，以备不时之需”。诚然，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上的足够充裕、家庭财富的源源不断积累，是摆在农民兄弟、尤其现行贫困标准线以下农村地区群众面前的头等大事。扶贫脱贫从物质上的“送温暖”、“种温暖”突破，无疑找到了牛鼻子，有利于牵一发动全身，得其大者兼其小。
然而恰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五位一体”全面部署、“四个全面”协同推进，全面小康并非单一物质上的小康，也不可能指望“仓禀实”、“衣食足”的基础上自动实现“知礼节”、“知荣辱”。换言之，既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程度是“小康”，要求在“全面”，置之于扶贫脱贫之上，就应该比照全面小康的目标实现，深刻认识贫困人群“贫”的内含与外延，进而对扶贫脱贫的内在含义有精准把握。
实际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已经在沿袭十八大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表述的同时，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其中之一，即是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对此，今天怎么扶贫，怎样才算是脱贫，理当以此为基准，在极大丰富贫困地区农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应“十个指头弹钢琴”，同步提升贫困人群的国民素质，与贫困地区的社会文明程度。某种程度上，贫困人群国民素质的提升，正是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的内生动力，是“送温暖”初级版到“种温暖”升级版的有效承载力，也是贫困群众与发达地区人民群众共建共享全面小康之果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贫困地区社会文明程度的改进改善，不仅是社会稳定之基，也是实现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软实力，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飞入寻常百姓家”，并由此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精神。
扶贫要扶智，脱贫先治愚。尤其在中央强调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成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的时代背景下，想方设法提升贫困地区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贫困地区弯道超车，彰显后发优势的必由之路、必然选择。从前期一些地方的扶贫脱贫实践观察，大凡着力智力支持、扎实开展送科技文化“钥匙”进家门活动，现在已经基本上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如足不出户，“互联网﹢特色农产品”风生水起；休闲观光旅游农业，让城里人“乐不思蜀”；农产品精深加工，利润随价值链的延伸而“水涨船高”等等。方此时，要看到提高贫困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以往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则并没有太大实效的“三下乡”活动。一方面，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重新谋划设计，对准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文化需求，确保扶智治愚工程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广泛动员，广开渠道，多途径多手段地开展科技文化传输教育活动，既使活动见实效，又让活动能复制、可持续。
如果说科学文化素质是物质脱贫的第一生产力，思想道德素质与健康素质就分别构成精神脱贫、生理脱贫的定盘星和压舱石。贫困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高低，直接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的程度和底色，也是农民市民化之后能否迅速融入城镇生活的自信自觉、自立自强精神之基。实践表明，今天一些农村地区社会矛盾、家庭纠纷与人际冲突此起彼伏，一些农民进入城镇后之所以受到排斥、乃至成为社会治安的重要隐患，很大原因即与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低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法律法规依法治理乡村社会，让广大农民群众敬畏法律，崇尚法治，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解决问题用法，另一方面，要借助乡规民约、家规家训等道德律令，以崇高的道德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鼓舞人，使大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有理想、顾大局，有道德、明善恶，有文化、辨是非，守纪律、懂规矩的新型农民。当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使贫困地区群众疾有所医、病有所养，尽可能提升其健康素质，也是扶贫脱贫的重要议事日程，是共享发展理念之于贫困群众生理安全的贯彻落实。
作者为湖北省荆门市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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