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7日，即便拿到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胜诉之后的三星村村主任刘吉华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官复原职”。他告知记者，官司赢了后，乡里党委政府无人与他进行沟通。而他原来以为，判决后，至少乡政府会开会给大家一个说法。（中国青年报1月25日）
村官刘吉华告官，赢了官司，与一般胜诉者欢欣鼓舞相比，却因无法落实而显得落寞迷茫。镇上对此要么三缄其口，要么避而不见，让民意也更加偏向刘吉华。网上两种不同意见的冲突，引发进一步的争论：当法治还不健全，遭遇现实窘境时，是萧规曹随，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村民自治，是依法治国的目标之一。随着法制建设力度越来越大，村民的主人翁也愈发强烈，但是不是已经完全可以脱离基层政府指导，独立行使村委会职权？基层政府是不是也该“与时俱进”，对农村完全放手，让村委会在自我摸爬滚打中独立成长？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很多法律法规制定的背景实质是理想化的，或基于人性本善的前提，是人民需要达到一定素养才能够实施下去的，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人性本恶。农村选举村干部时，本应秉着公心来投票，选出坚持公平为先，能为村民着想，有能力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增收的领头羊。事实上，无论是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还是西部内陆的偏远山区，都不现实。越是资源丰富的地区，越是勾心斗角。为了能在村四职干部中占据一席之地，撒泼打滚有之，大打出手有之，送礼贿选有之，让人目不暇接。试问，面对这些问题，如果现阶段让村上脱离乡镇政府指导或管理，会不会出现因为家族势力或裙带关系户，或野心家的控制而失去控制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必然有人想把农村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作为法理上的掌权者，到时候谁来跟他谈法治，还是人治？不出问题也就罢了。一出问题，谁来兜底解决？还不是政府。
再说刘吉华被免职一事，虽在于乡政府处罚过重，但他一点过错都没有吗？面对村内有3户村民存在违法私建、抢建、超面积建房及私开宅基地的行为，其个人虽然没有执法权，可是有监督权的你，为何不向监管部门报告？作为村上曾获“控规拆违”一等奖的村干部，怎不知默认就是纵容？如果监管部门没有发现，势必有更多的群众仿效，适时是法不责众，还是全村上演拆违大戏？再则他的遭遇，跟蒋石林的案例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村官，但不同之处更加明显，所以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他的遭遇，可以当成法律上的范例，却不能成为实际中的解决之道。
从法律规定上来说，乡政府对村确实只有指导权。可是谈指导，就需要管理。没有管理，指导就是一纸空文。当村委会面对可执行可不执行的“指导”时，势必形成挑肥拣瘦，干活之前先“犒赏”的局面，这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已经在一些村上上演。所以现阶段谈村民自治，就如同要求老婆饼里必须有个老婆。完全从字面解释的做法，是律师的职业本能。他能帮助刘吉华打赢官司，却扭转不了刘吉华的命运，就是原因之一。刘吉华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走上告官的道路，是法治进步的表现。但因此就表示农村可以完全走上自治的道路，根本是揠苗助长，反而阻碍当前农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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