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完善的重要改革取向。2008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14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都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发出鼓励支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信号。各级政府、承包农户和社会有志之士积极响应，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农村土地成了一片投资“热土”。据统计，2009-2015年，全国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从1.5亿亩增加到4.4亿亩，增长了1.9倍，年均增速近20%。但是，虽然农业投资风起云涌，但很多农业创业者都以失败告终，历经大风大浪而不倒的新型经营主体少之又少。IT届“元老”网易，2010年前后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要养猪，但此后数年一直悄无声息，社会上不断有其养猪计划失败的传闻，直到2016年11月才正式开售“丁家猪”，今后能否赚钱还是未知数，网易老总丁磊甚至感慨“养猪比作IT更难”。为什么新型经营主体失败的概率居高不下，原因多种多样，但是缺乏理性，轻视市场的力量是众多失败者的一个共性。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是以公平为目的的“均田制”。在“人拉肩扛”时代，这种经营体制的变革释放了巨大红利，调动了农户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明显比人民公社时期提高。但是，随着农业科技与装备水平提高，家庭承包经营情况下的小农局限性日益显现。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资本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组成，生产资料（C）和劳动力（V）之间的价值量之比，就是资本有机构成（C：V）。资本有机构成是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在市场化条件下，科技的进步会推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即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可以支配更多数量的生产资料，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劳动力而言，就是随着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高，单个劳动力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因此，土地经营权流转，实现农地从“两权分置”到“三权分置”，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顺应科技进步趋势，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必然结果。
从小农经营发展到规模经营，是农业集约化的大势所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顾总结近年来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成功和失败案例，必须坚持，农业规模化是优化资源要素组合以达成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过程，但也同样必须坚持，市场是促成这一过程实现的关键机制，必须把市场基因牢牢植入规模农业发展，尤其要处理好四个问题。
一是“地从哪来”。规模经营往往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结果，但是土地如何流转？由于农村土地高度分散在农户手中，供需双方信息沟通不畅，所以迫切需要中介服务，但农业的“弱质性”很难给社会化的中介组织留下赢利空间，所以目前还只能由乡村组织发挥中介作用。但是近年来存在部分地方操之过急，把理应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演变为行政行为，一些乡村组织利用强大的行政动员力量搞“拉郎配”，导致一方面承包农户流转土地“被自愿”，另一方面新型经营主体因误判形势而盲目乐观，为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留下矛盾和问题隐患。因此，既然土地流转是一项经济行为，就应当遵循市场规则，让交易双方平等协商，在自愿和理性条件下达成共识。
二是“地谁来种”。随着国家支农政策的不断强化，以及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前几年众多的主体蜂拥至农业产业“掘金”，其中不乏网易、联想等工商“大佬”。据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2009年的一份调研，山西煤炭行业整合，近四成煤炭企业转向农业行业。很多人以为，农业门槛低，连“小农”都可以土地刨食，大资本的机会应该更多。他们绝没想到，农业处处有“陷阱”，作为农业创业者，不是有钱就可以任性，必须做好充足准备：一要懂农业。农业生产具有特殊规律，不能简单地套用工商管理经验。很多人只看到农业是投资“洼地”，充满“钱景”，根本没弄懂其中的“奥秘”，结果误入“歧”途，损失惨重，教训十分深刻。二要有实力。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高，市场波动剧烈，新型经营主体一定要有与经营规模相匹配的经济实力，确保日常经营和不时之需。三要有耐心。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过程，不确定性因素很多，而且农业规模经营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很难快进快出，在较短时间“全身而退”，必须静下心来准备打“持久战”。
三是“多大规模”。规模经营的目的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并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从而促进经营效益的提高。规模生产具有规模效应，从小农到大农，能够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经营效益提高。但是规模农业也有边际效应，在生产经营效益随生产规模同步提高达到拐点（边际效应最大）后，就开始逐步递减，所以规模“适度”至关重要。但是究竟多大规模算是“适度”，并没有一定之规，必须与人力、资金、技术等要素相匹配，匹配得好不好，要交由市场去检验。
四是“地租多少”。前些年因为农业投资热，也为了鼓励农民流转土地，土地租金被抬得较高，一些地方还约定三五年一涨，土地流转双方都有了地价只涨不跌的预期，这与农业高风险、农产品市场价格“上串下跳”构成强烈反差，土地租金越来越脱离市场“信号”。土地既是农户的财产，也是稀缺的生产资料，一味抬高租金，貌似保护了承包农户权利，但是给新型经营主体带来沉重的成本压力，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最终无异于“杀鸡取卵”，使承包农户利益受损。因此，规模农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市场化的土地租金定价机制，把市场信号如实反映到土地租金的变化中。
作者简介：杜海蓉，现任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