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先用辛勤的农业生产劳动，为我国光辉多采的文化，创造了丰富物质基础。这就证明，我们祖国人民，在农业生产方面，有着丰富的技术知识。过去，这些技术知识，为大众服务，已经有过优良成效；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地继承这分遣产，加以整理分析，去伪存具，去芜存菁，提高到理论上认识，发扬光大起来，肯定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祖国的农业遣产，有实物（如驯化了的动植物种类、上地利用设施、具……），有各种技术操作的口头传说，也有各种类型的农书。现就如何将几部大型古代农书加工整理，以达到古为今用的要求，谈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我们中国有些什么重要的古农书
一九五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农学书录。中，王毓瑚教授总桔了过去见于各种记载的农书，速现存及已佚，总共有376种。
就我所见到的实际材料说来，我国最早的农书，是《吕氏春秋》中《土容论》中《上农》，《辩土》《任地》《审时》四篇集体创作，一篇谈农本，三篇讨论农业生产技术措施重要性。虽不是一部专书，但已趣成为有结构体系的一个系列，而且是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在典籍中取得地位的首创。
真正的专著农书，则似乎应以前汉的《汜胜之书》（公元前一世纪）为最早。可惜这书早已散佚。汜胜之本人是实际管理过农业生产的，所以现在残存的《汜胜之书》，主要内容是生产技术的原理及实践，没有关于农本空头的论坛。可惜得很，这种形式的书，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
从后汉的崔寔《四民月令》起，历代出现了许多私人专著农书，都是由知识分子执笔写成。这些人，觉大多数都是属于于这个脱离生产的阶层，都必须直接剥削农业及手工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并且还经营商业，间接剥削，获得利润来稚持士的生活。他俩所以要谈农本，要注意农业生产技术，目的都是为了本身利益。可是他们到底还是把当时的农业生产理论与技术知识，记载了下来，留拾我们，不失为有用。
公元二世纪中叶的《四民月令》，代表农家月令这一个类型：按技术需要的轻重援急，将各个月必填进行的农业生产作业，作出合理安排。公元第六世纪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代表着农家知识大全这个类型：记载了农业及副业生产各方面当时已有的技术及理论知识。此外，由于国防上的需要，畜牧兽医方面，曾有过一些专业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都不收录的花卉庭园布置，早些时也曹有一些记录。
从先秦到后魏，所有整体乃至专业性农书，都以黄河流域的旱农——即禾麦为主，兼带蚕桑的生产经营——为对象。唐代有了另一种整体性农书——农家月令式《通书》，其中《丛辰》《祈礼》等唯心迷信材料，十分肿胀。代表这个类型的翰鄂《四时纂要》，仍是黄河流域的书。另外，江南出现了陆羽《茶经》陆龟蒙《耒耜经》这两种专业农书，兽医、花卉两个专业，继续有些发展。
北宋才有专论养蚕的专业《蚕书》；茶的专书，发展到与花卉、兽医两个专业同等甚至有些超过的地位。到南宋，更出现了以江南泽农——即水稻与蚕桑为主体——为对象的第一部专们地域性农书，陈翦《农书》。水稻从此才在农书中占有显著位置，蚕桑也愈来愈得到重视。与北宋隔江对峙的金皇朝统治地区，有过一些小型农书，记着蚕桑、麦作等北方农业项目。
元初的《农桑辑要》，是现存最早的整体性农业官书。稍迟的王桢《农书》，才将图画这个表达形式，正式引入农书范围内；对于各种农具，作了专门系统的叙述，也是首创。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农家月令类型书较好的一种。
明代农家月令式通书不少。以欣赏为主的颓废文人作品花卉专书，也有很多。最后，出现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以农家知识大全的形式，记载了农业生产各方面技术知识之外，还表现了最完备最高度的农本思想，企图要求用政治措施，从各方面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为大众生活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这是我国传统农书中最大的一部，也是私人著作的农书最后硕果。
清中叶的《授时通考》，是一部全国性整体官颁农书，也是传统大型农书中最后一部。此后，一直到十九世纪我国传统农书终结为止，只有小型私人著作，而且只有带地区性的才多少有些创作意味，以外便都以荀簡的抄袭杂撰为多，有不如无了。
在这些书中，带社会政治意味的农本观念，几乎是始终一贯地存在着。如果书出自私人之手，所体现的农本思想，大致是向统治者发出呼吁或表示一定程度的抗议。官书则多从“论尔士农人等，各安生业”的劝诱告诫恐吓出发，或者意在粉饰太平。
另一方面，从与自然作斗争所得纯粹技术知识，却很早已经让劳动者认识了天时与地利的重要性，认识了如何在适应天时地利条件中使用人力，以求能获得最高产量。由这种基本认识衍生的观点，在先秦哲学中已经很成熟。《吕氏春秋·士容》各篇，《汜胜之书》，尤其《齐民要术》，一直到《授时通考》，也都显明地贯串着天、地、人这三种因素相桔合的观点；《农桑辑要》《农桑通诀》《农政全书》，还特别强调顺天用地来人定胜天——在可能范围中用人力突破天时与地利的限制。
将这几种重要农书，和较早几种经典中的有关项目，总括作一个筒表后，这些内容的传承发展关系，也许可以更容易了解些（附表）。
二、关于这些农书的一些问题
较早各书的流传过程，对于后来农书的发展，也有些值得注意的影响。公私著作，最初都只能靠手写流传。北宋初（真宗天禧四年即公元一〇一六年）皇帝曾下合将《齐民要术》《四时纂要》两部书——也许同时还有《真宗授时要录》——由皇家图书馆（崇文院）刻印，倾赐给全国劝农使者，意思大概是让地方行政官凭这两部书来指导大众进行农业生产；但是附带地规定“与律令俱藏，众弗得习”。（和法律一样，作为秘密文件，大众不静学习）。实在愚蠢得奇怪，这个禁金，可能不久就松弛下来。到南宋初，原来的禁令显然法定地解除了，所以才有龙舒本《齐民要术》出观，让《齐民要术》有较多刻印本流传。但同时出现了另一种坏影响：结果，“市人辄抄 《要术》之浅近者，摹印相师，用才一二”（刻书商人，便从《齐民要术》中抄出一些浅近易懂的条文，刻印成书，作学习资料，只用到原书的十分之一、二）；即南宋初年，便已有杂乱撰集的刻本农书，在民间流传着。可见明代乱翻乱刻的农书颇多，拜不是忽然简出现的事。
书籍靠手抄流传的时期，曾经很长。就是有了刻印书籍的发明之后，最初刻印的数量和种类，也一定不会多，仍有些书得靠抄写。手抄时代，同一种的分数尤其有限。这样，就导出两种现象：一种是同一种而有限的几分抄本，先后全部失传，这部书也就从此归到了有目无书的佚书项下。另一种是各抄本之简，字句的差别错漏，幅度可能很大。几种不同的抄本刻成定本后，这些差别也就固定下来，于是就演成了板本的纷歧，常常给读者造成困惑。当然，已经刻印过的书，在复刻时，也会发生这类纠纷，不过一般还没有象手钞本那样可以每一个抄本都彼此不相同，所以问题不那么严重。这两种情形，农书都有着。例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载九种农书，八种都已成佚书。《齐民要术》的北宋刻本、明抄南宋本、明刻本、清刻本之间，纷歧不少。
佚书有时原本虽已丧失，却往往因为后来著作中的引用，零星地保存了一些片段。后代人可以搜集共他各书中引用的章节，比较拼凑，作部分乃至整个的复元。这种工作，称为辑佚。农书中现存最古的《汜胜之书》《四民月令》两种，就都靠斡佚获得了部分的复元。《四库全书，所收《农桑辑要》和王桢《农书》也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王桢《农书》至今还缺两篇。佚书能否辑出，由能否发现引用材料决定；辑出的辑佚书，是否合于原书性质，由所用材料书是否可靠决定。某些翻刻重印的伪造书，偶然可用作辑佚的材料来源，但是不可靠的居多。从《齐民要术》中辑出的《汜胜之书》，大家认为可信，是因为《齐民要术》体例瑾严可靠，可是也还不能十分肯定《齐民耍术》引文就完全没有毛病，何况《齐民要术》本身在流传中还有许多分歧！
各种抄本与刻本简字句的纷歧，如果只出现在正文中，可以由精细的校勘求得解决；有时即使不能解决，关系只存于个别小处，影响不大。如果书名或著者姓名中，出现了差别，牵涉可能就颇大。例如《四时纂要》这部书，大概金元之间的重刻本，由于某种原因，把书名改作《四时类要》。农桑辑要》中，引有不少条的《四时类要》，却没有《四时纂要》。这一件事情，导致了大家两个共同的猜疑。一唐代的《四时纂要》《农桑辑要》所引用的《四时类要》，都是佚书，。这两部佚书，都有颇为宝贵的农业生产知识记录。最近在日本发现了朝鲜刻本《四时纂要》后，才知道这两部书实际上同是一部。二《四时纂要》大部分有用材料，只是从《齐民要术》中摘录出来的；其余材料，科学、历史意义都很有限。三由此，明确了《农桑辑要》中引用各种书，时代次序非常谨严，所以它所引而现在暂未发现的另几部佚书，时代便都大致可以确定；因而如何去追寻这几部佚书，至少可以有些线索。四唐代还有《山居要术》这么一部颇重要的农书，《四时纂要》中保存有几条材料。
佚书的重新发现，在解决某一填农业知识的时代及传承上，往往具有决定意义。金代吴襸《种艺必用》，最近发现后，花卉园艺正式收入农书的起始年代，要推上一个世纪，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同一理由，宋、明到清初许多小型农书的科学价值与历史意义，我俩更不得不抱审慎的怀疑。
三、怎样运用这些农书
我俩祖先遗留了这许多种农书拾我们，自然是一分可宝贵的遣产。这些遣产要怎样运用才算合适？专家俩的看法，也许还有些未能完全一致。我看来，运用的过程，大概敲分作两段。第一段，先作一些服务性质的加工整理；第二段，就已经大致整理好的材料，作科学的分析，择取其中有用的，以实践验证后，改进提高，让它们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应有的效果，达到古为今用的最后目的。
第一段服务工作，是第二段的准备。
古代农书要先按整理古书的方法，结合农书专淡农业的特点，整理一遍。里面大概有以下几项要进行的工作：
首先是辨别其伪，去伪存真。自从刻书印书的事业发展之后，书籍数量增大了，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发生了伪造的严重问题。制造伪书的来源，本来在刻印书籍之前。大家知道，刘歆、王肃竿人，在前汉和三国时就已经开始制造伪书；但伪造的，都是经部书，对农书影响不大。到晋和南北朝，史部（如《越绝书》《吴越春秋》……）、子部（如《神农本草》《陶朱公书》…）也出现了伪书，因此贾思勰有时还不免受骗。到刻印发达的朱代，特别是明代，作伪的风气，愈来愈恶劣，农书中出现了仿制品，这就增加了不少麻烦，有时可以引起颇大的误会。例如《种树书》嫁名于唐郭崇眺之类，可以蒙混陈梦雷，使他在榻制《古今图书集》时，将这部明初书排在唐代；后来人再据《图书集成》转引，便酿成时代失实的错误。《图书集成·食货典》第32卷，农桑部总论一，还引有一部农书，共分种植、牧牛、桑三部分，次序在（南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后，（元王桢）《农桑通诀》之前，似乎应是南宋末叶的一部书。南宋陈旉《农书》也正是这三个主题，不过内容文字完全不同。猜想中，陈梦雷或许也会怀疑过这书与陈旉《农书》相似，但检查内容，却不是陈旉书，所以就排在南宋末，大概该算是南宋末年，某人依陈旉原书改作的吧？可是检查一下，这部《农书》，却是将王桢《农书》中有关的几篇，拼奏而成，仅仅头上掐掉了几句，乍看时，不容易发砚出自王桢之手。很可能这只是明季书坊中人伪造，假托为南宋的一部书，陈梦雷稍微疏忽一点，就上当了。又如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耍》，曹以《养民月宜》《农桑撮耍》乃至于《农案机要》等名称，在许多书目中出现，也是书坊改头换面刻印伪书所造成的纠纷。
辑佚书中所辑材料，真伪问题也该考虑。清中叶以后，辑佚之风，逐渐兴盛，搜集了静多遣佚书的零篇断节，是一件大好事。但初期的辑佚者，往往以多为胜；选择来源时，有时不够审慎，因而有误辑他书及误信伪材料的情形。象已佚的《汜胜之书》，清代共有三个辑本，各有一些毛病。其中马国翰所辑，收有一条从《太平御觉》得到的引文：“吴王滇开茱萸沟……”其实这条出自阮胜之《南竞州》记，内容是历史地理，与农业根本无关。又象崔寔《四民月令》，从清代到一九二四年，共有三种辑佚本，三种都有将《齐民要术》的章节作为崔寔著作的地方。这些情形，不见得是存心作伪；但至少时代紊乱了，他人再引用时，就会引起时代错误的弊病。
就是已经确认为完全原本的书，也很难保证绝无后人有意或无心搀的材料。《齐民要术》前面，有一篇《杂说》，很显明地是后人所作，文体、内容，都与贾思勰沾不上。《齐民要术》所引《汜胜之书》，可以看出显然有后人搀入的（如“区种瓠”法，“区种法”和“种子处理”中某几段）痕迹。处理真伪问题时，我们应当以实事求是为标准，把材料的时代与地区，分析确定，归还它们应占的地位。达样，就可以估定它们的史料价值与科学意义，而不是一概抹杀。例如《图书集成·食货典》（第28卷农桑部）引有一种《崔寔农颜》《集成》还在题名头上加一个汉字），很容易看出完全是伪书。如果逐条清理分析，可以看出：其中有《汜胜之书》中的“子欲富，黄金复”，应当归到公元前一世纪，关中地区。“贷我东墙，偿我白粱”，见《齐民要术》所引《河西语》，是河西一带的话，时间可能在三国前后；“麻黄种麦，麦黄种麻”等七条，见于《齐民要术》正文部分；“鉏头三寸泽”，见于《齐民要术》前搀入的《杂说》；其余十二条气象占候，大半见于江南占候书《田家五行》。所引《齐民要术》自序中“智如禹汤，不如常更”的“更”字写成“耕”，是明代翻刻本中《齐民要术》出现的问题，则这部伪书的作伪时代，可以大致推定。但这些材料，却都另有真实来源；按书按时代一一归队后，仍各有其应有的价值。只是“崔寔”两字，必须扬弃而已。又象上面所说那一部《农书》，知道它全部出自《农桑通诀》，尽可作为《农桑通诀》中种植、桑、牛三项材料的汇抄看待，不一定就得报废。
其次是核对来源。这些农书，后出的常引用或因袭前代各书材料。如果对全部内容，来一次逐条审核，找出来踪去处，确定它们真正第一手来源的正确时代，便可以确定它们的史料价值和科学意义，以后作者引用时，就不至犯时代的错筷。较早的《齐民要术》《农桑辑要》两部农书，在引用材料上，态度极严肃，不轻易删改原文之外，每句都注明来历。所以处理这两部书的文献来源时，此较容易，但也不是绝无问题。《四时纂要》和王桢《农书》，引用古籍时，不但有删改，来源也常有误记。这种情况，发展之后，就渐渐走上不负任任的辗转抄袭，甚至杜撰伪托。明中叶到清初，风气最不好；速向来治学态度谨严的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引用的文献，也有不少处成问题。我们推想，只要就几部篇幅较大、材料较多的农书，作一次比较彻底的把梳，大家通力合作，将至多大的也不过七、八千条文献，查明来源，肯定时代，编成一套完整些的档案；先作草稿，再经过一段时期的精细修补订正。这一套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中心查料档案建立后，其他小型农书所含原始查料，数量不多的，也就不难解决。
其次是字句的校勘。伪、脱、倒、结，各种古籍都有。清中叶朴学家们，在经史及共他子书方面，作了不少考证。一般都不大涉及农书。考校农书，无论如何总得涉及实际生产劳动与自然科学知识，不能全凭纸面上的工夫。这一点，对过去朴学家们说来，不能不说多少是一个困难。因此，目前古农书的初步整理，便几乎都得从头作起。这是一种困难，但也有好处。困难是荆棘满途，好处是没有什么对后人会发生蒙蔽作用的先人之见作障碍。考据不是很容易的工作；但已有前人的经验引路，也决不是绝对神秘的东西。只要下定决心，下些苦工，还是可以学习得到的。
我们为了交待得清楚些，把初步整理的辨伪探源与校勘分开来说。事实上这三方面是一个整体，彼此相互辅助，相互促成。校勘中，会辨清其伪，找出来源，查第一手来源，也是辨明其伪的一种方法；辨伪和探源，又往往要以校勘为线索。
整理的第二步，断句、标点、分段分节，看上去似乎容易，实际上却井不简单。稍微疏忽一些，就可能出毛病。例如所有明清抄本刻本乃至最近排印本的《农政全书》，第一卷开首第一句“神农氏曰‘炎帝’，以‘火’名官”。都在“曰”字下断句；似乎是“神农氏说的，炎帝以火为官名。”其实，炎帝就是神农氏；过去相传，神农氏的政府，官职名称中，一律有一个“火”字。这句，就应在“帝”字断句。标点、断句、分段分节，是为一般读者带路所必须做的事情；工作者主观成分的影响很大。我俩要求慎重一些！
第三步，可能该就某些宇句作些注释。原则上，这是稚也不会反对的，但是实际执行时，哪些该注释？释到什么程度？某些语汇、典故以及“考簸名物”等问题，工作者主现的决定，是否适合读者的需要，就到处有问题。
近几年中，有不少读者提出了要求，希望将这些古典农书，用语体文译出。这种整理方式，因为井不是由非汉字作品翻译成汉字，我们觉得称为今释比较合理。今释工作，我个人曾作过一些努力。今释对专家们虽未必有用，对一般读者说来，应当说是必需的。可是这些书的原有篇幅已经不小，由于近体文造句法用字较多，今释的字数大概至少也要此原文多出三成，原文和今释合并起来分量更大，印刷上需要考虑。另一方面迟出的几种农书，因袭旧有材料不少；在几部今释中，将会出现许多重复章节；作成选读，可以得到部分解决，但不能完全避免。最理想的办法，是就上面所提中心查料档案，作出单行的今释，分别印刷发行，不过不能适应当前迫切的需耍。究竟怎样作比较合适，还得依靠集中分析大众的意见，才可作出决定。
古代农书初步在纸面上的服务，作到这样大概已握算完成了。剩下还有一件可以考虑的，是辨别哪些材料有科学根据？哪些是唯心的迷信？农书中《祈报》《祈禁》《丛辰》的材料，肯定毫无实际根据，容易区别。有关气象的占候，哪些是根据实际经验，哪些是错误的推测，有时就很难作结论嫁接方面，我们见到有不少离奇的组合与效果。施肥方式与材料，有些不能不说是奇谈。某些品种的性状和栽培方法，可能接近神话或带戏剧性。某些植物来源的传说，常有许多紊乱。诸如此类的问题，往往超出日常经验或常识所能信赖的限度。如果服务对象是专家时，这些问题不必多考虑；如果要为一般读者服务，是否该作些提示？颇有不好作决定的时候。
整理工作完成后，第二阶段，去芜存菁，加以科学验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便要从科学原理上来进一步考验这些书的内容，哪些正确有用？哪些还待提高改进？这都属于各专业实验研究的范围；工作地点，应当在田野和实验室内，不再是书本上的事。而且，无疑的，实验研究可以促使整理工作迅速地提高。我们热烈地希望，有修养的学者专家们，大家来动手。
参考文献：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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