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人们忘不了邪潮的嚣张猖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逐渐被人们淡忘，似乎邪教已远离我们身边。然而，随着山东招远血案的发生，又一个罪恶滔天的邪教——全能神，以狰狞的面目，出现在我们身边。这时，民众才蓦然发现，原来邪教并没有完全消逝，反而在我们周边埋芽生根，并且不断壮大。
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出现了各种名目的邪教组织。例如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新约教会、门徒会、灵灵教、呼喊派、全范围教会、三班仆人教、东方闪电、华南教会等等。其影响所及达到了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其中尤以农村为甚。
农村，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民风淳朴，邻里和谐。它承载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不可多得的回忆和不可替代的责任。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大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农村已成为一方难能可贵的自然和谐的净土了。
然而，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基层政权控制能力的疲软、文化娱乐生活的匮乏、价值信仰的失范等等，给了邪教可乘之机。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多神信仰民俗，为异端邪说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无形之中，农村的这一方“净土”正慢慢沦陷为邪教滋生的“温床”。在“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活动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广大党员干部，应该高度重视起来，打一场农村反邪教的“漂亮仗”。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或者是言过其实。其实，不然。一份调查显示，加入邪教的成员以农村人口居多。以主神教为例，在调查中，所了解的38名头目中属于农村户口的就有34名，占89.4%，其成员当中农村人口达到了92%以上。
邪教在农村滋生蔓延，就像一个个毒瘤，极大影响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危害着农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给农村的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隐患。邪教鼓吹“信教能治百病”，“有病不用治”，或用所谓的“神术”治病，结果导致一些农民伤残、精神失常，甚至枉送了性命。邪教宣扬吃“赐福粮”、“生命粮”，忽悠农民不搞农事生产，或者让农民群众整天“信教”、“传教”，没有时间也无心从事农业生产，导致农事荒废，生活陷入困境。邪教还丧尽天良地煽动“信教可进入天国”，骗取不少农民加入邪教后，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由此看来，邪教十恶不赦，不铲除不足以平民心。我们一定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治理邪教，还农村一片朗朗乾坤。对邪教的治理，我们既要加强打击，更要标本兼治，在严厉打击的同时，要从根源上消灭邪教产生蔓延的条件。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不给邪教生存的机会，这样，真理必然战胜谬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
我们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和制度建设。邪教之所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有恃无恐、泛滥成灾，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邪教以宗教或其他名义混淆视听，使执法机关的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邪教是钻了法律的空子。为此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有法可依”，才能有效地防范与打击邪教。
我们要正确引导群众，区分邪教与宗教的界限。为满足部分群众信教的需求，也为了充分体现自由、平等的原则，我国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邪教往往把自己装扮成宗教，以宗教的名义欺骗、蒙蔽广大群众。受宗教知识所限，许多人特别是相对闭塞的农村居民，对邪教和宗教的界限不是很明了，往往把邪教作为宗教加以信仰。我们要广泛宣传宗教与邪教的区别，提高人们辨别合法宗教与非法宗教的能力。
我们要建设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斗争机制，实行“人民战争”，并发挥其反邪防邪的“桥头堡”作用。邪教的产生、发展蔓延或死灰复燃，基层组织可能也应该最先发现和掌握，第一时间进行打击，发动“人民战争”，就会让邪教无藏身之地。
我们要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通过一个个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有部分农民加入邪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因此，只有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农民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消除广大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才能真正根除邪教在农村发展蔓延的物质基础。
我们还要在广大农村构建反邪教的农村先进文化，实现文化教育转化功能。要让农民在接受先进文化教育中得到实惠，提升觉悟，自觉远离邪教。农民接受先进文化教育，可促使农民学到知识，提高劳动生产能力，提高收入，促进农民转变观念，净化文化环境。从而移风易俗，创造一个崭新的现代农村新面貌，使农民自觉远离邪教。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责任到位，把农村文化教育落到实处。在进行农村先进文化建设时，要丰富农村文化教育内容，创新农村文化教育形式，如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充分利用电视的远程教育功能，开展法制、道德、公民素质、文明生活习惯等教育，将农村先进文化建设潜移默化地渗透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农民精神生活富足了，文化素养提升了，邪教自然不驱自散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邵阳新闻在线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