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在诠释农户概念、农户理论三大学派的基础上,对农户理论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进行了综述, 对农户行为的理性化与非理性化之争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中国目前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既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考察和描绘的小农社会,也不同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及以前的小农社会,进而提出了中国农户理论研究应充分考虑的几个问题:农户经济行为的差异性、农户家庭成员行为决策的多元性、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变异。
【关键词】农户理论；农户模型；进展与述评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学者们开始把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以及经济社会转型理论应用到经济理论教学与研究中,并用于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研究视角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领域拓展到人的行为研究的微观领域。其中农户行为研究就是从微观农户的角度解释和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思路。关于农户行为理论,国内学者们在关注和介绍西方农户行为理论的同时,也针对中国不同时空的农村社会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 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面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必要从农村微观视角深化农户问题研究。因此,本文拟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农户行为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综述,并讨论农户行为问题的研究思路。
一、有关农户概念的讨论
农户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基本的集经济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单位和组织, 是农民生产、生活、交往的基本组织单元。它是以姻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组织,农民与社会、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的系都是以户为单位进行。从目前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农户的研究成果看,对农户的理解有以下几种观点:(1)农户指的就是农民家庭(韩明谟,2001)。(2)农户就是家庭农场。俄国的A•V•恰亚诺夫(1986)在关于小农经济的论述中指出,小农家庭农场在两个主要方面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它依靠自身劳动力而不是雇用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消费而不是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这里的小农家庭农场实质上就是农户。黄宗智(1986)也将中国解放前的小农户称作家庭农场。(3)农户是社会经济组织单位。农户指的是“生活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并且家庭拥有剩余控制权的、经济生活和家庭关系紧密结合的多功能的社会组织单位”(卜范达等,2003)。可见,农户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农户是从事农业为主的户;农户是居住在农村的户;农户是自给性很高的户;农户具有生产和消费的两重性质;农户是农村最基本的微观基础;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户往往是政治经济地位相对低下的户。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户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农户不再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家庭,他们在职业和居住地选择上有更大的自主权,一部分农户已经从过去的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纯农户转变成从事农业为主兼非农产业或从事非农业为主兼农业的兼业户,有的甚至成为完全不从事农业的非农户。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农户参与农村基层选举和农村事务决策甚至国家宏观层面的决策,国家农村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尊重农户的意愿,保留农村户籍居住在城镇的非农职业农户也分享部分城市文明成果。
二、农户理论三大学派的诠释
(一)组织与生产学派
该学派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其杰出代表人物是俄国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A.V.Chayanov),代表作为《农民经济组织》。该学派的研究视角侧重于农业经济结构和家庭农场生产组织等问题的分析,其理论基础一是边际主义的劳动—消费均衡论,二是“生物学规律”的家庭周期说。恰亚诺夫(1996)经过长达30年的农户跟踪调查资料(调查对象主要是1930年集体化前的俄国村社农民)后得出:小农的生产目的以满足家庭消费为主, 等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追求生产的最低风险而非利益最大化,当家庭需要得以满足后就缺乏增加生产投入的动力,因而小农经济是保守的、落后的、非理性的低效率的。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的最优化选择就取决于自身的消费满足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均衡, 而不是成本收益间的比较。相比之下,一个资本主义农场在边际收益低于市场工资时就会停止劳动力的投入;而对于小农农场来说,只要家庭消费(或生存)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就依然会投入劳动力,不论此时的边际收益是否已经低于市场工资。并且认为小农经济的发展方式具有特殊性,它既非集体化也非市场化,而是小型合作化。30年后,K.波兰尼(Polanyi,1957)等从另一视角做出了回应。他禀承恰亚诺夫,从小农问题的哲学层面和制度维度来分析小农行为,相比恰氏更加尖锐和深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植根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而研究这种经济就需要能把经济过程作为社会的“制度过程”来看待的特殊方法和框架。又过了20年,美国经济学家J.斯科特(Scott,1976)通过细致的案例考察进一步阐释和扩展了上述逻辑,并明确提出著名的“道义经济”命题。在斯科特看来,小农经济坚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此学派特点是强调坚守小农的生存逻辑,亦称“生存小农”学派。此外,有些学者将“风险厌恶理论”中“风险”与“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理论”运用到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中。例如,利普顿在其名著《小农合理理论》(1968)中指出风险厌恶是贫穷的小农的生存需要, 他们的经济行为遵循“生存法则”。
(二)理性小农学派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T.W.舒尔茨(Schultz,1964),其代表作为《改造传统农业》。该学派是从分析传统农业的特征入手研究小农行为的。舒尔茨沿用西方形式主义经济学关于对人的假设,认为小农像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都是“经济人”,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S.波普金(Popkin)在其《理性的小农》(1979)中提出中心假设——农户是理性的个人或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者,并指明“我所指的理性意味着,个人根据他们的偏好和价值观评估他们选择的后果,然后做出他认为能够最大化他的期望效用的选择,由于以上两者的观点接近,学术界将其概括为“舒尔茨—波普金命题”。该学派的特点是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按照这一命题,可以想象到的是,只要外部条件具备了, 农户就会自觉出现“进取精神”,并合理使用和有效配置他们掌握的资源, 追求利润最大化。该学派的主要论点是:在传统农业时期,农户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投资收益率很少有明显的不平衡。在这样一种经济组织中,农户的行为完全是有理性的。传统农业增长的停止,不是来自农户进取心的缺乏、努力不够以及自由和竞争不足的市场经济, 而是来自传统边际投入下的收益递减。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利润在现有价格水平上的获得,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应选择削弱农户生产组织功能和自由市场体系,而应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的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
(三)历史学派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黄宗智,他于1985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小农命题——“拐杖逻辑”,即中国小农家庭的收入是农业家庭收入加非农佣工收入,后者是前者的拐杖。其核心是对小农经济的半无产化的定义和刻画,由于过密化(源自农户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因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不会产生大量原本可从小农家庭农场分离出来的“无产—雇佣”阶层),多余的劳动力无法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阶层,他们依然会继续附着在小农经济之上,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黄宗智称这种现象为“半无产化”。他的小农命题形成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成熟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0)。他在对中国20世纪30—70年代的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要分析小农动机与行为,必须将企业行为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结合起来,前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后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他认为中国的农民既不完全是恰亚诺夫式的生计生产者,也不是舒尔茨意义上的利润最大追逐者。他在分析了解放前中国几个世纪的农业发展后提出了中国农业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和“过密型的商品化”概念,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就是一种反过密化的过程。史清华在1999年的论著综述中,基于黄宗智的总结,对农户研究的学派又做了进一步总结,提出了历史学派这一学说, 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三、农户模型研究的发展
农户模型是将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有机联系到一起的一种微观经济模型,它用于描述农户内部各种关系。农户模型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A•V•恰亚诺夫的小农模型, 20世纪60年代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农户行为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外许多学者把农户模型广泛应用于分析农户行为在社会、经济、市场、政策等因素变化下的不同反应, 其应用范围不断由微观层次向宏观层次拓展。
(一)贝克尔经典模型
贝克尔(GaryBacher,1965)在恰亚诺夫的小农模型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新农户经济学模型。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条件是: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农户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贝克尔模型探讨了农户的生产决策、消费决策、劳动力供给决策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理论核心是,把家庭成员的所有时间单元的价值——不论用于家务、工资性工作或休闲等——都根据市场工资给以机会成本式的估价,家庭再根据成本最小原则组织生产决策,根据效用最大原则制定消费计划,也即通过对家庭时间、购买性商品(X-goods)与生计性消费品(Z-goods)的组合消费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
(二)Barnum＆Squire的农场户模型
该模型(Barnum＆Squire,1979)是既包括生产者又包括消费者的完整的农户模型, 在农户模型中加入Z商品(农户生产的消费品),并修改了恰亚诺夫的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假定。Sing, Squire＆ Strauss(1986)采用完整的农户模型来对农户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即在农户模型中包括了利润(禀赋)效应(Profit Effects),他们比较了不考虑利润效应条件下估计得出的农产品、非农产品和劳动力对价格和工资率的弹性,进一步发展了该模型。
(三)农户模型进一步扩展
Pit＆Rosenzweig(1985)在农户模型分析中引入价格、健康和农户利润关系函数———健康生产函数。此外,Lopez(1986)、Taylor(1987)、FafchampsandSadoulet(1991)等都对农户模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AtanaSahaetal(1994)研究了农户采纳新技术与农户户主教育程度的关系。AndrewDorward(2006)研究了非均衡市场粮食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变化引起贫穷地区不同农户反映差异的模型。
(四)计划行为理论应用
于农户行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Gasson(1973)推动了农户和农民非经济目标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他将农民行为决策中的目标、价值和农民非经济因素进行了分类,并把它们作为理性模型的一个补充部分。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心理学中的理性行动理论(TRA)(FishbeinandAjzen,1975)发展了该理论,第一次证明了行为与态度之间的联系。之后,AjzenandFishbein(1991)又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改,使理论进一步完善为计划行为理论(TPB)。
(五)合作博弈模型的应用
在梅纳德•斯密和普赖斯(1973)引进“进化稳定策略”概念以后,进化博弈论日益受到重视并获得了迅速发展(谢识予,2001)。进化博弈论是解决“完全理性”前提假设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其前提假设为现实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是指博弈方往往不会采用完全理性条件下的最优策略, 博弈方之间往往经过多次学习和模仿才能达到策略均衡。农户在面临着多元的行为选择时,多数情况下农户的理性思考能力和行为选择策略蜕变为模仿行为或从众行为(柯水发, 2001)。
四、农户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中国农户理论研究起步不晚,费孝通先生1947年就以“乡土中国”来标识农村的性质:“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85)。林毅夫(1988)、秦晖和苏文(1996)、郑杭生(1996)、曹幸穗(1996)、陈春生(1996)等学者均对近现代中国农户的行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有见解的观点,在此不一一介绍。但郑风田、徐勇、邓大才等提出的小农假说,笔者认为研究视角独特,愿作一介绍。
1.小农经济的制度理性假说。郑风田(2000)研究了“道义小农”“理性小农”的缺陷, 吸收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小农经济的制度理性假说,认为不同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有异质性,完全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是家庭效用最高;在完全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下,小农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是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而在半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小农既为家庭生产又为社会生产,此时的农民理性行为具有双重性, 不同制度变迁的结果使小农的理性行为也发生变化。
2.社会化小农的假说。徐勇、邓大才(2006)从当今中国农村处于一个社会化程度高、土地均等化、税费全免等制度安排下的现实出发,提出了农户行为理论假说。认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按照人口均分土地,农户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二是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渗透到了农户生产、生活、交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小农约束条件由生存约束转为货币约束,小农经济伦理由“生存”伦理转为“货币”伦理,小农目标由生存、效用最大化转为货币收入最大化。传统经典小农理论对此变化无能为力,因为它们假定小农生存问题没有解决,假定社会化、市场化水平较低。对此,需要提出新的分析框架解释假定条件变化后的小农行为及其动机。认为判断小农动机与行为要因“户”、因“地”、因“时”、因“需求层次”、因“发展阶段”确定,并据此抽象出一个时期大部分小农的行为与动机。
(二)农户模型研究得到广泛开展
中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运用行为模型对农户行为进行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卢迈、戴小金(1987)通过农户经济行为分析,认为农户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其决策目标具有收入增长和收入稳定的两重性。宋洪远(1994)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研究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变化,认为未来中国农户行为目标应该是追求收入最大化, 而目标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户的决策选择与实施过程。AlbertPark和任常青(1995)建立了一个在面临价格风险和生产风险的条件下既生产又消费的农户生产决策模型。张林秀(1996)对农户模型的基本经济含义和应用价值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张广胜(1991)也给出了利用农户模型分析农户行为的框架。李岳云、蓝海涛、方晓军(1999)对不同经营农户行为进行了研究, 认为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存在着商品粮生产效率的损失。胡豹、卫新、王美青(2005)对农业结构调整意愿进行了分析,认为从事非农活动的收入、时间和工作性质是影响当地农户进行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且非农收入越高、有一技之长和一定非农工作经历的人越愿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史清华、黄祖辉(2001)研究农户经营行为时发现农户经济运行中呈现非农化趋势。蒋乃华(2002)、卫龙宝(2003)等对城镇化过程中农户进城意愿进行了研究,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户进城的意愿取决于非农收入。此外, 钱文荣(2002)、钱忠好(2003)等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进行了研究。孔祥智(2004)等对农户采用技术行为进行了研究。张兵、周彬(2006)等对欠发达地区农户科技投入的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傅晨等(2000)对贫困农户行为进行了研究,构建了一个贫困农户行为模型,认为在扶贫过程中,贫困农户的“败德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王孝莹等(2006)、钱崔江(2006)等对农户参与合作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刘克春(2006)通过应用计划行为理论,以江西为例,建立实证模型,揭示了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形成机制。李强、张林秀(2007)以中国加入WTO后对农户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影响分析为例构建了一个局部均衡模型。
(三)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受到高度重视
高晓红(2000)在研究二元结构转换与体制转型中的农户粮食种植行为中认为粮食产量仅成为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诸多决策变量中的一个,服从和服务于家庭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安排。曹轶英(2001)利用农户模型对农户的微观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农户粮食净销售量的测定,确定影响农户行为的主要因素,同时通过农户的微观行为方程推断了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生产影响的作用机制。王德文、黄季焜(2001)研究了双轨制度下中国农户粮食供给反应,认为定购数量和定购价格对粮食产出产生显著影响。史清华、卓建伟(2004)以江浙沪3省市26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为例,对农户家庭的粮作经营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在粮作经营上呈现一种萎缩趋势。并在另一文(史清华等,2005)通过对全国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的粮作经营分析,发现发生在2003年夏秋之际的粮价上涨风波是一种正常的价格反映,对于缓解当时农户粮作经营要素利用效率的持续恶化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同时提出在农民市场化进程中, 越来越多的农民的粮食供给问题将由自己解决转向市场供给,保障粮食市场的充足供给是未来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陈凤波、丁士军(2006)以江汉平原的稻农水稻种植为例,研究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与种植模式变迁的关系,揭示了非农活动的增加而引起劳动力的不足是导致双季稻改单季的主要原因。陆建康、吕美晔、周曙东(2006)研究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支持与保护政策实施对农户的影响,认为政策措施实施最终会影响种粮成本和相关收益, 进而导致农户种粮行为的变化。董全海(2002)认为中国现阶段农户的粮食生产供给行为是追求净收入最大化。张海阳、宋洪远(2005)等人研究农户种粮行为政策需求关系时,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个案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农民在进行粮食生产决策时,劳动投入、资金投入、利润回报一般是最先考虑的因素。不过, 传统观念、耕作习惯、处理信息的成本等因素导致的近似理性行为也对农户生产决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史清华、程名望、徐翠萍(2007)以湖北、山西、云南3省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持续数年田野调查和固定观察,综合分析了样本家庭对新粮食政策和新税收政策的反应,发现农业新政策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贡献相当有限,政策变革的效应仅是“引子”效应。张建杰(2007)基于河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对惠农政策背景下粮食主产区农户粮食经营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现行粮食政策对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的制度激励效应有限。
五、讨论
(一)经典学派农户行为的理性化与非理性化之争
有学者认为,经典学派农户行为的理性化与非理性化之争实际上是反映了农户两种不同形式的“理性”之争(宋圭武,2002)。然而,笔者认为,不论在中国还是国外, 也不论是传统农业社会还是现代工业社会,就农户而言,其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农户的理性行为与生俱来。所谓的非理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相对于行为目标而言,可能不被普适规则所理解,而以此标准判断行为目标理性与否似乎并不合理,因为行为目标是对个体而言的,个人选择的“收益收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因人而异。二是从约束条件而言,所谓非理性或者是研究者未能认识到行为者所面临的全部约束条件, 或者是研究者和行为者对约束条件的认识不同而已。三是农户的行为选择与企业的经济行为的依据是不同的,前者受“生产伦理”的支配,其行为选择表现为非理性和道义取向,后者则是理性支配下的收益最大化行为。四是农户的行为选择还受政治信仰、文化传统、主观规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与农户的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成员结构有关。
(二)三大学派对于当今中国农户问题研究虽有借鉴意义,但有历史局限性
三大学派对于开展中国当今农户行为研究仍具有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但也有历史局限性,这是因为:恰亚诺夫学派的形成在20世纪20—30年代,主要以俄国革命以前的小农为研究对象。舒尔茨小农学派形成在20世纪60—70年代,虽然其检验的依据是印度尼西亚、印度等东南亚的小农案例,但是他采取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先验性地确定了小农是理性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他的理论不仅不能解释市场化、商品化以前的小农行为,也无法解释非完全竞争、非完全社会化条件下小农的行为。黄宗智小农理论总体上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前,主要通过研究建国以前的小农建构自己的理论。虽然涉及了改革开放后的一些年份,但只延伸到1985年(徐勇等,2005)。中国仍然有近2.5亿农户。从经营规模看,中国的农民仍然以小规模的家庭进行经营和生活, 本质上仍然属于小农。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农产品市场化改革,以及新世纪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进入了农业无税时代,这些改革表明目前中国社会进入转型加速期,社会转型不仅表现在“从再分配到市场”的市场化过程,而且也表现在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国目前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既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考察和描绘的小农社会,也不同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及以前的小农社会。因此,研究中国现阶段的农户行为应有独特的研究思路。
(三)我国农户理论研究应充分考虑的几个问题
1.农户经济行为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户的自主性、创造性得以充分释放,农户的生存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户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以满足以及农户义利观的变化,在这两大条件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户经济行为总体上呈现出由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的趋势,但内部的非均衡性也是无法忽视的。由于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对于不同地区的农户来说其经济行为特征有所差异,一般来说,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户的经济理性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户其经济行为更多的呈现维持生计特征;即便是在同一地区,不同生活状况的农户其行为表现也会有所不同, 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其经济行为更有可能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而尚有部分农户仍然处在绝对贫困之中,其经济行为更多的体现出“生存伦理”特性。因此, 中国的农户行为研究应充分考虑中国农户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
2.农户家庭成员行为决策的多元性。由于中国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小,家庭经营收入难以持续增长,农户的务工收入是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源,且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差异,父母与子女在对待风险的态度、行为目标及其对事物的认知等方面都有差异,引起了生产决策、消费决策和劳动力投入决策也呈多样化趋势。一般而言,年长的父母更多的是关心家庭的经济收入,关注农业生产的收益;成年的子女尤其是80后的子女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但受学校教育的程度高,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具有更多的城市化冲动。农户家庭的父母更关心农业生产投入、日常生活消费,习惯于农活的劳作;而子女更多的是关心未来的发展、文化教育的消费,对农业生产缺少兴趣。因此, 笔者认为建立一个包括生产、消费、劳动投入的完整的农户决策模型时应充分考虑农户家庭成员决策行为的差异性。
3.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研究有待于加强。粮食是事关政局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性、战略性产品, 农户粮食经营行为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社会行为。2003年我国粮食供需失衡,粮价上涨过猛,粮食安全再度引起全社会关注。中央高度重视粮食生产,2004年开始农业税由分步免除迅速转向全面取消, 并逐年加大了农业补贴力度。但2006年秋季开始,粮价再度持续上涨, 并带动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 全面通胀压力加大。按经济学原理,粮食是一种需求弹性较小的商品, 粮食连续四年增产, 总产2007年达到5亿吨,比2003年的4.3亿吨增长16%, 理论上不可能引起粮价过猛上涨。由于中国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都与市场对接, 农户的粮食生产不再以满足家庭消费为主,农户口粮也可以通过市场获得, 农户粮食生产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都应按市场规则配置,农户粮作经营行为更多的表现为社会行为。因此,虽有上述所提的史清华、张广胜、张建杰等学者基于田野调查和固定观察的农户数据研究,但仍然需要从农户家庭的经济行为、决策行为、社会行为等方面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角度不断深化研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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