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化的脚步是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接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但是城市化亦如怪兽一样，吞噬着悠久往昔的温情印记。光鲜与丑陋、便利与拥堵，总是在城市中交替上演，在互联网时代，不断变脸的城市化会走向何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愁记忆又将魂归何处？光怪陆离不断变化的城市，是否也让你感到困惑？如何去理解新都市问题下的城市与人？如何让城市的生活与发展更符合人的需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城市规划专家、亚洲规划学院学会会长(APSA)夏铸九教授的独到见解。
乡愁经济：
夏老师，改革开放到今天进入深水区，城市化进程面临着新拐点，这个时期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与“记得住的乡愁”作为关键词。请您谈谈，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看，“记得住乡愁”有什么样的特殊涵义？
夏铸九：
关于地方治理，它其实面对的是新都市问题的挑战，与过去碰到的老都市问题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要往根源推一下，把它的根源找出来，我们讨论地方治理才会更清晰。
新都市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当前已经处身在一个信息经济与网络社会所构成的“新空间形式”之中了，这是网络都市化所造成的都市化升级，一方面形成规模超大的“都会区域”，另一方面又被社会学者指出来是“没有市民的城市”。
信息经济与网络社会的新空间形式，它的关键在于背后的力量，而不是表面的大。这个背后力量的结构是节点与网络。它的阳光面的重中之重叫做“创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下，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氛围，它不是实质的空间，是一种气氛，也就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文化。
阴暗面则是排除与脱落，在空间上有些地方是空间隔离，在社会上是片断化、两极化的表现。区域和社会与网络化信息经济的关系，就像开关一样，接通或切断就发生在刹那之间。有些区域根本就无关，就断线了；有一些人用过就被抛弃，有一些人根本就被当作是没有用的，所以叫做社会排除。这与我们过去所说的贫富问题有所不同。为什么有些人成为金融大肥猫，玩弄金融游戏？可有些人贫无立锥，连活下去都很困难？这种贫富的两极分化其实是社会编入与社会排除，有些人是根本就被放弃了。
乡愁经济：
“编入／排除”成为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关键词，这意味着，地方发展不仅必须积极纳入全球化经济网络，还得力争位于网络中的节点地位。这对地方治理会产生什么挑战？
夏铸九：
正因为社会编入／排除，我们看到普遍的问题是都市服务在集体消费上的缺失。
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些东西不是靠个体消费能够解决的，譬如住宅、公园、绿地、阳光、空气、水，这些不能仅通过个体消费解决，但又是人生活的基本需要，所以一旦都市消费普遍不足，政府没有提供，市场也没有能力来解决，人们就只能自求多福，那么都市非正式部门就无所不在。举例来说，地下城市、都市蚁族，就是都市非正式部门的一个很特殊的表现。我不愿用合法／非法来描述集体消费不足的问题，用这个字眼就好像我是站在城管的取缔角度，问题远比这个复杂。
都市消费不足还表现在交通拥堵，更不必说作为首都的北京的首堵了。公共运输、大众运输没能跟上都市升级；过去的自行车在都市发展过程中很快地被都市交通政策放弃了，没有受到足够考量就滑向私人小轿车；而私人小轿车又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这导致都市的移动付出惨重代价。还有环境破坏，包括土壤污染、水污染、水资源不足、空气污染等。当然，最严重的就是雾霾。雾霾已经不只是空污问题，而急剧地升级为危机，不分阶级、不分行政边界地整体笼罩，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这些集体消费不足的新都市问题，就是地方治理的真实挑战。也是在横渡全球化这个恶水、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家，在国家制度与战略上的真实挑战。
乡愁经济：
“社会编入／排除”也是“没有市民的城市”的背后逻辑，您对于“市民”或“市民性”有着什么样的定义？
夏铸九：
“市民”这个词主要关系着“城市”的定义。面对工业社会的城市历史，西欧最重要的学者就是马克思·韦伯。他研究欧洲城市的历史，从中世纪末、文艺复兴到近代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跟新教伦理如何纠结起来的历史过程。
城市的定义是，深深的根植于物质上的空间集中的人类聚落，这是第一层定义；更重要的是，这个层面之上的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表现，体现在手工业行会、工会、市民团体等，以及他们的都市价值和文化价值。近代欧洲城市是关系着市民的，尤其是市民的法人地位的历史建构。这牢牢关系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城市自治与宗教改革使得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取得了建构现代性的一个历史性的主导力量，表现出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一个理性化的价值体系与行事的规则。尽管韦伯的这个观点有欧洲中心主义之嫌，但关系着市民身份的历史建构的城市定义，仍然值得在面对我们的城市和都市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参考点。
简单的说，城市之所以是城市，是因为有了市民它才被称之为城市。
乡愁经济：
那么在中国，市民这个字眼，尤其改革开放以后的城乡大迁徙，有一个说法是可以通过是否拥有城市资产作为依据。因为当你在某个城市购房以后，你便开始有信用，并且相当于“以脚投票”地与这个城市结合为命运共同体。这其实涉及的是哪些人能够通过哪些方式市民化。
夏铸九：
是的，市民身份历史地是怎么建构起来的？我刚刚讲的西方的这段历史连投票权都关系着产权，关系着市民身份，甚至还关系着性别。也就是说，市民绝对不是一张身份证上面登记的住址，不是那么简单。而是牵涉不同的时空中制度性规定。既然“市民”这个字如此重要，我们也就会碰到哪些人为什么没有被当作市民？哪些人甚至还没被当作劳工，所以叫做农民工？农民工他不是市民又不是城市工人，那他是什么呢？他仍被视为农民，是被当作劳动力的农民，这样才是一个有助于我厘清真相的措词。
乡愁经济：
今年中央关于新型城镇化，特别强调“以人为核心”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优先处理的“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事实上就是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与此同时，“记得住的乡愁”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这都在建构和加深“人”、“市民”对这座城市的主观认同，这是否标示着地方认同正成为地方治理的主要内容？
夏铸九：
地方治理一方面是从政府的制度与政策来面对都市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都市问题直接压迫在都市意义的竞争上。我想提出的是“市民的城市”。这关系着正当性的认同。因为是市民的城市，市民的价值观要体现在都市空间的使用价值上而不是交换价值，也就是都市空间是要被我们所用，用起来觉得舒服、美好。有一个词叫做“都市的美质”，这是市民在乎的，因为这关系着他的生活质量。
作为市民城市，都市保存面对都市的一些老空间、老区段、老建筑、老树、河流等市民重视的集体记忆，这就关系着市民的价值。市民的集体记忆是记得住的乡愁，都市保存是记得住的乡愁，城市是记得住的乡愁，而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机器。那么都市保存就是市民价值的体现，是市民城市的核心价值，也是大拆大建的价值观的对立面。这个大拆大建今天我们最熟悉不过了，可以说正是都市空间的商品化、追逐交换价值的表现，拆了，盖的更多，更高。
乡愁经济：
在新的地方治理里，城市的意义重于交换价值。过去的快速增长时期，城市作为生产力和交换价值而存在，地方政府的制度有国外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化”；如今使用价值以及象征性更加重要，那么，您觉得地方政府的角色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夏铸九：
这个发展型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公司化，是以土地财政与土地商品化牢牢地绑在一起为特征。从这两年习李体制所提出来的改革，可以看到这种地方发展方式的能量已经耗尽，甚至有房地产濒临崩盘的危机，因此必须有所改变，而这个改变正是都市改革的历史局势。
政府的新的领导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统治，而是市民价值的共享，这种价值观就是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就必须考量一个地方的领域性认同，就正是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对明天的城市、明天的乡村的一种希望的空间，这个空间还没有产生，还是想象的，但正因为是一种希望的空间，是空间的想象，正是对抗全球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一种中国梦的文化领导权的策略，也是今天中国的经济转型、技术升级与区域空间再结构过程中，用这个来对抗过去的、过了时的、粗放式的、破坏性的经济发展的价值观，甚至用这个价值观回击傲慢的、自以为是的、西方计划的现代性价值建构。
作者系台湾建筑与城市研究学家、亚洲规划学院学会会长（APSA）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愁经济 微信公众号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