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经济学角度对现代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分析,从其外在表现、特点、影响、发生机理到相关理论.初步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从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是现代生产和消费方式的产物,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目标应该是食品风险最小化。通过维护市场公正以及提供相关信息改变消费者支付意愿,将是发挥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关键词:食品质量安全;市场机制;消费者支付意愿
近年来,食品质量安全(Food safety)问题不断出现。国际上如BSE(疯牛病)、FMD(口蹄疫)、病原菌中毒、二英(Dioxin);国内如瘦肉精、毒蔬菜、毒大米等。这些问题的发生与传播,不仅给人类的身体和健康带来重大损害或构成严重威胁,也给消费者和食品相关产业造成了十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且,现代传媒的放大机制以及由于技术标准、贸易纠纷和贸易壁垒等问题通过贸易体制的放大机制也使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可能被放大。显然,现在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已不仅仅是生物学、卫生检疫学方面的问题,更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所面临的问题。发达国家每年约有二分之一的人感染食源性疾病,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更为严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在公共管理方面的重要课题。
在我国,总体上人们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是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更多的被认为是生物学和卫生检疫学领域的问题,而引发该问题的经济机理及其特点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与此相关,人们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解决更多地寄托在政府及公共管理体系加强监督和管理上,而忽视了利用市场机制自身来解决问题的手段。二是管理阶层应对食品风险的政策与措施也因缺少系统性的指导而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管理实践的效果并不明显。如我国目前多部门各自为政的食品质量认证体制以及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分A级和AA级)、无公害食品、放心食品等存在互相交叉重叠的多种认证标志,不仅造成消费者混淆,也给生产者(农民)带来混乱。不同的研究机构或部门给他们灌输不同的概念,以至于在标准上无所适从。在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方面,我国尚未建立统一协调的专门机构,农业、环保、质监、卫生防疫等多个部门交叉管理,各行其是(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是否能有效克服这些问题,尚存疑问)。三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无论是基础还是前沿领域的研究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而运用经济学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在国内尚不多见②。笔者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思考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为其提供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以期为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阶梯。
1 现代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外在表现及特点
1.1 外在表现
从检验检疫学角度看,造成质量安全问题的食品污染有微生物污染、化学污染、放射性污染等。近年来,以工业“三废”、城市垃圾、农药化肥残留等为代表的化学性污染问题有加重趋势。从产业链角度看,食品污染的来源可划分为原料污染、加工过程污染、包装污染、运输和储存污染、销售污染。在国外,食品的流转过程被形象称为“田头—餐桌。显然,产业链条越长、环节越多,发生食品污染的概率越大。从与人的行为关系上看,一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行为人完全履行了法律与道德义务也无法避免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如DDT、六六六(农药)、瘦肉精等曾经作为技术成果被广泛推广使用而导致安全问题的发生;二是在食品生产、制造过程中,行为人因利益驱动而在投入物的选择及用量上违背诚信道德而导致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如使用违禁农药的残留、毒大米事件等。从上述外在表现不难看出,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与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经济活动相关。因此,只有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把握其本质和发生机理。
1.2 特点
现代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特点体现在与传统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比较中。以食物中毒为代表的、基于食品卫生管理缺陷的传统质量安全问题固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广泛存在,但以农药和添加剂残留与转基因食品安全隐患问题为代表的、基于技术使用风险和食品供应体系复杂化而引起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的主流。
首先,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内涵已经突破了食物中毒的范畴。食物中毒仅为“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有毒有害物质所造成的疾病”(即“食源性疾患”)的一部分, 不能真实地反映因食物不卫生或不安全所造成的危害。因此, 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已经很少使用“食物中毒” 这个概念,而改用“食源性疾患” 。我国目前还拿不出比较完整的能客观反映我国食源性疾患情况的资料,一方面是人们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于某些食源性疾患(如轻微腹泻)持放任态度;另一方面, 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下,消费者因维权的成本太大(如取证、交涉成本)而只能“自认倒霉”,以至在卫生监督部门的统计中无法反映问题的严重程度。
其次, 由单一食品源引发的危害范围越来越大。现代食品的生产供应已不限于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或一个国家, 而是具有跨部门、跨地区、跨国界的商品经济属性。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食品源发生污染都可能随着大范围流通而扩散至全国甚至全球。如2000 年欧洲的二口英事件,1500多个农场2 周内从同一供应商处购买了被二英污染的饲料, 以进食该饲料的动物为原料的加工食品几周内便发往了世界各地。另外, 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使食品调理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收入的增加、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在家就餐的机会越来越少,而在外用餐或集中就餐使单一污染源造成集体食源性疾患爆发的可能性增大。我国近年来的食品中毒原因分析报告显示,发生食物中毒最多的场所为集体食堂和餐馆, 1998年占中毒总人数的39%,1999年占42%。
再次, 现代食品污染对人体影响的时间在延长。工业化农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及各种残留、生物工程技术(如转基因)以及生产工程技术(如辐照、膨化)使得一些既存或潜在的有害物质或因素侵入人体后可能积累或潜伏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传至后代才表现出临床症状或产生不易察觉的影响(如寿命缩短)。例如二英,其超常的物理化学特性,使得生物降解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美国1996年颁布的《食品质量保护法》(FQPA 1996)强调的基本点和准则是,对于农药残留物对健康的危害不再从单一农药在单一食品中的残留量来评估,而要计算全方位摄入的总残留量,并以此评估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
2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发生的机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现代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是人类自身经济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此,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推理:在农业尚未发达的阶段,食品的供应基本上全部由农户自己完成,从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如农家肥、饲料等)到农畜产品的种植和饲养,再到简单农产品加工(如自己做豆腐)——没有农药化肥等各种化学污染,没有加工及运输等污染,没有各种工程技术的污染———家家户户自给自足(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二为一),因此也没有受假冒伪劣产品侵害的可能。威胁食品质量安全的因素基本局限在微生物污染上,而这种风险通常是无法降低为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食品质量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及经济问题的存在,是随着食品经济体系的复杂化而产生,并随其发展而发展的,而食品经济体系的复杂化主要体现于食品供给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复杂化。
2.1 现代食品供给方式与食品质量安全
现在,地球上的总人口已超过60亿,而且,人们食物消费结构随着收入水平和营养意识的提高也在不断优化。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食品数量需求的迅速增长。因此,在人类还无法大规模合成食物的时代,只有生产更多的粮食、蔬菜、水果及其他生活资料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但由于城市化、沙漠化等各种原因,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食物产量的可能性在不断减小,因此,只有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适应需求增长的需要。而农药、化肥、激素、抗生素以及生物技术的应用恰恰迎合了这种需要而在农业生产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事实上,满足人类的食物需要,过去是、现在是、并且将来还是必须依靠技术的进步与应用。不过与此同时,每年数以千百万吨计的农药和化肥施用在地球表面,连同工业污染一起,不断加剧着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从而又反过来造成对农业种养物的二次污染。同时,土壤肥力降低,一些病虫的抗药性增强,使防治工作及保产、增产难度加大。在技术创新速度及推广成本的约束下,加大各种农兽药、化肥的使用量成为普遍对策,进而陷入恶性循环。随着食品产业的发展,农业(农户)与食品消费(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因此仅靠农业这一块已经无法解决食品的供应问题。食品生产、加工、流通以及餐饮业在食品供应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它们在技术安全和卫生管理上的任何疏漏都会构成对最终食品消费的威胁。虽然各种食品工程技术及其使用的配剂、介质、添加剂等可能满足了企业延长产品货架期或营销的需要,跨地区、跨国界的食品贸易可能满足了消费者对食品多样性和经济性的需要,但同时也使发生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概率相应增加。
2.2 现代食品消费方式与食品质量安全
家庭结构的趋小,人口流动性的增大,女性就业增多等等,使食品需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方便化、高级化。主要表现是:加工食品占饮食消费的比重不断上升和人们在外进餐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为食源性疾患的传播和流行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消费者远离食品从原料到成品的信息,并且,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从最初“看得见”的因素(如尺寸、颜色、气味等),发展到虽然“看不见”但却能检测到的因素(如病原菌污染、农兽药残留、辐射污染等),再到既“看不见”也很难检测到(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因素(如转基因食品),使得消费者已经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有效地保护自己。
3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影响与供求分析
食品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居于特殊地位,由其引发的有害效应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从市场供给与需求的角度看,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有广义的生产者(供应方)、消费者(需求方)、政府(市场管理方)三方面。
3.1 消费者的健康损害、收入损失及偏好改变
获得安全、营养和健康的食品是每一个消费者的最基本的权益。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首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尤其是这种损害具有不可逆性,更可能导致潜在的死亡和疾病总数的增加。此外,消费者会因食源性疾患遭受收入损失。这种损失可能包括医疗费、误工费及其他一些机会收益。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每年食物中毒人数至少在20～40万人。由此推算出的经济损失可以想象,这种相对收入损失更可能使贫穷者的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状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是产品能否实现销售的最终决定因素,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会导致需求曲线的左右移动,即对相同消费数量的支付意愿发生改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质量安全性高的食品有强烈的偏好,因此愿意支付更高的价钱。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与供给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妨碍了消费者的选择。因此,改善信息的供给,规范市场秩序是促使消费者改变偏好的前提,也是利用市场机制进行食品安全管理的机理所在。
3.2 生产者损失及行为改变
提高食品安全性会影响生产经营成本,进而削弱产品价格竞争力.如果提高食品安全性的成本不能在销售时得到消费者认可支付,甚至市场上劣质食品与安全性高的食品鱼目混珠,而消费者又无法作出有效辨别,就会降低生产者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的积极性。为了应对竞争,从而增加了其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他们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通过降低食品质量以降低成本;二是通过加强营销工作以实现产品差别化。对前者而言,除了可能承担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引发的经济赔偿责任外,还更有可能遭遇企业的信誉危机,而信誉危机对食品企业来说往往是致命打击。对后者而言,取得消费者认同的市场风险是非常大的,这就对生产者的实力提出了挑战。
3.3 政府规制的成本
保障公民的食品供给安全、营养、健康是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政府在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方面的激励来自于:政府的不作为在国内将面临信任危机的政治成本;在对外方面,政府可能会因为频繁的贸易摩擦事件及其放大效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受到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政治和舆论压力。然而,政府对市场进行规制是有经济成本的。经济上的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体现在政府预算中的公共管理支出部分;另一部分则是政策作用于生产者导致的生产成本的提高部分。管理成本可以通过预算调节来解决,而生产成本只能通过消费者付费来解决。因此,要实现食品质量安全的有效供给,就必须提高供给者的积极性,使供给方的改善质量安全的努力通过消费者支付意愿的表达为需求方承认。这里关键是政府通过行政机制最大限度地为消费者提供获取相关信息的保障,限制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市场公正。
4 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经济理论探讨
通过前文论述而知,在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二为一的食品自给自足阶段,基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但随着食品链的延长,食品经济体系的复杂化以及基于效率目标的技术追求,食品从原材料供应开始到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信息的数量和不确定性都在增大。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即在买方无法确定商品质量或获得质量信息的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卖方会借机实施有损于前者的“败德行为”,如制假售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机会主义行为;信息的不对称也同时造成消费者行为发生“逆向选择”,即真正安全的食品不能得到应有的市场评价,由此导致市场信号的扭曲,直接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结果使得食品质量安全供给不足,发生市场失灵。因此利用市场机制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关键是克服供给者的机会主义倾向,解决消费者信息缺失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只要降低消费者获得食品质量信息的成本,就能有效约束“败德行为”和正确表达消费者偏好。但在实际中,任何单个消费者全面获得这些信息的成本(包括搜寻信息的成本和验证其真实性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这时政府的介入成为必需。政府通过制定生产标准规范以及市场秩序管理等可以限制供给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通过严格的质量认证体系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低成本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获取途径。政府进行规制的基本原理,就是基于食品质量安全具有的外部性。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促进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传递可以影响消费者以及生产者的行为,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效率的政策目标。
5 小结
(1)当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其外在表现、特点、产生机理等与传统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有重大区别。
(2)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是与现代食品供给方式和消费方式相伴而生的,因此,现代的食品供给与消费方式不改变,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就不可避免。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将食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在普遍认可的范围内。
(3)食品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机会主义倾向是造成食品质量安全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利用市场机制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关键是增加相关信息的供给,使消费者能够低成本获取准确的、与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信息。同时通过市场秩序的维护,限制机会主义行为,确保市场公正。
(4)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改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与控制增加公共品的供给成为必要。政府通过生产标准规范以及市场秩序管理等可以限制供给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通过权威的质量认证体系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低成本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获取途径。
作者简介:周应恒,(1963),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食品经济和农产品流通等研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三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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