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营街位于云南省红塔区大营街社区，在历史上它有大营街大队、大营街居委会等各种名称，地处玉溪坝子西南部，距玉溪市区5公里，国土面积2.6平方公里，2012年底，总人口为5502人。2012年，大营街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了128.44亿元，我想这个收入跟今天王景新教授讲的“明星村”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个村被称为“五难村”，就是“吃粮难、喝水难、住房难、行路难、娶媳妇难”。但是到了1992年，由于乡镇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营街的农村经济总收入突破亿元大关，达到1亿多元吧。到了1995年，全村农村经济总收入一举突破10亿元大关，成为云南省首个农村经济总收入突破10亿元的村（居）民委员会。在这一年，云南省的乡镇企业总局就给他们送了一块牌子，叫“云南第一村”。2012年，大营街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了128.44亿元，上缴国家税金1亿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两万多元。
关于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原因，大体上来讲有国家政策、市场及集体土地所有制。国家作用、市场作用大家都一样，为什么这个村就做得特别好呢？我觉得可能下面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就是通过将包产到户的土地转为集体使用这一策略来改变土地使用方式。土地收归集体使用也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完成的。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6年，山地收归集体使用。这一年，开始兴建更多的工厂，没有地就去收山地。山地也没有出产有多少经济价值的东西，所以收回相对简单，山地要盖工厂，盖工厂大家就有钱了，所以老百姓说OK，盖吧。第二阶段：1994年，部分耕田收归集体使用。随着集体经济不断发展，不断有新的工厂出现，老的一些工厂不断扩大，而这时候山地没有了，只能占用一些村民的土地。但是占用村民土地可能就出现一些麻烦，就是有一些家被占了，有一些家没被占，这个不好评估，比方是你们家的被占了，你们家是不是得到更多的补偿，刚开始这么做，后来发现矛盾很多，有些人说你们来我们家建吧，所以最后大家说，不要说用了谁家的地，干脆居委会将总的地再平均一下。到2000年，所有的地，剩余耕地都收归集体使用。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是，将土地集中使用，通过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具体来说办工厂、办企业，包括第三产业，使相对廉价的土地大为增值。办工厂是要投入的，对乡镇企业来讲，在这个阶段就节省了土地成本。
下面说一下大营街集体经济发展的一些社会条件。前30年的发展对后30年的发展到底铺设了什么基础？共和国最初30年的各种制度建设及变迁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对于大营街最近30余年的变化有着实质性影响。共和国前30年发展中，“以粮为纲”是基本政策，但也强调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像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实现“公社工业化”。社队企业一哄而起。这段时间社队企业不一定办得特别好，但是起来了一些。到70年代初，国务院提出了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也提到了“五小工业”。再到1979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这些对大营街来讲也有很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1964年大营街生产大队成立了第一个集体企业——大营街建筑队。大营街建筑队为后来大营街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及人才方面的基础。资金的基础很好理解，人才的基础做一点解释，后来一直到现在的大营街乡镇企业里面的主帅们基本上都来自这个建筑队，他们的代表人物任新明是当时的队长。他们现在都成为企业家了，而当时都是建筑队的一些小领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大营街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1983年、1984年开始分地，他们是分了地，但是集体企业没有分，建筑队没有分，因为大家觉得分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干，保留着还可以挣点钱。建筑队在1985年进入发展高潮期，职工队伍一下子到了390人，年纯收入达到了40万元，职工工资也达到了200—400元的水平。就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始办红砖厂，用土来烧砖，还有芝麻片厂、铝合金厂、玉溪水松纸厂、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等企业。
下面再讲第三个方面的问题，维护集体主义的社会建设及文化符号建构。毫无疑问，在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大营街的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再像原来一个队一个队的，都打散了，你到这个厂，他到那个厂，大家就不像在原来传统的社区，而是更像在一个城镇化的工厂区，有很多工厂，一家子可能妻子在这个厂，丈夫在那个厂。为了使这种集体主义能够延续，大营街在进行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也在努力进行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建设。社会建设方面可以说就是福利方面的，总体上讲他们希望努力实现“少有所教、壮有所为、老有所养”的目标。在1990年，大营街已经有一些钱了，就筹资100万元，建起了一所幼儿园，年满3岁的孩子即可免费入园，每年配4套衣服。1989年大营街投资101万元，对大营街中心小学拆旧建新，一直到后来就有了对中学生的补助，对高中、中专以上也进行了补助。从2000年开始，大营街居委会还保证所有的拥有大营街户口的劳动力都有工作。现在还实行了退休制度，凡54岁以上的退休老人每月可领取养老金，最低250元，最高660元，现在大概有1100多人领取养老金。他们特别提倡孝文化，每位老人每年生日可领取200元的生日蛋糕和日用品，94岁以上老人，居委会发放5万元长寿奖，100岁以上老人，居委会发放10万元长寿奖。当然100岁的老人去领的很少，但是94岁以上老人是领过的，这是个导向。2008年居委会统一为全村人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51230元，还专门为村民投了1600多万元的保险金。2000年大营街还设立了自己的环卫站。1985年开始，大营街居委会开始了第一轮居民住宅拆旧建新工程，统一建造居民住房，也就有了第一批小洋楼。到2003年底，大营街人均居住面积达到50平方米。2012年大营街投资10亿元，启动了民居改造和商业中心建设计划。按照计划，到2015年底，全社区1700户，每家都将有一幢310平米的连体别墅、一个40平米的车库。当然，大营街居民每户也要支付20万元的建房成本。文化建设方面，文化符号建构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很特别的是，他们1995年建了个有线电视台，按照宣传部的规定，一般村一级是不准弄的，但是他们跟上面的关系搞得好，所以到现在还在办。这个电视台在我看来，实际工作重心有一些变化，最开始是解决当地百姓看电视难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在完成播放通知的任务以外，让村庄和村里的领导人在媒体频频出现。不断强化“云南第一村”形象，以及强化居委会领导人的权威之类的工作成了重点。所以我的理解是，在一个“自由”的村庄空间内，凭借电视传媒这种权威性资源的掌握，来建立社区领导者能够控制的社区秩序或组织秩序。
最后，讲一下集体名义下的产权不明晰以及值得思考的问题。可能是做人类学的原因吧，我比较关注普通老百姓对这样的发展是怎么理解的，怎样感受的。我们做入户观察和访谈比较多，得出如下结论：总的来讲，产权不够明晰所导致的普通居民对企业发展决策没有发言权，以及对收益分配等问题的不满是困扰大营街发展的主要问题。具体来讲，其一，2000年之后，在全国钢铁行业越来越不景气的情况下居委会巨额投资建设汇溪金属铸造制品有限公司，一直到现在，好像效益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村民们对此也有看法。实际上村民越到后边越被它拖累，村民的福利没有增加，村民就说主要是他们领导干的这个事情不民主，也不科学，最后搞了个烂摊子。其二，大营街居民会因在不同的企业以及不同的岗位上班而在工资待遇上存在差异，他们也会有意见，就说我不去那边上班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你们没有给我这个岗位。当然这还是小的矛盾，比较大的矛盾是普通居民收入与企业领导层收入反差巨大。他可能也有小轿车，8万元或者10万元一辆，但是领导可能是一两百万元一辆，或者领导子女是四五百万元一辆。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起其他村的村民来说还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优势不像前期那样明显，别的村子有些地方也赶上来了，单就村民跟村民相比，有一些村的村民比他们还富裕，他们就有怨气。还有很关键的一点，现在的居民或者工厂的工人实际上很难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升迁的机会，原因就是集体企业领导层家族化问题。这个地方与吴仁宝的村不太一样，那个是一家独大的，这里大概是好几家。大概一家控制着一个很大的公司，他们现在也六七十岁，也面临交权的问题。实际上老百姓也抱怨，他们领导层对这个集体模式也不满，觉得自己也不见得拿多了。为什么呢？就说他虽然觉得自己有点家族化，但是比起1998年改制出去的那一批私营企业的老板，论他们为大营街做的贡献，这个集体企业的老板拿得实在太少。实际上1998年企业改制是有些急的。当时有所谓“郎顾之争”，提到管理层收购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讲，也是在前后一两年，提出国有企业改制。当时在红塔区出了褚时健事件。褚时健为国家创造利税数亿元，他大概有几百万元收入不明，结果就进去了，红塔区政府就开始要求这个村的企业搞产权清晰的改制。小的企业干脆把它卖了变成私有的，谁有钱一次买了也行，没有钱的话分几次买也行，经营很多年最后把钱还给集体就可以了。对普通村民来讲，我没有钱当然买不了。但是你既然可以延续很多年才把这个厂变成私人的，为什么我不可以呢？当时收购要求有管理经验，那就使普通的老百姓没有资格和可能来收购企业。所以，我对1998年改制的理解就是管理层收购。这个东西到现在就有个后遗症，村民还在抱怨这件事情。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营街发展乡镇企业，既终结了1978年以前的那个集体主义传统，不再搞平均主义，不再搞“一大二公”，又延续了那个集体主义传统，并且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理想。这是他们不断在提的，而且也在努力实践的。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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