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丽娟.“新市民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J].中国乡村发现,2025,(03):113-117.
搬迁群众因搬迁导致的地域转变，从原来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转变为城镇新市民，改变了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强化新市民社区后续治理，不断提升新市民社区治理效能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之一。因此，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要求，如何新市民社区后续治理水平？在提升过程中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和困境？其内在影响逻辑以及实现路径如何？深入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对于如何针对现实挑战选择优化路径，进而提升新市民社区后续治理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推进新市民社区后续治理面临的实践困境
我国采取多种措施推进新市民社区治理，搬迁群众的发展意识、精神面貌、内生动力持续向上向好，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但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挑战，就是生活空间、社会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变化对新市民社区后续治理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一）生活空间变化对“稳得住”的影响和冲击，导致搬迁群众安全感不够高
搬迁群众从贫困地方迁入新安置社区，脱离了原有生活的村庄社区，意味着“身体离场”，生产方式分化、生活模式变化、社交关系疏离等因素必然影响搬迁群众的安全感。从调研情况看，一些新市民社区与“稳得住”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在生产方式方面，大部分搬迁群众离开村庄、离开土地后，诸如种养殖水稻、玉米、猪、牛等传统的生产方式已失去了再生产的根基，由于能力素质整体偏低，必然面临分化、转型的挑战和考验，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城镇化的生产方式，因而有搬迁群众反映“无法找到合适的岗位”。在生活模式方面，新市民从农村搬到城镇社区，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模式。生活节奏上，有搬迁群众反映“如今很多时候要受到法定规则和其他制度的约束，很难再像从事农业生产时那样相对自由地规划自己的生活”；在生活消费上，已由完全自给或半自给转变为完全依靠购买，有搬迁群众反映“消费支出压力大”；在生活环境上，搬迁群众对社区环境改造愿望，比如搬迁群众反映“小区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路灯安装不够，夜里出行不便”“楼房墙面渗水”“停放车辆难”等问题。在人际关系方面，当搬迁群众生活实践的场域发生了迁移，基于血统和地缘形成的关系逐步弱化。比如在交流上，有搬迁群众反映“希望继续保留农村那种‘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方式”；又比如在互动上，搬迁的群众与未搬迁的村民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搬迁群众反映“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二）社会空间变化对“融得入”的影响和冲击，导致搬迁群众归属感不够高
搬迁群众迁入新安置社区，脱离了原有生活的村庄社区，不再是生产意义上的农民而意味着“身份缺场”，需要改变原有的身份和意识，以城镇居民的新身份自觉融入新的场域进行生产生活。从调研情况看，一些新市民社区的制度衔接度较低、传统文化习俗消解难、城镇居民身份获取意愿不够好、公共服务不力等因素影响了搬迁群众归属感，与“融得入”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制度衔接度方面，有社区干部反映“搬迁群众的户籍、社保、医保等关系迁入城镇社区，但人却回居住地生产生活”，导致新市民社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两脱节、两难管”问题，最终造成搬迁群众在“迁入地不好管、迁出地管不好”的困境。在传统文化习俗方面，搬迁群众的家族意识对融入新市民社区生活造成了阻碍，影响了新市民社区治理效能。比如搬迁的彝族非常重视“家支”身份，他们搬迁到新社区后仍然习惯性地按照“家支”和传统习俗进行自我管理，在支持社区统一管理上不够积极。在城镇居民身份获取方面，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搬迁群众反映“不愿意将农村户籍变更为居民户籍”，担心“变更后无法享受地力补贴、生态补贴等惠民政策”。在社区公共服务方面，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由于管理维护经费不足、管理方式粗放等，配套设施破损后得不到及时维修，部分安置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成为摆设，使用率不高。
（三）生产空间变化对“能致富”的影响和冲击，导致搬迁群众幸福感不够高
搬迁群众由于长期扎根于农村，其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和行为习惯很难在短期改变，而新市民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迫使”他们形成“自觉的”的社区居民意识，因而对“跨越式”的现代化文明生活很难快速适应。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新市民社区的现代化治理匹配度较低、现代化生活适应性不够好等因素影响了搬迁群众幸福感，特别是“能致富”的压力较大。在社区就业保障方面，一方面，搬迁群众由于缺乏过硬的专业技能，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和运用较难，导致一些搬迁群众“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企业就业对员工素质要求门槛较高，社区对安置人员就业所需专业知识提升、技能培训等匹配不及时，导致就业保障不力。在社区产业发展方面，安置点产业配套不完善，无大型用工企业，吸纳就业务工力度不足。后续产业发展培育不够，缺乏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后劲不足。一些社区对自身具备的优势传统产业价值挖掘认识不清，周边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没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
二、推进新市民社区后续治理的突破路径
（一）抓“安身”保安全，打好“稳得住”持久战。
抓“安身”保安全，就是通过建设新居所、过上新生活解决搬迁群众因脱离原有村庄造成“身体离场”的问题。要健全完善社区组织体系，构建自治治理体系，制定社区自治规则，完善阵地建设等措施，打好“稳得住”持久战，弥补生产方式分化，适应模式变化，加强人际关系交流，提高搬迁群众安全感，实现新市民社区“稳得住”，确保搬迁群众过上新的社区生活。一是健全完善新市民社区组织体系。推进在地化实践，全面落实属地管理，合理设置新市民社区党组织，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格落实责任，积极推进新市民社区治理，确保搬迁群众有效纳入社区统一治理。二是加强社区主体培育，构建新市民社区自我治理新体系。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稳步推进居委会成立，构建以“党建为核心、政府为主导、社区为平台、社工为纽带、社会组织为支撑、居民共参与”的治理新模式，政府不“包办代替”，不唱“独角戏”，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强大合力，切实解决搬迁群众安全感不高的问题，推进新市民社区“稳得住”工作。三是完善社区自治规则。按照“宜细宜实不宜空”的原则，探索建立新市民社区建设、治理和服务一体的“村集体事务”数字化管理平台，全面提升社区综合治理水平。比如贵州榕江县创新“一数管理”启动“村集体事务”小程序，全面覆盖制定并落实居规民约，最大限度保留“从事农业生产时那样相对自由地规划自己生活”的节奏，最大限度维持搬迁群众的人际关系，加强搬迁群众的交流和互动。四是完善阵地建设。实施“安居”工程，加强新市民社区阵地建设，积极梳理社区居住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加强社区楼房墙面渗水、路灯损坏、车辆停放难等问题的解决，不断优化搬迁群众宜居环境。
（二）抓“安心”增归属，下好“融得入”精准棋
抓“安心”增归属，就是通过完善制度机制，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融合文化习俗，增强城镇居民身份认同，解决搬迁群众“身份缺场”问题，下好“融得入”精准棋，自觉融入城镇社区生活。一是加强新市民社区制度衔接，完善社区治理机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身份制度和现实体制的壁垒，加强搬出地和搬入地制度衔接，有效解决搬迁群众的户籍、社保、医保等问题，同时完善宣传动员、搬迁补偿、公共服务等机制，破解其“迁入地不好管、迁出地管不好”的困境。二是拓展公共文化空间，加强文化建设。要结合新市民的民族文化特点，为搬迁群众开展新生活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进而增强搬迁群众的归属感，提高搬迁群众对社区生活的适应性和融入度。一方面推动公共文化资源向新市民社区倾斜，挖掘和利用好各种民俗文化资源，比如通过办好火把节、苗年等民族节日活动，引导搬迁群众树立新时代文明新风尚。另一方面在新市民社区支持搬迁群众自发打造具有交流性、娱乐性、生活性的公共文化空间，进一步促进民俗文化交流，提升搬迁群众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三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着力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给予财政补助，推动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质升级。截止2023年11月底，河南省在新市民社区累计新建694个“一站式”综合服务设施，很好地回应社区居民在安全消防、设施维护、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公共诉求和个人诉求渠道，消除地方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信息盲区。四是创新物业服务管理方式。通过公开招标引进有资质、信誉好的专业化物业管理公司，制定现代化物业管理方案，明确物业费标准、管理内容和服务人员待遇，提供“24小时自治式”物业服务。积极探索物业党建联建带动物业服务管理创新模式，推动“政府主导＋物业公司”管理模式。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盘活现有经营性资产、加大招商引资引进企业、社区领办、发展产业等方式，拓展补充物业服务管理资金。开展新市民社区物业服务管理示范社区创建活动，提供更多共性化和个性化的服务。采取优惠政策，引导搬迁群众适当缴纳一定的物业管理费。
（三）抓“安业”强幸福，唱好“能致富”重头戏
抓“安业”最关键的是抓就业，这是要唱好“能致富”重头戏。推进新市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保障搬迁群众就业，使新市民社区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适应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一是加强社区自身产业发展，自给解决社区就业问题。要用好乡村振兴资金，优化惠农政策，积极发展社区特色产业，最大限度自给解决社区就业问题。同时，要加强县城与县城之间的联系，以社区为窗口，加大企业招引力度，给予政策支持和资源链接，让优质企业到社区发展，缓解就就业压力。结合周边企业和扶贫车间用工需求，了解群众就业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搬迁群众参加培训，提升就业竞争力。近年来，云南省通过建设现代产业园区、联动企业、技能培训等方式，组织全省109个800人以上新市民社区，持续开展助力“百日攻坚行动”促进新市民转移就业专项行动，持续做好了新市民社区就业“后半篇文章”。截至2024年4月，109个800人以上新市民社区劳动转移平均就业率达93.8%，实现了“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二是拓展社区产业发展途径，深化社区就业渠道。持续用好东西部协作机制，聚焦跨区域劳务协作，加大有组织劳务输出,建立政府引导、市场配置、输出有序的长效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对接、培训联动，形成常态化岗位信息共享和发布机制。充分利用就业补助、东西部协作、财政衔接资金等各类资金引进建设帮扶车间，通过增设公益性岗位等措施解决群众就近就业需求。开展东西部协作职业技能培训，着力让搬迁群众成为“素质高、专业强、技术硬”的技能型人才，让新技能变成“金饭碗”和增收致富“硬门路”。贵州黔南州按照“广州总部+黔南基地”模式，共建了15个产业园区，引进了82个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了7491个脱贫劳动力就业，不断深化了东西部协作。三是用好国家帮扶支持政策，提高社区就业水平。充分利用全国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财政、金融、人才、土地等方面的优势。撬动政策红利，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探索以社工项目带动新市民社区治理，吸纳搬迁群众融入社工队伍建设，实现高水平就业。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院教师，贵州财经大学在读博士。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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