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最关注的问题一共有9个，教育、医疗和养老是其中3个。”这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敬忠带领团队在山东、湖南、陕西、浙江、河北5省开展“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时得出的结论。
近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对农民最为关注的教育、医疗、养老作出了具体部署，提出要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逐步提高县域内医保基金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比例，加快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鼓励发展农村老年助餐和互助服务等。
叶敬忠在接受南方农村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是对“撤点并校”政策的一种补救；发展互助养老则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关键；医保费用高昂、医疗设施欠缺、医生资源紧张是当前农村医疗的三大痛点，当务之急是让农民建立对乡村医疗的信心。
乡村教育
“撤点并校”不能简单依赖寄宿制
新世纪初期，我国开始实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俗称“撤点并校”，即将大部分村庄小学撤并到乡镇或县城，将大部分乡镇中学撤并到县城，目的是实现教育资源优化整合的规模办学。
“‘撤点并校’的成效或许难以以一个统一标准进行判定。”但叶敬忠认为，通过所见事实，能够窥到一些隐藏在数字背后的真相。
首先，村庄的孩子的确少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2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93267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伴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乡村的孩子数量也在大幅下降。第二，乡村小学基本没了。据叶敬忠介绍，从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间，平均每天减少约64所乡村小学。第三，村庄的孩子想要就近上学几乎不可能。最后，则是由前三项所引发出的新问题：家庭负担、寄宿制、陪读......
“很多人把寄宿制当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灵丹妙药。”面对当前“撤点并校”之后的局面，叶敬忠认为寄宿制或是解决办法，但不能简单粗暴地依赖。“农村孩子在父母外出务工的时候，就经历了与父母的分离。”他指出，在第一次分离之后，寄宿制学校则会紧接着带来第二次分离，也就是与监护人的分离。
双重分离之后，接踵而至的问题便是学校条件是否能够满足需求。“在强调学校条件时，实际上更多的是指教育资源条件。”叶敬忠认为，相较于学校硬件设施而言，教师资源、课程内容、课外活动、心理健康等多方面指标才是构成“学校条件”的真正模块。
“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等政策，更像是对‘撤点并校’政策的一种补救。”在叶敬忠看来，提升乡村教育水平、让更多乡村小孩获得更公平的教育机会是一件需要从整体思考的问题，这就需要将目光调转，从另一个方向破题。
“整体教育思路、教师待遇倾斜、考试模式都是可以考虑的着手点。”叶敬忠认为，当前的教育思路是以重复训练为主，乡村囿于教育资源的落后，难以追赶城市对学生的教育训练；教师待遇倾斜则并非完全指向工资的提升，还需要兼顾荣誉、职称等方面的倾斜；考试模式的改变则指的是在考题内容上的兼顾。简单来说，就是在考题中加入乡村的内容， 引导考试命题方向的调整。
农村养老
建立互助系统是关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4%。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养老问题也开始走到聚光灯下。
叶敬忠指出，养老共涉及三个维度——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
“整体而言，中国乡村家庭的收入已经提高了。”叶敬忠认为，收入的提高更多体现在中青年群体中，而对于一部分老人而言，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经济供养困难。在经济问题之外，如今的养老痛点更体现在生活照料这一重要方面，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子女的缺位。另外，精神慰藉需求也伴随着农村社会氛围的改变日益提升。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鼓励发展农村老年助餐和互助服务等政策。“‘互助’这种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叶敬忠认为，在乡村发展互助养老能够在减轻政府压力的同时培养村民意识，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关键。
目前国内一些地方在互助养老方面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经验。叶敬忠举例道，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高台镇、西龙镇依托辖区内低龄老人、党员、医生、教师、网格员、文娱工作者等群体，组建低龄老人服务队、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医疗工作服务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互助养老服务队，形成了志愿与专业并行的“低龄助高龄”“健康助失能”的互助养老队伍。“这种方式不止起到了生活照料作用，同时还可以给予对方精神慰藉。”
而想要推动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发展则需要加强社会建设。“这里的社会建设实际上是建设‘社会’的意思。”叶敬忠解释道，在推进互助养老的进程中，可以通过形成系统性的协会等农民自组织来实现更具条理性、更具科学性的运营与管理。
在建设“社会”的过程中，则需要村集体进行牵头引导。“一定要让村集体组织起来帮助自己，不能全部依赖政府解决问题。”在叶敬忠看来，实现自组织的互助系统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关键所在。
乡村医疗
当务之急是让农民树立信心
在农村医疗方面，叶敬忠指出有三点困难：医保费用高昂、医疗设施欠缺以及医生资源紧张。
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1020元，其中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640元，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380元。
“虽然大家都很欢迎医保政策，但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如今的缴费标准过高，医保反而意味着负担。”叶敬忠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医保费用过高是农民群众反映的重要问题之一。
《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末，全国设有县级（含县级市）医院1.8万个，乡镇卫生院3.4万个，村卫生室58.8万个。
基础设施之外，医生资源紧张则是乡村医疗水平提升面临的另一大难题。这一系列问题导致村民对基层医疗缺乏信心。
因此，叶敬忠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通过向乡村倾斜职称、荣誉、薪资等方式，吸引更多的医疗专业人才下沉至基层；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乡村医疗设施的投入，更好地完善乡村医疗体系，让农民建立对乡村医疗的信心。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知乡见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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