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0日我作为央视一套《开讲啦》的嘉宾，做了《在农业历史中溯源中华文明》的主题演讲。去年5月15日在《人民日报》“大家手笔”栏目刊发《激活中华农业文明蕴含的文化基因》，分别就中华传统农业做了一些研究与表述。有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农村很美，并且来华专门从事“面向国外的中国农村旅游问题”研究。她问我，如果要把中国农村向国外做推介与宣传，最重要、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民族特色、文化特色、中国特色，而不是趋同。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我们走出了短缺经济时代，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得到了极大丰裕；二是先进科技与生产力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的生产效率，非农化进程明显加快；三是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逐渐下降，免除农业税，意味着“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但是不可否认，农业的工业化、逐利化发展，给中国农业也带来了一些亟待应对和解决的问题。
虽然如此，但是农业与农村的三大功能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农业仍然承担着保证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功能，仍然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产业。中国农业的首要功能是满足国计民生需要，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土地资源的有限供给，中国保持适量的农地空间与农民数额是十分必要的。二是发挥生态屏障和提供生态产品的功能。在生态学家眼里，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在非生态的农业基础上不可能建设起生态的文明。农业不仅承担着为国家生产粮食的任务，还承担着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使命。三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我们的诸多思想、文化与学说孕育于这一母体，萌生于这片沃土。农业的这三大功能，既是保障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稳定器，也是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家园。
重提农业文明，首先是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问题。我们经常讲文化自信，五千年文明没有中断，这可能是我们最值得自信的地方。中华文明没有中断，是中国的农业没有犯颠覆性的错误，其中必有值得研习探讨与继承发扬的东西。现代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现代的中国文化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这就叫血脉，我们要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因、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这可能就是传统农业文明他的生命和价值所在。
其次是现实的需要。古代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社会，现代是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社会，这个时候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是鸿沟、是隔膜。现在单维的城市化趋势，既影响了农业与农村的发展，也给城市与工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在社会进化的高级阶段，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与差异或将逐渐抹平与消失。理想的居住与生活环境应该是兼采城乡文明之优长的综合选择，人类在历史时期积淀的居址选择、产业定位、社会构建、景观审美的经验与智慧，既有重要的史鉴意义亦具重要的实用价值。
一、大家的农业
人与人虽有万般差别，但总是要吃饭的，农业作为维系基本生存的基础产业对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就此而言农业不单是农民的农业，也是城里人的农业；是芸芸众生的农业，也政治思想文化大家的农业。
三农问题是国家与民族的问题。学术界常视三农问题为单纯的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增收之事，这是囿于农业系统自身的小格局见识，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距日渐拉大的社会现实。近现代社会的三农问题，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日益加剧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的反差、矛盾与冲突问题。如果只管顾工业与城市化的推进，而缺乏足够的三农忧患意识，必将会导致严重的农业衰退、农村凋敝与农民贫困，甚至会付出沉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代价。对三农的同情、关照与扶持，既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也是我们大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三农问题是芸芸众生的问题。农村是我们的故乡，农民是我们的父老，农业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衣食资源。其实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往上追溯三代，大概都是乡下人。抛开这些不说，由农产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CPI升降，谁敢说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我们所吃的米面、油奶、蔬菜、水果，是否安全、健康，谁个不关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过，“谁控制了粮食，谁就可以控制世界所有的人”。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把粮食安全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那样的后果我们敢于想象吗。所以“我们可以不知农、不事农，但是任何人不要轻农”。
三农问题是学术思想大家的问题。在政治家眼里，食为八政之首；在经济学家眼里，农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产业；在思想家眼里，农使民德归厚；在农学家眼里，农资衣食之源；在实业家眼里，农乃固本守富之业。在生态学家眼里，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农业不仅承担着为粮食生产的任务，还承担着保障生态安全的使命。
中华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我们的诸多思想、文化与学说孕育于这一母体，萌生于这片沃土。这一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文化，官、商、兵乃至知识分子的文化。它历史久远、内涵丰富、贯穿古今，渗透在各个领域。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仍能处处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影响。
二、激活中华农业文明蕴含的文化基因
1、理性实用的原本感悟
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四篇农业论文，其名称分别为《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甫一面世即表现出极高的理性特征。上农四篇篇名包含了农业生产中的四大基本问题：上农讲的是要崇尚、重视农业，解决的是思想认识问题；任地讲的是追求高产，实现效益最大化；辩土讲的是农业的地宜问题；审时讲的是农业的时宜问题。这些思想后来被《齐民要术》概括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由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农业的中国传统农业科技体系，保障了中国古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天佑中华的自然禀赋
适宜的纬度，也就是我们讲的中纬度地区。周期性的温凉寒暑，植物的生长荣枯，安排指示了农业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于是便有了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多样的农业类型，中国农业沿河流走向、依纬度、按等雨线形成北方草原、中原旱作与江南稻作三大类型区，并且做到了每一类型涵盖地域范围的最大化。三大农业类型结构、功能、优势互补，奠定了中华文明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西高东低的地势。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所以日出东方，我们中华大地阳光普照。阳光普照这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雨热同期。农作物、森林、草场的生长期与降水相重合。雨热不同期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农业投资问题，有了降水就不再需要人工投入。环地中海中心便是雨热不同期，它的农业的代价与成本就要比我们高一些。
东西向的河流。比读四大文明古国的地图，我们会发现其他几个国家我们看到的它的河流走向基本上是南北向的，我们中华大地的河流基本上是东西向的。南北向的河流垂直于纬度，随着纬度的变化会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东西的河流平行于纬度，全流域属于同一农业类型。许多不同的农业类型处于同一流域，在历史的早期经常会形成一些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带来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文明毁灭。而东西向的河流，依长江与黄河构成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基本农区，做到了同一类型农业区域面积的最大化，增强了它抵御灾异、耐受冲击的能力。历史时期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虽然是政治与军事上的征服者而出现，但大多以文化与产业上的被征服者而融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3、中国特色的农学体系
在悠久的农业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农为本的产业结构；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礼乐规范的约束机制；休戚与共的群体观念：家国同构的宗法范式；循序行事的月令式；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和谐观念；吾以观复的園道理论；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有机农业的优良传统；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独具特色的丝茶文化；科学合理的饮食结构。中国农业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基本内涵，既是独具特色的理论与技术体系，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观念与精神价值取向。
4、有效的制度文化保障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以血缘群体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衍生出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中华礼乐文明。先秦时期的井田制、分封与宗法制度，形成了农业社会秩序与道德的约束规范机制；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说，奠定了中华农业文明的思想理论基础；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央集权与郡县制度，确立了中华农业文明的体制与组织保障；隋唐时期形成的科举制度，保障了中华农业文明的人才与学术需求。
5、强大的更新完善能力
中国农业还具有开放性。原始农业时代，中华民族通过“稻米之路”把水稻这种高产作物奉献给了全人类；秦汉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有北方草原、西北沙漠等通道不断向外输出丝绸和茶叶；宋元明清以来的海交之路引进了高产经济作物，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农业的基本结构，适应了中国人口的增长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东西方农业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也促进了东西方农业科技与文化的相互借鉴。由此也可以看出，文明总是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三、重新审视农业与工业文明的关系
在我们的思维模式里，习惯于把工业与农业、现代与传统、科学与理学看成了先进与落后、创新与守旧的关系。这种基于时序发展前后、生产方式差异的评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明显影响了我们对农业文明的认识与评价。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不但会长期并存，而且中华数千年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许多有思想、有智慧、有价值东西，仍然会作用与影响于我们的工业与城市文明。
钱穆先生曾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农林水牧生产中“养”的特殊功能，并且认为它是由农业文明的基本特质所决定的。农村人好言养字，“曰培养，曰滋养，曰涵养，曰保养，曰容养，曰调养，曰绥养，曰抚养，对一切物，如植物动物，乃至对人对己、尤其是对人心内在之德性无不求能养。亦可说中国的人生哲学乃至文化精神主要精义亦尽在此养字上。但都市工商人则不懂得一养字，他们的主要精神在能造。养乃养其所本有，造则造其所本无。养必顺应其所养者本有之自然，造则必改变或损毁基物本有之自然。养之主要对象是生命，造的主要对象则是器物。此两者间大有区别”。又因所养对象为生命与生物，所以更需顺其自然。钱穆以为这种东方文化的“养育观”，和西方文化的“创造观”有根本的不同。所以可以说，古代农业社会是生成、养成的世界；而现代工业社会是合成、造成的世界。
1、正确认识与评价小农经济
由于人口与资源禀赋之差异，中西方走了不同的农业发展路径。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以追求商业效率为目的，而中国农业的首要功能却是满足国计民生需要。如何把小规模的小农经济改造为大规模现代农业，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都被认为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首先满足的是农民自身消费的功能，剩余的才进入市场流通。可以说，半商业化的中国小农经济在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上具有一种天然有效的调节机制，它意味着基于小农的生存需求而不会中断农业的生产进程。而将关乎中国14亿左右人口的粮食安全交给趋利的资本农业，显然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与冒险。
应该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农业、农村、农耕文明占据了主导形态与较长时段。我们所讲的工改文明，只是近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农业与工业都是人类生存的必要产业，但农业为必需产业工业不一定是必需产业；工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即获性特征而农业生产需要经历漫长的生产周期；农业更多地利用的是地表的自然富源而工业更多地利用的是地下的自然资源；农业强调的是对生态的顺应与利用而工业突出的是环境的征服与改造；工业是对原材料的物理加工而农业是对动植物的温情关照；城市社会反映的是地緣关系而农村社会反映的是血緣关系；在文明时态中，农业文明属于过去时或者现在时而工业与城市文明则是现在时或将来时。
2、关注农业文明的消失
城市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近年来中国非农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农业人口，如果考虑到户籍仍在农村的近两亿农民工，我们的非农人口比例或已接近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变局，我们当然应该为之在欢欣鼓舞，尽情地享受新生活、拥抱新文明。不过当我们终于变得接近工业化、现代化、科学化时候，我们发现现代化带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完全想要的东西。如能源与资源的巨量耗费，土壤水源空气均严重污染，化肥农药超标，食品安全性的降低等，有的已经成为我们需要着力应对与解决的问题。相形之下，农村的田园风光、清新的空气、绿色的食品，甚至出入相助、邻里相扶持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都在逐渐成为稀缺性资源。基于未来的逆城市化进程，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把关注点放到乡村振兴上，这应该是个不错的战略选择。
有学者认为乡村有三大功能：一是保证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功能；二是发挥生态屏障和提供生态产品的功能；三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它是保障人类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稳定器和战略后方。以此为基础与支撑，才能更好地发挥城市的资金、人才、技术和创新的集聚功能，促进一个地域乃至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国农业的首要功能是满足国计民生需要，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土地资源的有限供给，中国保持适量的农地空间与农民数額是十分必要的，切莫一味地选择城市化、规模化、商品化的发展路径。减弱农村的粮食安全功能、破坏衣村的生态屏障功能，毁弃农村的文化传承功能，这正是我们工业与城市化时代在做的事情。
近些年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逐渐呈现出村落的空巢化，只有少数老人和儿童，以后很有可能就成了无人村，其中所蕴涵的大量文化信息形态也随之消失。不合理的城镇化，使传统村落数量迅速减少或大量消失，既增加了社会重构的代价与成本，也使传统的乡村社会组织形态和聚落结构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本质变化。人为设计的村落合并，使农民远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和生产条件，造成生产生活不便也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3、反对把工业生产的方法套用到农业上
现代农业给我们带来的高产、丰收与现代化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在最早推进近现代农业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提家庭小农规模与遵从农业的自然再生产特点问题。他们反对把工业生产的方法套用到农业上，大规模集约化养殖动物、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利用人工设施进行反季节种养等。现代化工业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如何趋利避害，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重蹈他人覆辙？我相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有智慧和能力来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传统的绿色哲学与农业智慧，或正是现代工业与城市文明所短缺的，它的史鉴作用不可低估。
四、乡村振兴畅想
由于现代工业与城市的比较效益与经济贡献率超过了传统的农业与农村，所以在一定时段里城居或乡居成为判别人们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受这一思维定式之影响，现在占主导性的发展模式仍然是把城市（镇）化作为让农民分享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其实时异境迁，这样的路径选择是值得斟酌的。
古代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社会，现代是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社会，这个时候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是鸿沟、是隔膜。但是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在社会进化的高级阶段，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与差异或将逐渐抹平与消失。理想的居住与生活环境应该是兼采城乡文明之优长的综合选择，人类在历史时期积淀的居址选择、产业定位、社会构建的经验与智慧，既有重要的史鉴意义亦具重要的实用价值。
以我个人的理解，未来的农村应是兼具生产生活与旅游观赏功能的田园综合体，是新时代乡村旅居的高端形态。在农林水牧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大自然、大景观、大色彩、大旅游，很可能是未来乡村观光业发展的基本趋向。所谓的大自然，就是要基本保留自然原貌，不做太多的修饰与改造；大景观，就是要着眼于全流域整体规划与布点；大色彩，就是利用山水草木、农田植物四季色彩变化所形成的视角冲击与震撼。现在许多地方搞的油菜花海，其实并不太在于它的种植业经济价值，而在乎的是它的美学享受与旅游价值：大旅游，更在于一趟行程的总体感受而不拘泥某些细节。按照“视觉美、听觉美、嗅觉美、触觉美、联想美”标准，使过去的乡怨、乡忧，变成现在的乡愁、乡约。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趋利避害，体现了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原则和理念。因为居高易旱、处下易涝、依山易崩、濒水易洪，一旦遭遇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便成灭顶之灾。古代卜居讲究中正平和、因地制宜，选择居址必要“相其阴阳，观其泉流”，这样的认识体现在村落居址选择上便是陵水高下必得其宜。中国古代大凡有一定历史而且颇具规模的村落，往往是规避了不安全因素之结果，它凝聚着先民智慧的安全选择。
农业生态系统是在人类的干预与影响下形成的，在追求较高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往往具有良好的生态、景观绩效。人类只要根据生产需要进行合理的时间与空间安排和搭配，就会在不同的季节形成融观赏性和经济性于一体的山林田园牧场景观。有什么样的农业，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农业景象。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不单是美好的祈愿，而且也是赏心悦目的场景。乡村景观在视觉上相对比较辽阔；在地理上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在生态上可以体现生物多样性；生产生活动随时令变化而呈明显的周期性；村落建筑以自然或传统材料为主；民俗与生活具有较强的历史传承性。但是随着城市、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也造成了大面积自然景观的消失和碎片化。人工景观迅速取代、分隔和污染了自然景观，使之结构与功能受损，同时也使人类自身的生存受到威胁。
浙江的乌镇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模式与范例，乌镇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国时期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以河成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组织起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呈现江南水乡古镇的空间魅力。浙江省促成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址永久落户乌镇，催生了全球网络界的乌镇峰会，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樊志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与断代农业史、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出版《陕西古代农业科技》《秦农业历史研究》《问稼轩农史文集》《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等专著十余部。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史研究资讯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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