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困代际传递作为一种深度持续性的贫困问题，自提出以来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消除贫困代际传递也已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话题。本文首先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对现有文献做了文献计量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并且从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梳理，介绍了代际贫困的测度方法，进而有针对性地从个体层面、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总结归纳出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机制。这对我国决胜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贫困代际传递 影响因素 阻断机制 Web of Science
目前学术界认可度较高的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Lewis，1959）提出：“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与代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因此，贫困代际传递指的不仅仅是贫困现象的继承，而且包含导致贫困的不利因素在代际间的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作为一种持续性的贫困问题，已经越来越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消除贫困代际传递也已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话题。Rodgers （1995）采用美国1970-1990年的数据测算发现，16%～28%的“贫二代”成年后仍然贫困。Li （2015）甚至认为祖父母的贫困状况会对孙辈的身高和体重有负面影响。更有学者认为，英国和美国的代际收入传递性存在加强的趋势。2008年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估计大约3.2亿～4.43亿人生活在长期贫困中，而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会继承贫困。2018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公平的进步？世界各国代际经济流动》（Narayan et al,2018），基于代际流动的全球数据库（GDIM）对代际收入流动进行的研究显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贫困代际传递表现得尤其严重。
一、文献计量
为了进一步把握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本文首先就现有文献做基本的文献计量研究。本书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具体检索策略为：主题=“（inter $ generation* or generation* or transgeneration* oroverlapping generation) and （transmi* ortransf* or transition) and （poverty orpoor or impoverish*)”, 文献类别=“article”，时间跨度从1960年开始，数据检索和更新日期为2019年3月18日，精炼经济学类研究方向，共检索到452篇外文文献。基于检索到的这些外文文献，采用Bibexcel、Pajek和CiteSpace等文献计量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图谱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相关文献的年度发文量在2006年之前总量都不到10篇，2006年以后的发文量逐年增加。2018年发文量明显增多，达到55篇。在学界发文量总体下降的大趋势下，近年来对贫困代际传递研究的文献反而不断增加，说明这一问题是亟待破解的重大现实问题。
图1为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中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高低，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节点所表示的关键词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次数，连线越粗表示关键词共同出现的频次越高。如图1所示，“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social” “education” “child”出现频次最高，其次还有“family” “women” “health” 等，表明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集中在教育、儿童、家庭、女性和健康这几个维度。在共现网络中，除“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外，“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intergenerational” “women” 共同出现的次数较高。
使用CiteSpace对452篇文献的关键词时区图谱进行分析，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时间切片选择Top 30，得到关键词时区图谱如图2所示。图中节点所在位置表明在前述设定下该节点关键词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节点越靠左，关键词出现时间越早；同时这些节点反映了该时区内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而且节点越大代表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如图2所示，贫困代际传递研究领域的热点依次为 “children” “inequality” “poverty” “inter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humancapital” “family” “education” “women” “health” 等。由此本文发现，从贫困代际传递这一现象展开，相关研究已经逐步引入家庭、教育、女性、健康等这些关键因素。那么，这些方面如何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又该如何从这些方面切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对此，本文将就关键影响因素的传递路径进行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归纳贫困出代际传递阻断机制。
二、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
大多数学者认为贫困代际传递并不是由单一因素引起，而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Boggess et al （1997）研究指出，与富裕家庭相比，贫困家庭的后代更缺乏物质资源（食物、住所和药物等)和社交资源（好邻居和充足的公共服务等)，父母贫困、家庭结构、邻里劣势、社会孤立和劳动力市场等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影响因素。结合上文的文献计量分析，本文以家庭作为扶贫单元，将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分为了家庭内部因素与家庭外部因素。
（一）家庭内部因素
1.家庭结构与内部环境。Hoynes etal （2005)通过对美国贫困家庭的研究发现，随着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家庭结构与贫困有很强的相关性。离婚家庭或单亲家庭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美国的家庭贫困率由1967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17%。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或单母亲家庭)处于贫困状态的数量明显在增加。Wojtkiewicz （1993）认为，由继父抚养的儿童的教育投资可能比由单母亲单独抚养时更差。Boggess et al （1997）进一步研究发现，单父母更有可能遭受失业风险，更多地依赖福利救济，其子女也更有可能成为失业者。Van de Walle （2013）对马里的研究显示，寡妇和其子女的生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家庭，即使寡妇再婚，生活水平依然存在差距，这种影响会传递给子代，导致由丧偶产生的贫困代际传递。Bird & Shinyekwa （2005）在对乌干达的研究中发现，寡妇大多会受到邻居或亲戚的侮辱和欺负，甚至可能会失去他们的房屋和土地等资产，这又会对其子女造成心理上的创伤。因此，单亲家庭的孩子比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相对同龄人的表现也更差。对于失去双亲的孩子，由老人抚养的问题在于孩子成长过程中视野的局限导致技能的缺失，进而限制了其成年后的赚钱能力。Engle et al （1996）则研究指出，失去双亲的孤儿，即使被送去孤儿院，也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与关爱；若被人领养，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取决于领养家庭的情况和领养的原因。
家庭暴力和酗酒等不和谐的家庭内部环境会降低子女的家庭荣誉感，提高子女的辍学率，甚至影响子女身心健康发展。Harper et al （2003）提出，良好的童年环境对儿童成长与发展很重要，目睹或经历家庭纠纷与家庭暴力可能使儿童和青少年受到严重创伤，并对其行为产生长期影响。Bird & Shinyekwa （2005）认为，酒精是推动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关键因素，饮酒是对贫困的反应，而饮酒的结果就是贫困。此外，Engle （1999）还指出，儿童遭受心理虐待与生理虐待会对其营养状况造成破坏性影响。
2.营养与健康。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曾估计，全球每年有4亿人无法获得一项或多项基本卫生保健服务；1.5亿人因自费支付系统而遭受灾难性的卫生保健支出，1亿人陷入贫困。此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穷人获得卫生保健服务的机会相对不足，因此处于不利地位。这些不利因素和贫困往往会阻碍穷人获得可靠的卫生服务，并随后使其陷于贫困之中。因此，良好的身体发育，包括营养和健康等，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营养是儿童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投入之一，Harper et al （2003）研究指出，营养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可能从子宫内开始，因为营养不足的母亲腹中胎儿的生长速度会低于营养充足的母亲。营养不足对贫困代际影响的路径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两岁前营养缺失以及因此导致的疾病和感染所造成认知方面的损伤是很难逆转的，无论其后来的营养水平和生活环境有何改善。而早年认知受损的儿童在学校和重要生活技能方面的学习可能会更加困难，这将限制他们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机会。其二，对于长大后依靠体力劳动生存的儿童来说，早年营养不良可能会降低其身体素质并削弱其在成年期的体力，从而降低其收入前景。其三，营养不良和亚健康状态也会限制孩子社会情感的发展，以至于后期在学校和社会的表现都不佳，也不会对下一代有更多的关爱，并将这一不良状态进一步传递下去。
遗传、传染性疾病或损伤也会在贫困代际传递中发挥作用。Moore （2001）研究指出，结核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代际传染病，对穷人的健康和生产力产生重大影响。Bird & Shinyekwa （2005）研究发现，艾滋病的传播更是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因为家庭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对艾滋病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损失了劳动力，影响了其他家庭成员的福利，尤其是其子代。艾滋病可能会传播并延续家庭的贫困，相关子女都会受到周围人的排斥而无法很好地融入社会，儿童的身心健康将受到影响，从而无法跳出贫困。
3.教育和人力资本。Moore （2001）将儿童辍学等行为视为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源。Emerson & Souza （2009）基于巴西全国家庭抽样调查（PNAD）数据研究指出，相对于未完成基础教育的人，完整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的第一份工资收入将高出约50%。但贫困家庭在满足家人基本温饱的前提下，无法再为其子女提供充足的教育投资，其子女可能会进入教育质量较低的学校接受教育，进而其受教育程度有限。Kabeer & Mahmud （2009）研究指出，贫困家庭在面临突发的外部冲击时，其子女极有可能辍学，即使该家庭从冲击中恢复过来，其子女也很难再继续接受教育。Erikson et al （2005）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研究表明，不同阶级的孩子在其16岁之后是否继续接受教育的选择会有明显的差异。Wahba （2000）通过对埃及的案例研究发现，童年时期工作的父母将其子女送去做童工的可能性是童年时期不工作的父母的两倍。Sam （2016）针对加纳的研究发现，贫困家庭更有可能把孩子送出去工作，童工主要是一种贫困现象，并遵循代际模式。因此，教育作为财富的代表，父母与子女之间教育的代际传递同时反映了父母与子女之间收入的代际传递。包括加纳、巴基斯坦、秘鲁、埃及和巴西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证据都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教育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
教育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的另外一个途径是神经机制。近年的研究显示，亲代的教育水平与子代的颞叶、扣带回、额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亲代的教育水平越高，子代颞叶的皮质面积越大；亲代的教育程度越低，子代的扣带回表面积越小且皮质越薄。亲代的教育水平还与子代的左侧额上回皮质厚度具有显著相关性。贫困家庭的子代往往IQ得分低，相比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儿童，阅读能力和数学技能也要差一些。贫困的亲代给子代所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最终使得贫困在两代人之间产生了代际传递的现象（周加仙等，2018）。
2018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公平的进步？世界各国代际经济流动》基于代际流动的全球数据库（GDIM）对代际收入持续系数进行分解，总结了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之间三个渠道，分别为：（1）父母教育会影响子女教育，进而影响其收入，如受过教育的父母会更倾向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2）父母教育会影响子女的非教育特征，如受过教育的父母会帮助其子女获得更好的非认知技能，从而提高子女的收入水平。（3）父母的非教育特征对子女收入也存在持续性影响，如相对富裕的父母所居住的地区以及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都更好，可以为其子女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
4.女性贫困与女性就业。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提到:“当今世界上10亿多人生活在令人无法接受的贫穷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随着女性贫困群体显著增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女性贫困就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贫困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也使得女性贫困特征在跨代传递中尤其突出。鉴于女性在抚育后代、家庭未来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性别差异存在很强的关联度（王爱君，2009）。
Altonji & Dunn （1991）基于NLS数据库分别对子代不同性别的代际收入关系进行测度，得出父亲与儿子之间的代际收入相关系数为0.36，而父亲与女儿之间的代际收入相关系数为0.48，表明女儿比儿子更容易继承父亲的贫困，而且母亲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收入相关系数为0.56，也即贫困母亲更容易将贫困传递给子代。Sen & Begum （2002)则证明了女性健康与收入都是传递贫困的重要渠道之一。母亲不仅可以将疾病直接传递给下一代，其对营养健康问题的认识也决定了子代的健康水平。此外，Engle et al （1996）还研究指出，性别歧视的教育投资会导致女性教育和收入的恶性代际传递。正如Alderman et al （2006）进一步指出的，母亲如果没有受过教育，其女儿不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会更大。因此，妇女贫困带来的直接后果主要体现在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高贫血患病率、低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妇女就业受到影响，进而陷入贫困的代际传递和恶性循环（闫坤、孟艳，2017）。
女性就业是否能缓解女性贫困？Leslie （1988）根据25项贫困儿童营养援助计划的实施效果在其研究中做了两方面的说明：一方面，对处于断奶时期的婴幼儿，女性就业对其负面影响较大，因为婴幼儿生长迅速，免疫力低下，往往需要频繁的营养膳食的喂养，这对于外出工作的女性来说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女性就业带来的收入可以改善贫困家庭的经济条件。女性就业更有能力为其子女购买更有营养的食物。此后的研究也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Harper et al （2003）的研究也指出，迫于经济压力出去工作的女性必然因外出而减少对子女看护和教育的时间。缺乏对子女的看护意味着父母无法防止子女从事有害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事故。Barbarin & Richter （2001）就南非儿童的观察还指出，父母均工作的家庭，如果不能负担幼子的看护费用，则会强迫年长的孩子在家照料年幼的孩子，导致其错过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且缺乏与同龄人的交往和接触。同时，父母均工作会缺乏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可能会对子女的情绪发展产生影响，而这些潜在影响都是终身的。
但随着相关救助计划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指出，女性就业对代际贫困传递有阻断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工作的非正规化程度越来越高，女性的工作时间逐渐变得灵活，能够调整时间来对子女进行看护与教育。这使得女性能够将工作收入和对子女的陪伴相结合。与此同时，工作也使得这些母亲更快乐、更自信，从而也使其子女受益。可见，对女性就业影响的判断要受到一些前提条件的限制，不能一概而论。Ludwig & Mayer （2006）在充分考虑了家庭结构特征这一前提后，研究发现，对于正常家庭的孩子，母亲工作会比没有工作的情况更糟糕；对于单身母亲家庭的孩子，母亲工作会比没有工作更好。
（二）家庭外部因素
1.社会关系网与社会排斥。Dasgupta& Serageldin （2000）研究指出，通过强大的社会关系，人们能够获得工作、在危机时获得资源、更好地应对危机、互相看护儿童、进行资本借贷并提高发言权和影响力等，从而能够阻止贫困带来的负面影响。Vanderpuye Orgle et al （2009）研究发现，加纳南部被社会孤立的家庭面对特殊冲击时无法维持平稳消费，而具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的家庭能够有效地应对冲击。因此，Chantarat & Barrett （2012）研究指出，社会关系网还可以补充或替代生产性资产，以促进一些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然而，建立社会关系网并非易事，并非所有家庭都能与其他家庭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有些家庭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会遭到拒绝。而且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网所需成本过高，一些家庭可能会选择退出社会关系网，从而被社会孤立，无法从社会关系网中获益，进而处于持续贫困的状态。还有一些研究表明，穷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作用有限，无法有效帮助穷人摆脱困境。
因此，社会关系网的有用性取决于关系网中群体所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非每个人都能从社会关系网中获益。Gordon （2005）对英国的贫穷与社会排斥的调查研究表明，贫穷的社群就是被社会排斥的一群，他们被社会排斥（歧视）的方式广泛而多样。Panda （1997）指出社会歧视和不平等会减少单身母亲能够获得的资源，并且对单身母亲的社会歧视将会降低她们构建社会关系网的能力，其孩子可能会变得更糟。Agarwal （1992）对印度部分地区的研究表明，因性别歧视而限制妇女耕种将导致她们陷入贫困。Adato et al （2006）研究指出，南非较富裕的白人家庭非常排斥与较贫穷的黑人家庭构建社会关系网络。Corcoran （2001）基于美国的案例研究表明，黑人的代际贫困现象比白人更为严重。Sharkey （2008）基于PSID数据对美国贫困地区的种族不平等现象进行研究得出，在美国贫困地区长大的黑人儿童成年后超过70%仍然居住在贫困地区，而白人儿童只有40%。另外，遭受社会歧视的孩子更容易遭遇暴力事件，产生心理问题，其心理承受能力不足。而且，被社会排斥的儿童很难跳出贫困，这些最终造成了贫困在代际间的传递。
2.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Chakra borty（2004）指出环境质量与人的预期寿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所以环境的恶化也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因素。Moore （2001）研究指出，环境的恶化、私人和公共自然资源的枯竭对后代的生计会产生不利影响。人们在特定地区生活或工作，面临特定的自然资源限制，生活在农村地区的长期贫困人口面临着基于生态和气候限制；在城市地区，污染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比如因水污染而不得不购买饮用水，空气污染造成健康问题，以及住宅区废物处理等。因此，Varvarigos （2010）研究指出，自然环境恶化会对人的健康造成不利的负面影响，加重医疗负担。Clootens （2017）还指出，环境恶化导致那些靠天吃饭的低层劳动者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收入，进而陷入贫困。
除家庭生活的环境外，家庭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造成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Bird & Shinyekwa （2005）通过对乌干达不同地区的研究得出，离市中心和超市越近、社区基础设施越完善、交通越发达、医疗服务水平越好的地区的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发达的通信技术更有利于帮助低收入家庭转变生计策略，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有利于改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减少因病致贫。因此，Ludwig & Mayer （2006）和Jiao et al （2017）的研究都指出，贫困家庭由贫困地区转移到相对发达地区对年轻的孩子脱贫可能更有利，他们可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
3.外部冲击。来自家庭外部的冲击包括战争、暴乱、突发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和其他影响家庭财富的重大事件等。Bird （2007）研究指出，经过战争洗礼后的家庭失去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家庭财富，极易陷入贫困。长期的战争可能会限制儿童的整体发展，破坏其社会关系，因战争而受到创伤的父母可能无法照顾子女或甚至无法谋生，儿童可能会受伤或成为孤儿，无法接受教育甚至无法正常生活，而这些都可能会对父母和子女造成长期的影响，促使贫困在代际间的传递。Silove （1999）和Steel （2002）则指出，暴乱也被认为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发生暴乱的地区，成人和儿童均会面临较大的危险和压力，甚至受到精神创伤，比如焦虑和抑郁等可能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造成长期影响，并使受害者接触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Uppard （2003）进一步指出，长期遭受暴乱等冲击还会导致家庭成员养成酗酒等不良习惯，更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Punamaki et al （1997）研究指出，贫困家庭的孩子在生活的社区或者学校可能会受到邻居或同学的排挤与歧视，甚至会遭遇一些暴力事件，经历过暴力事件的儿童可能会产生心理问题，心理承受能力降低。在巴勒斯坦，遭受暴力事件的儿童更有可能与父母有嫌隙、产生心理问题、认知能力下降。Tomlinson et al （2005）的研究显示，在开普敦卡雅利沙，经历过社区暴力的儿童中超过40％患有一种或多种精神疾病。
4.宗教、文化和心理因素。Moore （2001)研究指出，文化对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也颇为深刻，贫困家庭的儿童本身能够获取的资源就少，更是缺乏跳出贫困的机会，于是这些家庭的儿童即使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在缺少条件以及周围人的日益“同化”之下，他们逐渐降低自己的期望，接受“像我这样的人”的某些愿望。尤其，在追求理想的儿童经历了持续失望的情况下，他们会有更低的期望。长期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会自觉将自己代入“穷人”这个角色。BrooksGunn （1997）研究发现，在贫困社区长大的孩子，其认知发展和志向等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贫困家庭的儿童肯定比富裕家庭的同龄人的抱负更有限，或者说谈不上有任何抱负。贫困家庭的父母也不会给子女传递有助于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态度，以至贫困状态继续传递。Horii & Sasaki （2012）研究发现，儿童会观察与自己同等条件的人的行为，观察别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更广泛的机会并目睹了其他人如何做，便会相信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如果儿童发现同伴没有接受教育，其辍学的可能性会增大，这些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机制相互加强，会造成严重的贫困陷阱。
此外，Corcoran （1995）还研究指出，穷人从社会福利中获得了不正当的激励，比如他们不愿意寻找工作获得低工资，而更愿意享受福利，更有可能会非婚生子，以及有更低水平的理想抱负。于是，他们逐渐形成了懒惰、不作为、无抱负的习惯和认知。但宗教可以帮助贫困人口树立生活信心。宗教身份作为一个人社会身份的元素之一，与就业、收入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国家长期存在宗教冲突，其中，乌干达、印度等国家的宗教冲突覆盖了种族差异。Ludwig & Mayer （2006）基于NELS数据的研究表明，假设宗教与儿童贫困有着因果关系，那么，八年级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将使他们这一代人的贫困减少9％。
三、贫困代际传递的测度
（一）测度方法
1.代际收入弹性。自Becker &Tomes （1979)实证测度美国代际收入弹性以来，诸多学者将代际收入弹性运用到了贫困代际传递领域，以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收入”为代理变量，以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测度贫困代际传递的程度。
代际收入弹性的基准回归模型为：
2.转换概率矩阵法。除通过建立双对数模型计算代际收入弹性考察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小外，另外一种较为常用的测度贫困代际传递的方法是转移概率矩阵法。
转移概率矩阵由俄国数学家马尔科夫于20世纪初提出，该矩阵最初用于状态转移的研究，即指客观事物从一种状态转移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概率。运用到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中，转移概率矩阵可以用来测度子代相对于父代所处经济地位的变化情况。
转移概率矩阵可表示如下：
将社会收入分为n个等级，通常用行来表示父代的收入等级，列表示子代的收入等级，矩阵内的元素表示代际收入的相对流动概率，矩阵中各元素均非负，且每行元素之和为1。例如，表示父代收入等级为i、其子代收入等级为j的概率。矩阵中主对角线的元素表示子代收入等级相对于父代未发生变化的概率，值越大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弱。特别地，当主对角线的元素位于低收入等级时，值越大则表示贫困代际传递程度越高。在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测度中，我们较为关注的是，对于处于低收入等级的父代，其子代维持在低收入等级或跳出低收入等级的概率。
（二）数据库与收入变量的选取
早期能够提供数据供学者进行代际收入弹性测度的数据库较少，初期的研究多采用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数据库 （PSID）进行测度，而且一直持续被学者所广泛使用至今。除PSID数据库，可供学者们进行研究的数据库还有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数据库 （NLS）。数据库的样本量也在不断丰富，从Solon （1992）的348个观测值到Eide & Showalter （1999)和Cooper （2011)分别使用612个和1424个观测值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测度。Palomino et al （2018）则使用25258个观测值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虽然使用不同数量的观测值得出代际收入弹性的不同性质，但是对于低收入群体的高代际收入弹性这一观点，学者们已经达成了普遍的共识。
在收入变量的选取方面，若使用短期收入则会使测量结果产生偏误，原则上应该选择整个生命周期的永久性收入进行测度，然而永久性收入的获取存在困难，于是学者们采用一段时间内收入的均值来替代。Black & Devereaux （2011）和Palomino et al （2018）研究指出，对于子代整个生命周期来说，早期收入偏低，因此，整个生命周期中期的收入是永久性收入的最好代理变量。Mayer & Lopoo （2005）更是明确所谓生命中期的具体范围应该是30～40岁。Osterbacka （2001）和Bratsberg et al （2007）则认为由于女性收入会受到较多家庭外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多选取儿子的成年收入作为子代收入变量。然而，也有学者分别对不同性别子女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测度。Mayer & Lopoo （2005)基于1977-2000年的数据测度得出，父代与儿子之间的代际收入弹性均值为0.44，与女儿之间的代际收入弹性均值为0.43。此外，不同研究对父代样本的选取也不尽相同。Solon （1992）将父亲的收入作为父代收入变量；Bratsberg et al （2007）和Palomino et al （2018）等则将父亲与母亲的收入均纳入考虑。
（三）测度结果
早期的研究都是基于NLS和PSID数据库测度美国的贫困代际传递情况。Solon （1992）基于收入双对数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测度代际收入弹性为0.4。Zimmerman （1992）基于NLS数据，测度得出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538。Rodgers （1995)基于PSID数据库，通过构建转移矩阵对美国的贫困代际传递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条件没有改善，贫困家庭子女成年后继承父母贫困的概率为32%～46%；即使成年后脱离贫困的子女中，也仍然有大约50%的家庭净收入不及贫困线的两倍。Palomino et al （2018）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测度了1980-2010年美国百分位数的代际收入弹性。研究结果显示，代际收入弹性呈现U型，在第5百分位数为0.7，第10百分位是0.66，这表明在低收入群体中，代际收入的相关性较为明显，也即存在着贫困代际传递，而且父代收入越低，子代越难以跳出贫困。他们认为，之前研究结论的不同是由于其所用观测值较少。同时他发现，进入21世纪后低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在上升。
Dearden et al （1997)研究发现，英国代际流动的程度是有限的。在劳动力市场收入和受教育年限方面，父亲和子女之间存在明显的代际关系。Corak & Heisz （1999）对加拿大的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弹性在收入底端最低，呈现倒V型。Osterbacka （2001）对芬兰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测度得出，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较低，而富裕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也即代际收入弹性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增。Saczewska Piotrowska （2016）基于波兰的面板数据，将收入分为贫困、类贫困与非贫困三大类，通过马尔科夫转移矩阵分析得出，农村贫困家庭持续贫困的概率为63.71%，高于城市贫困家庭的持续贫困概率（52.71%）。Corak （2006）对不同国家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比较得出，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是代际收入流动最差的国家，贫困家庭子女大约40％～50％会陷入贫困，在加拿大、芬兰、挪威和丹麦则大概20％或更低。Bratsberg et al （2007）的研究表明，北欧福利经济国家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高于美国等较为市场化的经济体，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北欧国家与英美之间代际收入弹性的差异更大。他们还通过分位数回归法得出，父代收入在最低百分位数的子代成年后收入前景与父代收入在第15~20百分位数的子代非常相似。
基于微观数据的代际收入弹性法和转换概率矩阵法是对代际贫困概念的最直接测度，但这一回归模型最大的弊端在于会出现计量上的“向上偏误”，后续学者围绕该方法不断地进行了计量上的修正。因此，可以尝试从宏观层面进行测度，以从更多的视角理解代际贫困问题。Corak （2013）以各国基尼系数为横轴，代际收入弹性为纵轴得到了著名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基尼系数”与“代际收入弹性”基本成正相关关系（一条直线)，即一个国家的社会不公平程度越高，其“代际收入弹性”越高，代际流动性越低。结果显示，丹麦、瑞典、挪威、加拿大等高福利国家的代际流动性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的代际流动性较小，中国在图的右上角，收入情况的代际传递较为明显，情况仅仅好于巴西、智力、秘鲁和阿根廷。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基于1988-2011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进行了研究（张立冬，2013；马文武等，2018）。结论显示，虽然中国整体的贫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基本呈上升趋势，从空间分布上看，贫困代际传递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且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大于城市，城乡子代贫困机会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断拉大。
四、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机制
Hickel （2016）研究指出，1999-2008年全球GDP增长所产生的所有收入中，最贫穷的60%人口只获得了5%的收入。如果按照这个速度，通过增长消除贫困将需要100多年的时间。Berger et al （2018）进一步研究指出，当前减贫的挑战是已经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生产力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成果并未被很大一部分人口享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面临着工资低（且停滞不前）、就业和工作时间不稳定、雇主提供的福利最少、晋升机会有限。特别是黑人，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壁垒，几乎无法获得应有的公共利益。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族裔所带来的机会和结果的代际不平等以及代际传递广泛存在于跨社区、住房、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刑事司法等系统中，对下一代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此，Sherman & Trisi （2014）和Ziliak （2015）研究指出，如果反贫困政策越来越多地提供了以工作为条件的福利，那么没有正式就业收入的家庭没有资格获得多种形式的公共援助，特别是现金援助，因此现金收入很少、严重贫困或物质困难率很高的家庭比例将增加。综上所述，这些因素表明反贫困创新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上文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梳理可以发现，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因此，阻断不利因素的代际传递应采取分层次的各个击破。第一个层次是个人层面，贫困个体首先要有脱贫的愿望和信心，然后才有动力和决心改变家庭内部不利环境。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层面，负责消除社会排斥问题，包括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以及单亲家庭等弱势群体的被排斥，在一些国家往往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第三个层次是政府层面，由于贫困个体物质的极度匮乏已经限制了其自身能力的完善和发展，要阻止营养与健康、教育和人力资本、女性就业、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外部冲击这些方面不利因素的代际传递，必须依靠政府公共支出，构建社会安全网。下面将就三个层次的阻断机制逐一展开。
（一）个体层面
Gugushvili （2016）研究指出，从个人主观层面考虑，那些延续父代贫困甚至更贫困的个体，他们更容易将贫困视为是由社会不公正等外部性因素造成的，而跳出贫困的个体则将贫困归因于个人因素，比如懒惰、缺乏意志力等。因此，个人态度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学会良好的行为习惯，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Schady （2011）也指出，贫困家庭的父母应该加强对子女的早期激励，要为其树立脱贫的信心，并为跳出代际贫困而努力奋斗。
首先，家庭可以通过转变家庭生计策略来实现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CPRC （2009）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好的生计策略能够帮助低收入群体摆脱恶性贫困陷阱，比如农村家庭可以由从事农业活动转为农业与非农业相结合或从事小型贸易来提高家庭收入。但家庭在通过改变生计策略来提高家庭收入时，可能会遇到进入壁垒，例如，Walelign （2017）在尼泊尔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小型贸易能够使人们摆脱贫困，但并不是所有贫困家庭都有能力去从事贸易。于是便需要政策干预来降低不同生计策略的进入壁垒，从而为低收入群体扩大生计选择的范围，使其能够通过改变生计策略来跳出贫困。Walelign et al （2019）认为改善贫困家庭生计策略选择范围的单一政策是不够的，需要实施辅助资产保护措施来阻断贫困家庭再次陷入贫困。
此外，还有学者们倡议要为子女构建健康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环境。针对单亲家庭等弱势群体，Berger et al （2018）的研究直接考虑改变家庭结构。他们回顾了改善避孕方法的可能性，特别是长效避孕药，以减少意外和非婚姻怀孕，以此改善经济和社会福祉。对于改变家庭环境，Robertson （2017）指出父母吸烟对子代的影响是长期且不利的，加大了子代吸烟的可能性，损害了子代的健康；并且长期吸烟是代际贫困的一个特征，父母停止吸烟或减少在家吸烟次数能够有效改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而就酗酒这一不良嗜好而言，Ahern et al （1999）早期的研究建议，通过提高酒的价格改善家庭情况，因为穷人对价格很敏感，提高酒的价格，贫困家庭就会减少酒的消费。Bird & Shinyekwa （2005）则不同意提高酒的价格，因为酗酒者无法在短时间内戒酒，提高酒的价格则会使其在短期内面临更加贫困的困境。所以，更重要的是个人通过自我努力逐步戒除吸烟和酗酒的恶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借助相关社会机构的力量，如嗜酒者互诫协会。
（二）社会层面
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贫困家庭由于受到不平等待遇与社会歧视，较之非贫困家庭缺少可以跳出贫困的机会以及相关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子女由于被歧视，经常会遭受社区或学校同龄人的冷落甚至暴力，被排斥在同龄人的社交圈外，这些可能会导致这些孩子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不利于其日后的发展。因此构建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改善贫困代际传递的困境。
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早在1974年就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随后，欧盟在其反贫困计划使用了这样一个概念，订立了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共同目标，并试图通过社会政策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2010年6月，欧盟夏季首脑会议通过的“欧洲2020战略：实现智能、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依旧把消除贫困和反社会排斥定为欧盟在这十年内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提出要实现社会融合。Bird & Shinyekwa （2005）提出解决社会排斥问题，减少贫困家庭的耻辱感，消除贫困家庭的经济参与障碍，提高贫困家庭的自信与社会参与度。长期贫困研究中心也提出要想使长期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必须解决不平等和歧视问题，鼓励贫困人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融入社会。
Bird et al （2005）提出可以通过立法维护弱势群体 （比如单亲母亲、残障人士）的权利，或者借助众多社会组织的力量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比如就上文提到的吸烟和酗酒问题，各国的癌症协会（Cancer Society）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其对健康的危害。嗜酒者互诫协会也在积极帮助有需要的人戒除恶习。世界银行（2001）也指出，还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从扩大贫困者的经济机会、促进赋权和加强安全保障三个方面来形成持续性的减贫动力。此外，一些学者研究了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项目的扶贫效果，Sendi & Anderson （2009）利用小业主贷款融资项目（SELF)检验了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小额信贷的扶贫作用，认为SELF项目有助于提升贫困妇女经营小型项目的能力，但从长远来看对增加家庭财富的作用不明显。Kotir & ObengOdoom （2009)利用加纳西部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小额信贷与农户发展的关系，认为小额信贷有利于提高家庭生产率和增加财富，但对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不大。
与此同时，Ludwig & Mayer （2006）研究认为，鼓励宗教信仰可以帮助父母和儿童改善贫困现状，父母的宗教信仰可以鼓励父母以有利于孩子的方式行事，他们的婚姻也会更加牢固，并将宗教态度传递给孩子。宗教信仰为儿童提供了一种道德指南针，影响他们的行为，使其远离犯罪、吸毒和酗酒等其他可能造成贫困的行为。宗教灌输了良好的职业道德，这使得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获得并保住工作，提高他们未来的经济收入，进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政府层面
按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救济穷人可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刺激生产，进而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减贫更多的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这可以追溯到英国早期的济贫法。通过政府支出构建起的社会安全网在减贫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Meyer & Wu （2018）等采用2008-2013年美国收入调查数据测算了社会保障（OASDI）、补充保障计划（SSI）、所得税抵免（EITC）、补充营养（SNAP）、公共援助和住房援助的政策实施效果。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将贫困率降低了1/3，是其他五种转移计划综合效应的两倍多。除所得税抵免外，其他项目都大幅减少了深度贫困（低于贫困线的50%），其中，OASDI项目主要针对贫困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单亲家庭从EITC、SNAP和住房援助中受益更多，但他们仍然相对缺乏安全网的服务，六个项目加在一起只将贫困率降低了38%。因此，要从更深层次、更本质的节点上去减少贫困的发生。
1.优化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在理论上，从舒尔茨到阿玛蒂亚·森都强调了以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来改善和消除贫困。Barham et al （1995)构建世代交叠模型证实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然而贫困家庭由于初始禀赋有限，可能难以支持子女接受教育。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使任何有能力的人得到最佳的教育水平，进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Solon （1992）研究指出，政府支出是比家庭投资更为重要的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投资。Cardak et al （2013）采用1968-2005年间美国PSID数据库父代与子代的配对数据，通过分解代际收入弹性，具体研究了公共政策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弹性中约1/3的部分来源于投资，即公共支出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贫困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Strumbos et al （2018）主张建立基于城市大学ASAP模式的国家社区学院模式，该模式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建议、学术、职业和财政支持，同时要求学生在高度结构化的学位课程中全职入学。Holzer （2008）为各州制定了一个竞争性的补助计划，以实施基于绩效的社区大学计划来改善弱势群体的学业和就业成果。DuttaGupta et al （2018）主张为低技能工人提供全国在职培训和补贴就业计划。以教育减少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已经毋庸置疑，父母接受教育完成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有能力参与就业市场，通过工作取得收入实现脱贫，从而才有投资子女的教育的条件。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实，随着父母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会增加。最终，接受充分教育的子女在成年后自食其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本文将这一过程简化为以提高人力资本实现收入提高为目标的闭合路径。
从图3可以看到，减贫实践中接受教育的主体存在父（代）子 （代）关系。因此，1965年美国健康及公共事业部的儿童与家庭管理处组织实施了针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Head Start项目，协助父母和儿童分享社区资源，促进低收入家庭学龄前儿童的健康发展，协调家庭和社区关系，为父母提供就业机会和支持。这是将幼儿教育与父母人力资本发展结合起来的最初的两代扶贫概念。但是正如很多人所担心的，由于父母经济和能力水平有限，从Head Start毕业之后大部分孩子都就读于一些教学质量差的学校，原来参与这个早教项目的孩子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及优势并没有在日后的成长过程中得到持续发展和体现。针对当前早教项目仅仅为家长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人力资本提升，社区大学无法解决就读学生的子女照料问题，Sommer et al （2018）据此提出了新的两代反贫困战略，建议是将原本孤立的Head Start项目和社区大学有机结合起来，有计划地安排接受早教项目孩子的父母去社区大学接受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充分发挥早教项目的育儿功能和社区大学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的优势，可以简化过去两个项目的功能交叉，提高扶贫效率，而且基于两个平台的数据分析，对贫困家庭和个体的需求和定位更为精准，也进一步提高了贫困家庭父母的参与度。
2.增加就业且提高最低工资。贫困主体接受教育就是为了就业以提高收入。就业 （尤其是稳定的就业）被广泛视为摆脱贫困或阻止进入贫困的最可靠途径之一。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Haskins & Sawhill （2009）调查了影响贫困的各种因素，并且估计，如果所有非老年、非残疾的家庭负责人都是全职工作的，那么有孩子的家庭的贫困率将减少一半。Mc Kernan et al （2009）的研究证实了更高的就业率是家庭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Berger et al （2018）提议了一项联邦工作保障方案，建议保证所有美国成年人都能得到全职的贫困工资和福利，并且进一步指出，虽然该提案的成本很高，但也是最具变革性的。因为通过确保就业获得足够的工资和福利，许多其他扶贫项目的投入需求将被消除。Dutta Gupta et al （2018）也估算得出，如果每年为240万参与者提供直接补偿的总成本为159亿美元的就业补贴，参加者的贫困率将从35%降至20%，深度贫困率将从14%降至4%以下。与影响贫困风险和持续时间的几乎任何其他因素相比，全职工作与较低的贫困率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Romich & Hill （2018）根据美国劳工局2010年3~6月当前人口调查（CPS）年度退出轮换组（ORG）数据，从工资分配的角度研究指出，小时工资在7.26美元到10.15美元之间的小时工，贫困率最高。其中有16.89%的小时工贫穷，另外13.6%的小时工接近贫困。因此，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已经远远低于生活成本，这加剧了美国的贫困和不平等。建议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2美元，并临时扩大现有的雇主税收抵免以提高低收入工人的向上流动性。Dube （2018）也认为，平均而言，最低工资增加10%，贫困率降低1.5%。
3.提高贫困儿童的现金补助。帮助贫困儿童脱贫就等于切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途径。众多学者在关于美国扶贫政策的反思中指出，当前最底层的家庭所能获得的援助越来越多地采用实物形式而不是现金形式。虽然这些福利对于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美国极端穷人面临的一个核心困境是缺乏可获得的现金收入。越来越多的证据则表明，收入转移甚至较小的收入转移都可以改善儿童的健康和发展。Villa （2018）研究指出，青年时期人力资本的增加将导致成年后更高的生产能力，改善儿童早期个体的营养状况，增加学龄儿童的教育年限，“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效果明显。CCT向贫困家庭中的成年人提供现金转移，条件是他们的孩子保持上学出勤率和健康检查。迄今，在拉美以及亚洲等地区，超过1亿贫困家庭参与了这些计划。从长远来看，向有孩子的家庭转移支付也可能通过促进教育、娱乐、减少犯罪、减少无家可归和提高劳动力市场生产力来降低社会成本。Shaefer （2018）研究指出，在儿童免税的情况下，福利通常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而且他们的一年一次的支付计划很难适应越来越多的家庭每月收入的不稳定。因此，建议用每月通用儿童津贴取代儿童免税和儿童税收抵免，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包括最脆弱的家庭）提供定期、可靠、每月现金津贴和最低收入。普遍儿童津贴将为最脆弱的家庭甚至是所有有孩子的家庭提供基本的现金来源。
五、总结
子女不断重复父母的贫困境遇，贫困阶层之所以长期不能脱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家庭为单位将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划分为家庭内部因素与家庭外部因素，继而根据这些因素总结出针对性的扶贫方案，构建多层次的扶贫体系。通过对多年扶贫实践的反思，学者们更多强调的是贫困主体之间的联系和扶贫政策之间的互通。在社会安全网充分的前提下，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父代通过接受教育取得就业机会，辅之以最低工资和就业补助确保其就业收入可以帮助其完成脱贫。父代收入的提高为子代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政府配套以儿童津贴等现金补助，为进一步确保子代顺利完成人力资本积累，从幼年就降低其能力贫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当前对代际贫困的原因和机制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和系统，但在测度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拓展。一方面，当前的研究都是基于家计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测度，其最大的弊端是在计量上存在向上的偏误，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是否可以扩展到宏观层面进行测度。另一方面，教育的剥夺与受教育水平的代际传递问题还未能定量测算。正如2006年11月30日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由于英国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布莱尔想扩充进入大学学习的贫困家庭学生数量的计划也将面临失败。最新的美国名校的招生丑闻等事实也说明，虽然以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经能够达成共识，但是教育水平的差距也将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瓶颈，必须对此加以测度和考量。
我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连续6年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2020年将完成脱贫攻坚战，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彻底解决中国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并没有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减贫在中国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近三年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虽然我国整体贫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呈现上升趋势，并以中西部落后地区尤为明显，且农村子代贫困的机会要高于城市（卢盛峰、潘星宇，2016；马文武等，2018）。为此，2018年，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保障各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保障贫困家庭孩子都可以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更多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更好更高层次教育，都有机会通过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实现家庭脱贫，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的能力显著增强。从《实施方案》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依旧是停留在提高贫困主体受教育年限的阶段，已经从义务教育扩展到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但是教育质量问题还没有提及。而接受低质量教育终将形成“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水平质量较低——就业市场上竞争力较低——世代较低收入水平”的路径传递，这也是相对贫困中的教育相对贫困。此外，《实施方案》在学前教育中只是明确省级统筹学前教育资金向“三区三州”倾斜，但学前教育其实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短板，即使在发达地区，诸如北京地区，公立幼儿园也是一位难求，私立幼儿园爆出虐童事件。因此，对贫困儿童，除了享受社会救助中的特困人员供养以及教育救助，还应借鉴国际经验，设立专门的妇女儿童救助计划，为低收入家庭的妇女提供生育津贴及分娩前后服务，为有儿童的低收入家庭发放儿童营养必需品，提供儿童照护服务。
作者简介：刘新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文静、刘轶芳，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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