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经济社会整体进步的大局出发，构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全新的治国理政方略与关键决策部署，先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其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成为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后又一个破除“三农”困境、发展“三农”事业的重要决策。要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依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整体要求，构建和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以此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时至今日，“十三五”规划已经进入“下半场”，各地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不断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升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让农村一、二、三产业得到了融合发展，乡村治理等效果也获得了显著提升。
【关键词】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区域政策；乡村治理
一.乡村振兴的时代价值与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对“三农”问题的全面战略部署，更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关键遵循。乡村振兴战略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发，对其中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深刻分析，对农业农村发展实际进行了系统考察，具有十分鲜明的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价值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划时代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助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最终实现，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现实提供基础性保障。这是因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重点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不断消除城乡之间发展的差异，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让农村内部发展更加充分，才能确保农业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才能让农民在科、教、文、卫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权益，才能以政策为导向不断补齐其发展短板，突破其发展瓶颈[1]。(2)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付诸实施，能够对乡村社会的凋敝现实与衰落迹象做出积极回应，纠正其颓势，发掘其潜力。我国乡村为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即使在今天，城市对乡村的依靠和依托依旧十分明显。而伴随着城镇化的提速，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农业农村发展正在失去原有的活力与发展动力。可以说，在我国很多地区，乡村老龄化和空心化现象已经十分严重。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不但可以有针对性地优化乡村发展模式，改变其衰落的态势，激发其发展活力与内生动力，还能提升乡村的凝聚力和吸引力[2]。(3)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体现了党对城乡关系的全新认识，这一战略选择的做出体现了对乡村价值与社会地位的极大认同。在党的十九大之前，党中央针对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等问题给出了鲜明的发展思路，认为需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反哺农村的形式，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改变乡村发展面貌。但与城市地区相较，我国乡村还是处在从属位置，始终被作为城市要素与资源的被动接受者，内生发展动力极度缺乏。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就把乡村和城市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让乡村以有机整体的形态，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优势。这对构建新时代的美丽乡村，实现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刻内涵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兴而国兴，农稳则国安”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我国在新时代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不但是对当前乃至今后我国乡村发展范式做出的宏伟规划，更是对中国国情社情做出的准确研判，其内涵深刻而丰富：(1)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升级和升华，体现党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全新和系统思考。在乡村振兴战略体系内，“生产发展”的目标被“产业兴旺”所替代，体现了新时代对农业发展的更高要求，即不但要实现乡村生产力的提升，而且要借助产业进步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在“村容整洁”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宜居”的目标，该目标较之于之前的提法更显前瞻性，即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在体现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让乡村成为人民“宜居”的区域[3]；此外，用“治理有效”替代了“管理民主”。“管理”与“治理”的含义迥然有异，两个字的替换体现的是发展理念的进步、行为范式的优化。(2)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乡村实现全面振兴，而非某个领域、某一层面的单独振兴，要在物质、精神、生态等方面同时发力，在科教文卫保等环节都达到与城市同等的程度。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乡村振兴既涉及经济维度的“产业兴旺”也涉及政治维度的“治理有效”，更涉及社会维度的“生活富裕”。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能够让乡村振兴不留短板、突破现实瓶颈，乡村振兴还要求在文化维度上达到“乡风文明”，在生态维度上实现“生态宜居”[4]。由此可见，乡村振兴已经不单纯是独立的经济议题，而是涵盖了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3)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实现以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为标准。在过去的较长时期内，我国针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始终注重农业现代化，对于农村现代化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这就使得我国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社会价值认同方面出现了缺位的情况。而十九大报告要求乡村振兴要实现从“农业现代化”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转变，这不单纯是文字层面的新的表述，也是乡村发展理念的深刻改变，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乡村价值的深度认可。
二.乡村振兴区域政策比较
乡村振兴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认真实施的国家战略，它不但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利益，还与国家总布局和发展范式直接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区都推出了许多有新意的政策。笔者将就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
(一)乡村振兴之“产业兴旺”政策比较
1.陕西梁家河--借助“全域旅游”激发产业活力
(1)因地制宜，打造全新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梁家河借助其地理优势和产业优势，对山地苹果与养猪产业进行规模集约经营；同时，引入现代产业发展范式，在较大范围内推广“合作社+农户+基地”的经营模式，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让“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得到了推广，受到了当地人们的认可，赢得了十分广阔的市场。(2)引入“全域旅游”的全新理念，重点发展当地的文化产业。梁家河依托其知青院、知青淤地坝和陕西第一口沼气池等知青文化资源，使其与国家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契机相结合，在获得政策倾斜支持之后开始大力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了能够让游客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当地更是注重旅游配套基础设施以及服务设施的建设，借助“知青牌”继续发展起了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和田园综合体建设工作，让陕北乡村印象和知青岁月记忆成为全域旅游的重要内容。
2.云南省--扶持支柱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乡村振兴并非单纯注重农村经济的进步，还要体现对农村产业发展体系的系统构建，尤其是乡村支柱产业的扶持和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方面，包括云南省在内的我国边疆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实施就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要求。在整体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体现了乡村居民的诉求，让诸多产业要素借助实体产业的支撑与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获得了充分保障。比如，云南省针对乡村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的薄弱问题，不断提升公共产品的投放总量，对产业设备进行升级配套和优化完善，逐渐缩小与城镇之间的差距。在这一过程中，云南省针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基本需要的事实，通过多种途径增加资金投入(包括公共财政投入和民间资本投入)，借此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有力的支撑。同时，为实现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和产业兴旺，云南省在争取上级财政资金支持的同时，对相关运行经费进行缩减，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比如，对那些集体经济和产业发展滞后的乡村，云南省通过“精准扶贫”“产业扶贫”工作的推动，让茶产业、旅游产业等逐渐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之前传统而分散的经营范式。一方面，让主导产业更加充实，产业组织化程度更高；另一方面，让相关产业配套设施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乡村经济的运作越来越规范。
(二)乡村振兴之“生态宜居”政策比较
1.陕西梁家河--借助生态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
在梁家河，当地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十分注重乡村生态保护工作，通过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与努力构建农耕文化和乡愁文化，打造了一方乐居的精神家园。(1)创新筹资模式与管理体制和机制。通过探索构建以政府奖补和群众自筹以及社会力量帮扶为主体的筹资、管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生态建设资金短缺和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建立和优化了环境卫生保护、绿化养护等长效机制，在管理制度方面保证了乡村环境管理的常态化。(2)注重涉农资金之间的整合。梁家河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十分注重乡村和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通过争创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基地，更多生态项目落地建设。通过整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开发项目资金的各项资源，极大提升了各项资源的使用效率。(3)注重乡村规划工作，通过抬高建设水准和提升规划水平，让梁家河的生态体系更加健全，生态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当地政府会同陕西省部分知名高校和社会科研院所，共同编制了梁家河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其中不但涉及对梁家河村民小区配套设施的改造和完善，还以保护和开发为原则，对当地村民窑洞院落进行了“尽量保留原貌，适当开发建设”。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梁家河让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2.浙江省杭州市--通过分类管理打造宜居生活
杭州市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积极发展新动能，在主攻方向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希望通过分类管理让乡村振兴工作既符合当地实际，又能够体现其特点，最终打造出美丽乡村：(1)杭州市富阳区针对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部分重点区域发展乡村旅游。这不但是对党的十九大部署的对接与贯彻，还是对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回应。通过坚持全域乡村旅游和各项资源的融合发展，杭州市富阳区的乡村旅游与乡村地区获得了极大发展，其未来发展前景也十分值得期待。(2)杭州市富阳区借助“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和小城市综合整治工作，让美丽乡村和美丽经济得到充分展现。在乡村治理方面，杭州市富阳区就以壮士断腕之魄力，通过六批造纸行业整治，先后让近四百家企业退出市场，确保了“一江清水送杭城”之夙愿终成现实。(3)在美丽乡村的建设方面，杭州市富阳区并没有像部分乡村那样以“大拆大建”为依托“破旧立新”，也没有像部分地区那样通过“一刀切”让乡村社会整齐划一，而是通过规划引领和分类指导，让美丽乡村真正出现在世人面前。比如，杭州市富阳区就以中国美院建筑学院院长王澍设计建造的“浙派民居”洞桥镇文村为“圆点”，全力打造了大源望仙、场口东梓关和新登秉贤等独具江南特色与杭州本土特点的“杭派民居”，这些样板的出现，让杭州市富阳区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今后，杭州市富阳区还将通过竞争分配与以奖代补等形式，在未来几年内打造20个特色乡村。
(三)乡村振兴之“乡风文明”政策比较
1.陕西梁家河--借助乡贤重塑村庄治理规范
乡贤文化以乡土为根，以贴近现实为主要特征。在这一文化体系内，蕴含的不仅有见贤思齐和崇德向善之力量，还包括教化乡民和引导乡民之精神。在这方面，梁家河的做法就值得借鉴。它通过以下多种做法让乡民认同乡贤文化，并逐渐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1)以乡贤文化为准绳重塑乡村治理范式，借助多种途径宣传村规民约和优秀传统伦理道德，最大限度地发挥乡贤文化对村民行为的规范和引领作用。(2)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当地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弘扬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通过搭建乡贤文化平台和构建乡贤联系机制，让乡贤和乡村信息能够得到互联和互通，在全面激发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积极性的同时，使之能够更加广泛地、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文明教化工作当中，借助乡贤文化对梁家河的振兴进行引领。(3)通过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乡贤文化的传播和作用的发挥奠定基础。梁家河通过加大文化资金投入，在多个乡村建设了文化广场和农家书屋等设施和建筑，让更多村民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健康的文化活动之中。这样一来，不但让乡村文化变得更加活跃，还让乡村振兴由此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海南省--以互联网农业促进乡风文明[5]
海南省以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为突破口，通过在多地的试点和实践探索，在乡风建设方面获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比如，当地通过农旅融合和创业创新工作，让乡风朝着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借助创新创业，让更多农民改变了对乡村文明的看法，主动参与到乡村文明的建设当中，所取得的成效超乎想象。海南省借助乡风文明建设，让互联网深入村民的思维当中，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使之从拒绝互联网发展到了借助互联网发展经济和开展农业生产，极大提升了生产力、便利了生活。比较典型的是海口市石山镇，该镇紧紧抓住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的发展契机，将美富村视作示范单位，通过挖掘和整合当地的家训文化，让越来越多的家风家训馆亮相在游客面前。当地的施茶村通过成立“新乡贤理事会”的形式，让超过50位成员参与到乡村治理当中，这些乡贤不但能够为乡村社会事业建设出钱出力，做出其他个体难以完成的成绩，还自发为村里高考得中的学生提供每年3000—5000元不等的“奖学金”。单这一项举措，就让该村大学生考取率保持增长态势，这对改善当地乡风、提升乡村文明建设成效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乡村振兴之“治理有效”政策比较
1.陕西梁家河--通过拓宽乡村建设主体确保治理有效
(1)建立健全乡村管理、监督和制约体系，通过相关制度的制定与落实，乡村治理工作朝着正规化、现代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当地通过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形式，让村务、财务得以公开，通过“月议事、季公开、年审计”制度的设立让当地百姓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2)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当地村民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为了更好地发挥村民的积极性、主体性，梁家河鼓励村民通过组织的形式参与到村庄事务治理当中。同时，该地还充分发掘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使之能够在乡村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让乡村文明和乡村发展绩效都得到显著提升。(3)借助乡村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激发村“两委”活力。梁家河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农民党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通过建立农村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和培训场所的形式，让基层党员能够深切体验到为人民服务的真谛和由此获得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满足感，并在人民当中汲取精神力量之后，更好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江苏省--以统筹规划提升乡村发展绩效[6]
(1)注重农村基础建设。江苏省依据构建自治和法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不断探索和实践乡村治理范式，借助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极大提高了农村群众和农村组织的发展活力。(2)为了达到治理有效的目的，江苏省不断巩固并完善乡村基本经营制度，最大限度地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和扫尾工作，以便让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得以完善。比如，常州市就借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试点工作，让乡村治理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3)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江苏省将保障农民权益作为第一要务。通过完善财政引导和多元化资金投入以及政策扶持，在多种有效机制的引导下，当地乡村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混合经营等新型集体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五)乡村振兴之“生活富裕”政策比较
1.梁家河--使农村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梁家河以改革为突破口，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窑洞、土地等资源都成为有价值的资源和资产，农民也因为加入了合作社而成为股东，个人收益和集体收益都显著提升。具体做法有：(1)梁家河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强化集体经济的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切实维护村民财产权益。(2)深入推进乡村治理模式的改革，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梁家河的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都能够入股至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当中，这些经营主体通过多种形式经营，不但壮大了集体经济，还提高了村民收入。(3)以土地制度改革为契机，实现“三权分置”和“长久不变”政策协同，在确保土地承包长久不变的基础上，稳定了农户承包权，搞活了土地经营权。
2.江西婺源--盘活资源带领全村致富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婺源通过吸引人才、资本、技术等方式，让更多要素向乡村地区流动。借助多种举措，婺源不但凝聚了乡村“人气”，还让一度沉寂的村庄重新焕发生机。比如，婺源借助其良好的生态环境，不断扩大皇菊种植面积和做优皇菊文化，逐渐打造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链，当地的年产值逾5000万元。此外，婺源在能人返乡和合作社兴乡以及市民下乡等多种历练的引导下，极大盘活了农房、田地和劳动力资源，这些资源不但为农民带来了收入，还增强了他们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在这一过程中，严田村就是一个典型。该村紧紧围绕全域旅游这一发展契机，全力打造了严田“进士村”和儒家湾“银杏村”等旅游品牌，不但让本村扬名在外，还让当地村民从中获得了极大实惠。当然，其他一些乡村按照自身实际，通过“旅游+电商”等战略的实施，让越来越多的淘宝卖家走出农村进入更为广阔的市场领域，所有这些工作都为乡村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保障。
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未来区域政策取向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我国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让国家走向新的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唯有认真而深刻地揭示乡村振兴的区域政策，系统梳理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取向，才会让乡村振兴战略得以顺利推进。未来，为了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让“三农”问题得到切实解决，本文认为，除了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外，还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
(一)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应践行新发展理念，还应重点完成以下工作：(1)提高现代农业的产业素质，借助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不断延伸我国农业资源的利用途径。(2)深化农业经营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乡村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让现代农业发展软件与硬件供给更加多用和有效。(3)注重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让产业之间的融合更加深入。比如，可以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安全层次，使之能够在国内外市场更具竞争力。
(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向。通过政策的引领，让上述领域能够在国民经济结构体系内得到强化，让农业农村的重要地位得到体现。同时，通过优先考虑和安排，能够让乡村治理更加卓有成效。比如，在生产方式转变方面，需要进一步促进乡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多功能农业能够逐渐成熟。在乡村发展方面，除了要振兴农业，让农村兴旺起来，还应确保农民康乐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资源的耦合让乡村社会欣欣向荣，使之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前进。
(三)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政策体系为突破口，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破解制约障碍。比如，要通过顶层设计，全面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功能，使之能够在城乡要素资源配置和乡村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借助市场机制统筹城乡之间的各项资源，让城乡之前的资源供给更加均衡。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借此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基本公共服务朝乡村倾斜，让更多要素资源能够流向农村地区，最终搭建起更加合理的新型城乡关系。
作者简介：费利群,女,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张耕,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博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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