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云鹏本不是学农业的，他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学的是中文。不过，臧云鹏出身于农民家庭，对农民的不易有切身体会。2007年，他担任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的《大生》杂志主编，与农业重续前缘。当时，中国大豆产业遭到进口大豆的打击，记者采写了一篇《大豆阻击战》，这篇报导深深地触动了他。他由此开始关心和研究中国农业，特别是国际资本在中国农业领域的运作。
2013年，以《大生》杂志刊发文章为主要内容，臧云鹏编写出版了《中国农业真相》一书，该书被送呈农业部几位主要领导审阅。审阅意见是：该书“提出了中国农业的问题”，并被要求“再写一部回答这个问题”。由于臧云鹏对农业问题的热情投入及取得的成就，2016年，他被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聘为研究员。
早些时候，与云鹏有过一番交谈，但觉得对他讲的内容（包括他引用的经济原理和大量数据）把握理解得太欠火候，所以迟迟没能动笔。后来，中美贸易战打响了。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反制，中国对美国商品也加征报复性关税。贸易战波及到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此次征税共涉及517项农产品，包括大豆、谷物等粮食商品及棉花、肉类、水产品等。贸易战下，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的粮食安全？带着这个问题，再次联系臧云鹏，用通话和文字往来的方式，补充、完成了上次的访谈。
中美贸易战对农产品的影响
我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美贸易战对中美两国农产品造成了哪些影响？臧云鹏回答说，贸易战对美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粮食价格的下跌，农民收益减少。以大豆为例，8月18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主力合约价格为897.75美分/蒲式耳，比贸易中美摩擦之前的1065.25美分/蒲式耳下跌了16.68%。8月14日，美国大豆主产州艾奥瓦州现货价格已跌至809.75美分/蒲式耳-825.75美分/蒲式耳，低于2018年大豆总成本——922美分/蒲式耳。这意味着，美国农民生产大豆是亏损的。为了应付这一窘境，美国农业部公布了一项价值12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用于购买大豆、高粱、玉米、棉花、小麦、乳制品、生猪、水果、坚果和其他农产品，然后分发给粮食银行和其他营养项目。
短期内，贸易战给中国造成的困难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美国对华进口的减少导致我国进口总量不同程度的下降。据美国农业部数据（下同），7月6日至8月9日，我国进口美国大豆19.05万吨，同比减少35.25万吨。海关总署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大豆进口量为800.5万吨，同比下降了207.5万吨。7月6日至8月9日进口小麦0吨，同比减少10.83万吨；进口玉米0.97万吨，同比减少17.6万吨；进口高粱0吨，同比减少47.59万吨。海关总署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进口谷物及谷物粉144.4万吨，同比减少135.6万吨。尽管有国储拍卖，供求关系依然紧张，原料价格上涨。8月13日大豆、玉米收购价格均比7月30日上涨了6元/吨。
他分析说，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农业存在不利因素。从农业禀赋上看，全球的国家和地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多人少，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另一类正好相反，地少人多，如欧盟、日本、印度、中国等。这两类国家和地区在粮食成本上具有较大差异，前者具有较低的劳动成本，而后者恰好相反。以中美两国的玉米成本为例，2016年美国劳动成本为32.89元/亩，中国则高达458.10元/亩。成本差异导致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价格竞争力。以大豆为例，自上世纪中期从出口国转变成为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2017年进口大豆9554万吨。在中美贸易战中，对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加征高额关税固然有较强的反制力，但中国也因此受到不小影响。加征关税后，中国仍然高价从美国进口了19万吨大豆，就反映出开辟新客户难度不小。这一挑战具有长期性。因为无论怎么发展，到2030年-2035年，我国农村还会有将近4亿左右的人口。
他说，从长远看，我国可以通过进口来源多元化、调整饲料配方减少豆粕用量、增加其他油籽和粕类进口、加大其他食用植物油供给力度以及提高国产大豆综合生产能力等多种手段，化解贸易战的负面影响。
如何化解贸易战的负面影响？
话题转到在农产品领域，中国的应对之策。我问：“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能不能为化解贸易战的负面后果、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呢？他的回答是，乍看上去，助益不大。“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总耕地面积（包括中国，下同）为106.52亿亩，占全球的49.8%。2016年谷物收获面积为61.27亿亩，占全球谷物收获面积的56.88%。谷物总产量16.39亿吨，占全球总产量28.49亿吨的57.53%。就中国需求量较大的大豆来说，据粮农组织的统计“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的产量仅有2504.8万吨。2017年大豆出口量为459.86万吨，进口量为1361.43万吨，难以在短期内成为弥补美国大豆空缺的主力。
但他同时强调，这65个国家和地区的潜力不可忽视。从耕地面积和谷物收获面积的差额来看，该地区未被利用的耕地资源高达45.25亿亩。而且，有的国家已经开始出手相援。据报道，最近，俄罗斯决定提供250万英亩土地，供中国公司和农民承包，种植大豆。
臧云鹏说：中美贸易战充满不确定性，这也使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存在一定程度不确定性。他提出三条对策，一是进口来源多源化。以大豆为例，目前我国进口主要集中在巴西、美国、阿根廷三个国家手中，这样一种结构本身就存在风险。今天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大豆进口出现的困难多少都会与此有关。通过这次贸易战，我国政府也深切地认识到进口来源多元化的必要性。这一教训，无论中美贸易战结果如何，都应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长期客户，应成为国家级战略。二是设法增加单产。贸易战应当为我国的种植业敲响警钟。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想通过增加国产大豆产量的方法填补美国进口的空缺，就需要增加3亿亩耕地，而这是不可能的。上述主张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总产量是由耕地面积和单产两个变量共同决定的，如果能提高单产，就可以在耕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总产量。2016年我国大豆亩产仅为120公斤，而美国同期大豆亩产为232.16公斤，是中国的近两倍。如果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大豆单产，达到美国的水平，则无形中可以“增加”1.2亿亩耕地。三是提倡低油健康生活理念。目前我国居民对食用油使用量极大，已经危害健康。2017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提出适时出台加工食品中油、盐、糖的控制措施，以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这将从消费端缓解我国对大豆的进口需求。
这三条主张涉及到国际战略、科技进步和生活方式变革三个方面，在国际战略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本身就带有改变过去过多注重与欧美国家发展关系，让中国的对外关系更均衡，对外开放的对象国更全面，这样做，可以有效地对冲国际社会各种不利事件的消极影响，让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走得更稳健。在科技进步方面，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科技水平距离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还有不小距离，应该调动全国人民，包括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为他们营造宽松、有利的做事环境，增强自身实力，以实力求发展、求合作。在生活方式变革方面，古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说法并没过时。过度消费、特别是食用过多的油盐糖已经危害人的健康，在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导致的富贵病已成为人类生命的第一大杀手。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富贵病在我国也日见增多。改变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这三条主张提得挺高明，它不仅适用于中美贸易战的粮食问题，对其他领域同样适用。如果国人能上下一心，在中美爆发贸易战的时候，痛下决心，趁机解决国内长期存在、一直没能解决的深层次问题，谋长远、谋发展，必将更好地推进中国梦的实现。
如何看待我国的粮食安全
中美贸易战涉及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但不是全部。我请他总体上就中国粮食安全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回应说：粮食安全既包括总量安全，也包括结构安全、品质安全等。目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安全和品质安全。主要表现是玉米、稻谷阶段性供过于求，大豆、高粱、大麦等供给不足；高端优质产品供给不足。以玉米为例，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2015/16年度总产量为22463.2万吨，总消费量1776.04万吨，年度供过于求5000多万吨。2018/19年度稻谷供过于求1842万吨。2017年，小麦自给率达到120%。但高粱自给率为25.49%，大麦12.15%，大豆自给率7.87%。呈现出“多的太多，少的太少”局面，存在品种安全问题。在品质等级方面，我国部分粮食品种还不能完全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比如，小麦库存较大，但还需要进口面包粉，主要是我国小麦多为中筋小麦，优质強筋和弱筋小麦不能满足需求。再比如稻米也有较大库存，但优质稻米比例较小。这也为保障粮食安全留下了隐患。
面对上述问题，2015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经过近三年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17年，全国玉米种植面积下降3.6%。总产量下降1.7%。大豆从2015年的0.98亿亩增加至1.27亿亩。小麦和稻谷采取了保留最低收购保护价框架、价格尽量贴近市场的措施，2016年率先降低了口感质量较差的早籼稻的价格，2018年小麦政策性收购等级从五级提高到三级。
与臧云鹏的交流，让人感到，中美贸易战虽然给我们的农产品造成暂时的困难，但并不是没有应对之策。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充满信心，保持乐观，在中美贸易战保持定力，不乱阵脚，以我为主，冷静应对。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投资参考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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