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学界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均未跳出西方产业融合理论分析范式的窠臼, 而西方产业融合理论对我国农村三产融合研究的适用性和现实解释力有待商榷。运用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对农村三产融合进行的学理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农村三产融合是应对我国农业经济资源相对禀赋变化的战略调整, 农村三产融合基于技术创新增加了单位时空范围内的劳动投入, 以服务规模化的社会分工弥补了土地规模化的内部分工不足, 以农业供给的多样性和销售创新突破了市场约束。
引言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以下简称农村三产融合) 是当前中央农村政策和各地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践的焦点, 也是“三农”研究的热点问题。总体来看, 目前学界对农村三产融合的界定及研究均未跳出西方产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及范式的窠臼, 而西方产业融合理论由于其产生背景、面临问题、关注重点的不同及其自身研究的局限, 对我国农村三产融合研究的适用性和现实解释力也有待商榷。
其一, 产业融合理论的兴起最早源于20世纪80年代因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发展而引起的产业交叉, 是在最前沿的生产技术进步和充分的现代工业、商业分工基础上的发展新趋势, 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是产业融合的主要原因[1]。农村三产融合则是在农业内部分工不足和农业生产力相对较低的情况下, 从更高生产效率、经营效率的产业部门获取新的发展动力。其二, 目前产业融合理论主要以微观层面的企业公司为研究对象, 以上市公司的商业多样化为典型代表[2], 强调“企业跨产业经营”[3]。而我国农村三产融合更需要关注和解决宏观层面上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农村空心化和农业兼业化问题, 强调丰富的业态形式和多元的产业融合主体共同发展。其三, 目前产业融合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2], 且都回避了分工与融合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4]。基于此, 学界大多认为农村三产融合是农业产业化的高级形态和升级版[5], 但缺乏对农村三产融合突破农业内部分工局限以及化解农业产业化发展困境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于是, 部分学者又引入了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理论分析视角, 如何立胜、李世新、苏毅清、游玉婷、王志刚等学者, 基本上都认为农村三产融合突破了农业内部分工的局限, 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社会产业大循环中实现了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使产业间分工在农村地区实现了内部化。这些观点虽然未能在现有研究中展开, 却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和基础。马克思超越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局限的社会分工思想, 对我们今天突破农业产业化局限, 认识整个农村地区社会分工的不足, 并以此分析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农村三产融合是应对我国农业经济资源相对禀赋变化的战略调整
农业内部分工和农业产业化强调以土地规模经营保证农业机械应用, 以农业机械化替代缩减农业生产中的“零值劳动力”, 协调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相应的农业经济资源相对禀赋变化是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 土地和农业资本供给相对增加。而我国实际农业资源相对禀赋变化表现为:土地资源相对稀缺且耕地质量恶化严重, 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乏力且总体过剩与青壮年高素质劳动力缺失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农业技术 (资本) 投入成本增加而供给不足。
第一,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细碎化决定了我国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受限且成本较高。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且有着数千年小农耕作传统的国家, 耕地资源已经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垦利用。为缓解家庭联产承包制带来的土地细碎化制约,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已经在我国农村地区普遍推开。但土地集中经营的平均规模仅在100亩左右, 进一步扩大的难度较大, 且流转整理成本较高。一般来说, 农户之间基于亲缘、地缘关系形成的自发土地流转成本较低, 而农户与农业企业之间以市场和契约为纽带的土地流转价格普遍较高。土地确权颁证工作的推进进一步规范了土地流转市场,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流转价格。同时, 长期过量、盲目施用化肥农药, 导致我国耕地板结、土壤酸化现象严重, 耕地质量退化、生态环境破坏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趋突出, 土壤改良的投入需求较高。因此, 我国农业土地资源供给数量和质量增长困难, 大规模经营扩张受限, 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为主的中小规模经营方式将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给定条件。
第二, 城乡二元结构拉动形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使我国农业生产呈现出劳动力总体过剩与高素质中青年人才缺失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 我国农业人口众多, 截至2014年, 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仍占总就业人员的29.5%, 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另一方面, 务工与务农的收入差距导致农村年轻人去农化、恶农化现象突出, 农村空心化与农业劳动者老龄化、女性化、低学历化越发突出。“三农”发展不仅缺失青壮劳动力和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管理素质的专业人才, 还需应对回乡老龄、低技能农民工以及留守老人、妇女的再就业需求。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既面临人才缺失和劳动力不足的困境, 又承受着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
第三, 农业生产技术及资本投入需求增大而供给不足。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逐渐从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向以技术为基础的农业的转变过程。技术进步是打破农业自然约束的关键因素。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大型土地深翻犁、自动插秧机、粮食收储机等农业机械的应用, 物联网监测、测土配方等改善土地质量的专业技术投入, 以及生物制种、航天育种、冷链晾晒、仓储加工、物流运输等产前产后服务都需要大量资金和智力投入。然而, 农业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导致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和贷款抵押方式较少, 农业融资渠道狭窄, 贷款规模有限, 且成本较高。
因此, 我国“三农”发展需要同时解决土地、劳动力和资金技术的三重要素瓶颈约束。农村三产融合正是应对我国农业经济资源相对禀赋变化的实践探索和战略调整。首先, 农村三产融合更多地关注生物技术和设施农业, 这可以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土地产值, 实现土地和劳动力的双重节约, 特别强调以延长产业链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品附加值;其次, 农村三产融合以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保护改善耕地质量、保障农产品安全, 并同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化, 兼顾土地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再次, 农村三产融合鼓励大学生和青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强调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多元产业融合主体的分工协作、共同发展, 有助于缓解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此外, 农村三产融合注重发展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型产业, 既强调围绕农产品加工业构筑完整的纵向农业产业链, 更强调基于农业多功能性与文化、教育、休闲旅游等产业形成横向融合, 以社会分工促进转移劳动力 (时间) 再就业和农民增收。
二、农村三产融合基于技术创新增加了单位时空范围内的劳动投入
“从某种意义上说, 分工无非是并存劳动, 即表现在不同种类的产品 (或者更确切地说, 商品) 中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6], 把“不同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转化为空间上的并存”[7]。劳动过程的可分解性与劳动时间的细分相结合, 构成了劳动分工的内涵条件。分工就是把劳动过程加以分解再部分地重新组合, 通过分解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劳动转换时间的节省缩短生产周期, 减少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投入。由此实现的经济增长表现为节约劳动力 (时间) 的再投入, 即提高单位时间的劳动产出。
农业生产, 特别是种植业生产要遵循严格的生命周期和自然规律, 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和固定性。农业产业化强调以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投入, 以实现劳动节约和“零值劳动力”转移, 其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排挤[8]。但农业产业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自然生长与劳动生产的时间差问题, 分解劳动时间和劳动转换时间的节省不能缩短农业生产周期, 不能真正促进农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农村三产融合转变发展思路, 注重发展“劳动和技术 (资本) 双密集型农业”, 关注“零值劳动时间”再投入而非“零值劳动力”转移, 以增加而非减少劳动投入, 提高农业附加值和单位土地产出, 促进农业内部分工。
第一, 农村三产融合依托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 缩短或延长农作物生长周期, 调整其空间并存形态, 增加了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劳动投入。从土地轮种到取消休耕, 再到提高复种指数, 农业的真正增长都以缩短农作物自然生长周期、增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连续投入, 进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而农村三产融合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资源与环境工程技术为核心, 可以分解调控农产品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和空间布局形态, 如温室农业通过控制农作物生长的土壤、温度、湿度、光照等外部条件, 可以加快蔬菜、花卉和小型苗木等的光合作用过程, 缩短其生长周期, 提高复种指数;强调生态有机的循环农业, 则对生物物质的不同形态进行劳动投入、价值再挖掘, 使看似分离的动植物生产环节整合为一整条生产链, 以时间继起整合了空间并存;冷链、晾晒烘干技术的发展和农产品加工工艺的改进, 以不同的产品形态延长了农产品的成熟期, 以农产品加工研发的劳动再投入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总之, 农村三产融合依托设施农业和工厂农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或改变了动植物的生长特性, 提高了单位土地的利用率, 增加了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劳动投入。
第二, 农村三产融合充分利用不同动植物的生长特性或不同阶段, 以丰富的有用劳动形态调整增加固定生长期内的劳动投入, 可以提高劳动投入的连续性。传统农业生产大多只关注植物生长的成熟期, 以成熟农产品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农村三产融合则更注重对动植物不同生长期的价值再认识、再挖掘, 调整农业劳动投入的时空并存方式, 提升单位面积的劳动产出, 如垂直农业在同一设施空间内布局不同种类的花卉蔬果, 实际种植面积可以达到土地面积的十数倍;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利用春播秋收开展体验农业和时鲜采摘活动, 利用花期开展节庆休闲旅游, 依托田园空间进行亲子教育等, 实质上都是在保障、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基础上, 实现农闲时期的“零值劳动时间”再投入, 以空间并存实现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高效投入和利用。
三、农村三产融合以服务规模化的社会分工弥补了土地规模化的内部分工不足
用自然力代替人力是现代农业的主要技术特征。农业机械的应用要求农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集中, 要求单个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资本达到并超过一个最低限额, 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因此, 土地规模化强调单个经营主体内部规模扩大, 但它试图却又无法实现农业内部的完全分工。农业劳动具有典型的“农忙” (间隔性充分就业) 与“农闲” (阶段性隐性失业) 季节性交替特征[8]。替代劳动投入的农业机械具有投入成本高、使用频率低、生产应用时间短的投资低效率问题。单主体内部规模扩大,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投入和机械投入的季节性问题, 甚至可能激化农忙农闲的人力物力配置冲突。更重要的是, 现代农业生产的技术核心正逐渐从以机械力学为主的动力学应用转向生物信息技术的应用, 强调以普遍的自然科学代替个体的经验积累。而生物育种、物联网技术和测土配方等具有典型的研发投入成本大、应用门槛低的外部性、公共性特征。事实上, 无论是普通农户、家庭农场还是农业企业, 都难以独自承担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所需的全部知识和技术投入, 大多数土地规模经营主体都面临着资金和劳动力投入不足的双重压力。
社会分工是土地规模经营内部分工的基础。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 农业生产中的良种、化肥、农药、拖拉机、电动机等都是一种假不可分性, 真正不可分的是典型的农民或者农场管理者, 并且其人力贡献仍然具有可分性, 可以用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劳动, 同时以部分时间或全部时间在离农场很近的社会里找到工作。这种“可分性”实际上指出了以社会分工实现农业劳动力、农业机械和技术智力服务外部规模化的可能。农村三产融合立足农村地区的社会分工, 可以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实现农业生产的外部规模效益, 同时以社会就业岗位的丰富缓解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 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各类生产性服务业从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分离或半分离出来, 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实现农业生产的外部规模效益。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通过替代农户自购农机、自我服务的投入, 有效降低了农户生产经营的物质生产投入成本。此外, 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还扩展了农业机械和技术智力服务供给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 以服务的外部规模效应实现投资回报的经济收益, 为高投入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条件。农村三产融合以农业服务业的社会分工弥补了土地规模经营内部分工的不足。
第二, 农村三产融合丰富了农村地区就业创业机会, 促进了农业“零值劳动力”和农业劳动者以“零值劳动时间”在区域内实现社会分工的再投入, 缓解了农村空心化和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产品加工物流及各类服务的分化、细化, 拓宽了青壮年劳动力及农业科技人员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有利于吸引农民工和创业人员回流。而手工制品、乡村旅游、蔬果采摘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也为农村留守中老年和妇女等农村弱势群体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岗位, 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和福利状况。
四、农村三产融合以农业供给的多样性和销售创新突破了市场约束
一定规模的市场是商品生产的一般前提, 市场大小直接影响农业分工的深化和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相比工业品, 农产品本身的食物特性限制了其市场的扩展, 使农业生产始终面临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未来农业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将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其一, 农产品的食物性决定了其作为生存必需品的总需求弹性小, 需求总量受人口总量的限制难以实现进一步增长。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 对食物的消费支出一般不会因其价格的降低而增加。农产品消费支出的比重在整个国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必然呈下降趋势。其二, 农产品的供给季节性和鲜活易腐性决定了农产品的流通半径小、时间存续短, 制约了农产品供给的市场大小和市场调节能力。在农业生产与消费的完整周期中, 供需关系对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强, 而价格波动对生产供给调整却具有相当的滞后性、盲目性, 不利于市场分化和生产分工。其三, 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农业家庭生产方式面临的主要困境。农业产业化主张直接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对接大市场的信息综合能力和成本负担能力。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应用, 导致农产品生产的单一化和同质化竞争严重, 限制而非丰富了农产品多样性需求的满足, 进而限制了农业内部分工细化。
现代农业强调交换价值的生产。农村三产融合推动以农产品生产供给为导向的传统农业转向以市场、消费和服务为导向的现代农业, 促进农业生产更好地满足或创造城乡居民的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 以新业态带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首先, 农村三产融合以农业供给的多样性, 拓宽了市场需求边界和农业供给的时空半径。一是以农产品生产结构调整适应食品消费结构转变。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我国食品消费总量虽然难以实现大幅度增长, 但消费结构从传统的8∶1∶1的粮食:蔬菜:肉食结构转向高收入地区和阶层的4∶3∶3[9]。多元产业融合主体推动的适度规模经营中, 粮食生产的比重逐渐减少, 而以蔬菜、水果为主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 且更加重视生产品类的细化更新, 提升农产品品质。二是促进农业生产从食品供给向原料供给拓展。生物医药、能源农业、化工农业等的发展使农业的生产功能从农产品食物供给拓展到工业的生产原料供给, 花卉、药材等其他原料性产品丰富了农产品的种类和应用范围。三是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有机农场、生态农业等使农业从生产功能延伸出生活、生态、文化、教育等多种功能, 农业的供给范围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精神生产领域。四是农村三产融合以冷链技术和仓储设备的发展保障了农产品的时鲜特性, 通过农产品加工改变农产品的供给形态, 利用交通、物流网络和农村电子商务的完善, 拓展农产品的市场在售时间和销售半径。
其次, 农村三产融合依托技术进步和服务创新, 改变农产品销售方式, 有效缓解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准确地说, 是生产分散性与消费分散性的对接矛盾, 关键是农产品销售的诸多中间环节导致其流通损耗大、成本高, 并最终表现为农产品生产收入低和市场价格高的矛盾。农村三产融合强调以丰富的业态和多元主体的特色小生产直接对接分散多样的市场需求, 既能有效缓解农业产业化导致的供给同质化与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又能实现农民对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利益分享, 促进农民增收。现代物流业和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电子商务依托信息技术的应用减少农产品销售的中间环节, 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而消费者与生产场地的直接连接, 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农产品的流通成本。
总体来看, 农村三产融合在我国仍然属于新生事物和初级发展阶段, 其是我国农业分工细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升级要求, 更是应对农业经济相对资源禀赋变化, 以农村地区社会分工应对修正农业内部分工不足的必要调整。农业产业化关注作为整体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机械的应用, 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 而农村三产融合则更侧重于节约劳动力和零值劳动时间的再投入, 以劳动投入的增加实现价值增值;农业产业化主张通过扩大土地规模来保证农业机械应用, 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机械应用的季节性问题, 农村三产融合则以社会服务的规模化弥补了土地规模的不足, 分摊单个主体难以承受的技术和智力投入成本, 同时以农村地区的社会分工缓解了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农业产业化以改变家庭小生产、实现规模化大生产来适应大市场需求, 农村三产融合则丰富和扩大了农业生产的供给形态, 以多元主体的高品质多样化生产对接市场的个性化需求, 依托现代物流技术和销售形式创新实现生产分散性与需求分散性的对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学习与探索201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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