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概念大约是在1986年由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的。1994年我国提出“八七”脱贫攻坚计划，准备用7年时间解决8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开发式扶贫”概念就是当时提出来的，即用经济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实现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效衔接，把扶贫作为主要路径，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从“整村开发”到精准扶贫
“八七”脱贫攻坚计划之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提出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出台。它的原则目标就是“两不愁，三保障”。另外，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贫困地区有区域性特征，区域跟地理、区位、地理自然条件关系密切。因此有了连片贫困区的概念（14个片区涵盖全国680个县，这些县被称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了“以区域发展促进扶贫开发，因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这个指导思想。
十八大之后，整个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重要变化。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以前的扶贫叫“整村开发”。精准扶贫，是要防止大水漫灌，并演化出一系列细化的提法：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等等。国家干部对于贫困户直接帮扶的模式，这是我们精准扶贫当中基本的模式。全国对贫困村大概派出79万干部组成工作组，常年驻村。这一点其他国家是无法做得到的。
从贫困线的角度看，1990年是500元，2010年是2300元，2020年在4000元左右。十九报告提出，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在考察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扶贫须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比如，教育农民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政策概括起来是富裕农民，但是不教育农民。这个思路是不是对？教育农民从孔夫子就开始讲，《论语》中记载，冉有问孔子，老百姓现在多了，该怎么办？孔子的回答是“富之”，“教之”。脱贫攻坚，不光是完成脱贫目标，十九大报告提出乡镇振兴战略，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共产党历来是强调教育农民的，因为靠农民自发，是无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在扶贫工作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叫扶贫先扶志，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这个跟长期以来农民的去组织化，和只富裕农民，教育农民有关。如果农民就是躺在国家政策上，跟我们非贫困地区征地拆迁一样，所有的利益都在跟政府的博弈当中完成的话，脱贫攻坚就很难完成。贫困现象的最后是体现在人的素质和能力上面。
比如，社会与文化性贫困问题。对凉山彝族自治州调研以后，我们发现，经济性贫困以外，还有社会跟文化性贫困。凉山从奴隶社会的后期进行民主改革，进入社会主义的。那个地方的自然条件不算太差，但是整个的生活和生产模式，带有文化和社会性贫困的因素。由于交通不便，养猪不是为了卖，而是过年杀；养羊，用羊毛做羊毡；养鸡是换盐巴。然后他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这么一种生活模式。我们用汉族的幸福指数和小康目标衡量他们，之间就出现一个很大的落差。用给钱、帮生产解决不了这种贫。这对我们整个农村的体制改革和扶贫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地提出的口号是“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这种过程的艰难出乎我们的想象，有一个教化过程。
警惕制度性的贫困陷井
再如，深度贫困地区的体制性根源。上世纪80、90年代，考核GDP，有一个词叫鞭打快牛。这是一种体制现象。它其实有一点像贫困陷井，就是一个制度性的陷井。我们的建设机制是全国上下同一个目标，或者同一个标准进行建设，国家有一部分投入，然后要地方配套。
举个例子，建一条高速公路一般一公里的成本是1.2个亿。但是到了深度贫困地区都是3亿，因为隧洞和桥梁比要占70%，所以成本就高达1.8亿到2个亿。第一，中央给的补助远远不够，第二地方没有钱配套。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你给我多少钱我就用多少钱修，路的质量很差。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再加上体制性的因素。所以一定会形成一个漏斗，贫困地区的漏斗。这个漏斗在公共服务和设施上的欠帐，最后变成贫困的积累。这个问题我倒觉得是值得去把它作为一个理论化的问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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