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遭遇
最近几个月，对于很多山东农民而言，因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合村并居，心理都被弄得五味杂陈。如果说疫情还只是一场天灾，人们还可以躲在温馨的家园迎来黎明，阴霾终会过去的话。那么，合村并居就像是一场人祸，来势汹汹，不讲人情。它对农民的心理冲击，怕是会伴随终身。甚至于，对于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民而言，何时能够适应新秩序，还是未知数。
四月二十日，刘彬在莱芜老家的乡镇公布了合村并居规划方案，镇里召开了动员大会，刘家村在被拆除之列。刘彬觉得有点懵，消息来得太突然，心里说不出的恐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他和乡亲们都担心，一旦村子被拆了之后，将来怎么生活？村干部带回来的消息是，村子是要拆的，但怎么个拆法，未来的新农村小区建在哪里，住了小区后怎么耕种，一切都未知。但刘彬胡思乱想了很多。刘彬和父亲都是党员，他很清楚，一旦启动，他家得配合“大局”，会是第一批被拆的农户。拆迁补偿的钱，肯定是不够置换楼房的。这就意味着，经济条件本就不宽裕的他，现在就得准备一笔钱安顿父亲和母亲。上楼以后，家庭开支将增加不少，自己少不得也得提前给父母亲养老了……
和刘彬相比，滨州的袁珍和她的袁家村乡亲们，甚至连发懵的机会都没有。4月中旬，村里突然召开村民大会，镇领导宣布袁家村被纳入了合村并居范围，率先进行拆村。随即，一百多位乡镇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开进袁家村，入户宣传动员。目的只有一个：让村民签字同意拆房子。这一变故实在是太大，袁珍和绝大多数村民根本就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她是土生土长的袁家村人，亲眼目睹这些年袁家村从一个落后的村庄变成了道路、广场、电力、网络、游乐设施、垃圾桶等一应俱全的“美丽乡村”。没想到，政府刚帮农民过上好日子，却要亲手毁了它。关键是，政府在动员农民拆房子的同时，却无法向村民承诺何时何地建好新社区。袁珍实在是想不通，本能反应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袁珍一家和村里其他二十三户人家一起，坚决不签字，成了基层政府的眼中钉。但是，这也使得她至今不得不面对基层政府不断上门“做工作”。再加上村里已经断水断电，迫于无奈的袁珍一家，只能一家分三处，分别“逃离”了村庄——房子只能随它去了。
菏泽的孙野和他的孙家庄乡亲们也正在经历煎熬。三月九日，疫情还没结束，镇政府就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和宣传车日夜不停地动员群众签字拆房子，搞得在家上网课的学生都不得安宁。孙家庄是镇里唯一一个正在拆的村庄，政府既未出示任何文件，也未告知还建楼房的面积大小和价格如何，只是口头表达被拆房子的最高标准是750元/ m²，但有20%的折旧。换言之，最高补偿标准是600元/ m²。村民几乎都不愿意，但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当地政府动员有干部身份的七大姑八大姨也会上门做亲戚工作。软硬兼施下，全村两百六十户中，已有六十户签订了拆迁合同。镇领导和拆迁组的作风强势，派出所也是不是把拍照“阻挠”拆迁的村民传唤问话。看样子，基层政府是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孙野也不知未来如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最糟心的或许是李尚和他的一家。李尚所在的临沂李家村，从去年十月开始大规模拆迁。虽说在拆迁的同时，安置楼房正在离村4公里处建设，但因不具备入住条件，且补偿标准极低，拆了农房无法置换一套楼房，李尚和村里的部分村民成了“钉子户”。从三月底开始，李尚留守家中的父母亲每天都要面对家中田地被挖、作物被损毁、断路断电、家门口被放鞭炮、房屋玻璃被砸碎等滋扰。李尚父母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于六月十一日投奔在别的城市工作的李尚。六月十三日中午，在没有接到任何电话、短信等其他方式告知的情况下，李尚家的房子终于被强拆了。李尚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期间他报过警，写过上访信，打过市长热线，但都没用。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安慰，看看有关合村并居的相关讨论，了解一下政策。虽于事无补，却也只能认命。
二、政策
五月三十日，袁珍被逼和乡政府工作人员谈话。当天上午，政府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来做工作。前两次都是用手敲门，叫袁珍的老公开门。但当天，袁珍老公不在家，只有袁珍和两个小孩，以及患有心脏病的公公在家。袁珍害怕，就没开门。但第三次，工作人员用砖头砸门，两个小孩被吓得嗷嗷哭。袁珍被逼无奈，“豁出去”开了门，随即被六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带上了一辆面包车。工作组很谨慎，一上车，袁珍的手机便被工作人员暂时保管了。因怕有人跟踪，面包车在国道上绕了一圈，才开到乡政府的一个社区办事处（并不是袁家村所在的社区）。
六个工作人员和袁珍从上午十点谈到了晚上两点，共十六个小时。工作组的工作方法总是软硬兼施的。一方面，给袁珍畅想了许多美好的前景，说将来住社区了，可以有更大的广场跳舞，政府可以帮忙她去上电商培训，做生意。有一位干部甚至许诺，袁珍现在虽然只是初中学历，但可以去考一个中专学历，然后到乡政府上班，还言之凿凿地说，“到时你来找我”。另一方面，又不断劝说，合村并居是国家政策，做了钉子户会影响子女上大学、考公务员，还影响子女结婚，“和政府对抗是没前途的”。在袁珍刚被带走的时候，家里打电话报警。派出所民警立马就找到了袁珍谈话的地方，并让袁珍签了一个出警回执，解释说这不是非法拘禁，而是做工作。乡干部见这情形，立马说：“你看，派出所也听政府的，报警也没用”。
袁珍虽然只上了初中，但因为平时玩手机多，多少明一些事理，也知道一点法律知识。关键是，群众关心的眼皮子底下的诉求，基层干部就没有一句确切的话。袁珍问，“新社区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建啊？”一位工作人员信口雌黄，“明年八月十五就搬新小区”。袁珍说，“骗谁啊，隔壁水库搬迁村，村庄都被拆了两年了，村民还在流浪！”后来实在是编不下去了，一位工作人员也恼火了，“乡政府哪来的钱的啊，不拆迁，怎么拿土地去向国家要钱？”最终，袁珍还是没签字。到了晚上快两点时，家里打电话给村支书，说如果袁珍出了什么问题，唯他是问。村支书无奈，只能和乡政府协调，工作组终于还是把袁珍送回家了。
实际上，面对工作组和拆迁队，刘彬、孙野、李尚都有和袁珍一样的无力感。政策话语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不服从都不行。比如，只要是党员和干部，乃至于干部的亲戚，必须服从“政策”。用刘彬的话说，这就是政治胁迫。在地方党委政府看来，这些人本就应该是“讲大局”的，无论是否理解，都必须服从合村并居这一“政策”。渐渐的，那些不服从“政策”的，也就成了“对抗政府”的边缘人。
这个逻辑实在是强大。孙野和李尚都说出了其中的社会基础。在农村，一个乡域范围内，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至少也是个半熟人社会。每一个家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亲戚朋友；哪怕是没有体制内工作的亲戚朋友，也还是和“体制”有勾连的。当一个亲戚来当被拆迁户的“说客”时，其实大家都显得极为尴尬。但对于“体制内”的人而言，说服群众签订拆迁合同，是“工作”。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什么时候完成工作，就什么时候再回去上班。而对于群众而言，就这么心不甘、情不愿地让政府拆了自己的房子，实在是窝火；但不接受吧，又像是给亲戚难堪，如果因为自己而影响了别人的前程，罪过真是太大了。最终，无论结果如何，肯定是“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的。袁家村有一位村民，虽然不是体制内的人，但也被政府“拿捏”地准准的。这位村民在镇里开了一家工厂，因为不愿意签合同，环保、安全、消防等各个执法部门不断上门去检查，有一次还被强制停电停产了。这位村民被迫无奈，只能签了合同，厂子才得以继续经营。
基层的工作力度愈大，调动的社会资源愈多，群众感受到的政策压力也就越大。从结果上看，很多村民也许都签下来了拆迁合同，但有多少是真心拥护合村并居政策的呢？哪怕是如刘彬这样“党性”比较强，有大局意识的人，到时第一批签字，也很难说他是心甘情愿的。至于说别的村民，就更是软硬兼施情况下的“逼签”的结果了。李尚的父母算是反抗到底，却还是逃脱不了强拆的结局。
三、补偿
平心而论，群众虽然对政策不甚了了，但无论是出于本能的敬畏也好，还是出于无奈也罢，他们怕是没有机会来反对合村并居的“政策”本身的。于是，大多数群众哪怕是一百个不情愿，但在实践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已经为自己的家园预设了被拆的命运。只不过，面对毁于一旦的家园，他们需要评估的是，上楼后的生活还有尊严么？
山东农民的传统居住格局都是有一个院子，由正房、偏方、院子和门楼围合而成。一般而言，如果有单独的院子，老人会独居一处，但这个院子一般都是土木结构。如果没有单独院子，则老年人会住在儿子家院子的偏房，住在一起，但分别开火。而年轻人，基本上都是钢筋混泥土的楼房。这些楼房或是结婚时所造，或是改善居住环境重新翻盖。房子都比较新，且宅基地面积也比较大。但几乎所有拆村并居的村子，村民被拆之后，居住质量不仅会大大降低，且还得从家中倒贴十万左右才能住进楼房。
以袁家村为例，政府并未请正规的房屋评估公司来评估，只是工作组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评估表，且非常简略，只列了正房、偏房、宅基地、青苗补偿等几项大类，每个大类有一个总价。
其中，正方（北屋）按500—700元每平方米计算，偏方按200—300元每平方米计算，土胚房评估价格会更低；宅基地不算价格。袁珍家的正房共163平米，每平米按713元计算，评估下来不到12万，把偏房和青苗补偿加上，再加上2万元的安置费，也才16万。安置房面积一般有80、100、120、130平米不等，按自家正方面积的置换价为1100元/平米，不足部分按1800元/平米的价格置换。这就意味着，袁珍把自己房子拆了还换不了130平米的毛坯楼房。如果真要入住，怎么着也得再花大几万的装修费。在和工作组谈的时候，袁珍也谈到了这个情况。工作人员说，“你为什么不选一个100平米的，非要选130平米的呢？”。袁珍气愤地说：“我这么大的房子拆了，为什么还只能换小房子呢？”。
年轻人在乎的可能还只是一次性的购房补偿。但老年人想得更多。只要搬进楼房，不仅耕作不方便了，更重要的是，水、气、取暖等费用，一年怎么着也得增加几千元生活成本。很多老人说，“冲个厕所也要花钱”。并未，还有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一旦搬进楼房，老年人和年轻人如何相处？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是诸多人伦悲剧的导火索。那些见过所谓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都知道，搬进小区后，老年人普遍都得住车库。面上的说法都是腿脚不便，不好上楼。但内心的无奈是，如果和子女住在一起，一定会在狭小空间内激起无数家庭矛盾。为了维持家庭和谐，老年人只能忍痛住在“冬冷夏热”的车库里。
最让人不可接受的是，绝大多数地方推行合村并居都是“先拆后建”。如袁家村一样小区八字还没一撇就动员群众拆房子的情况，比比皆是。如此就遇到一个现实问题：群众如何过渡？政府虽然会发放少量安置费，但根本就不够生活。被拆农民只有三个选择：租房、投亲靠友和搭窝棚。在有些地方，由于合村并居的速度推动地太快，被拆农户想要租房也租不到。尤其是老年人，哪怕是有房源，房东也不愿意租。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怕老年人在居住期间出事，既无法承担责任，也挺忌讳的。而如果一两年都还无法回迁，投亲靠友也不是长久之计。再加上，农民即便被拆了房子，总还有庄稼和果园需要照料。于是乎，绝大多数被拆农户都选择了在田间地头搭窝棚居住。一旦哪个地方推行合村并居，农民变“难民”的景象就会大面积出现。
事实上，哪怕是搬进了楼房，大概率还是有不少被拆迁户会感动后悔。刘彬的堂弟已经结婚，父亲为其在镇里买了一套房。可是，堂弟一家住了一年以后，就主动搬回村里居住去了。因为，住楼房的开支实在是太大。堂弟只有一个人务工，弟媳在家看小孩，收入根本就无法维持家庭开支。搬回农村后，留守农村的父母至少可以帮忙补贴家用，生活成本也低一些。刘彬觉得，万一村子真被拆了，不要说和父亲一样的老年人，哪怕是堂弟这样的一大批年轻人，生活压力会陡增，且没有退路，日子不堪设想。
四、预见
政府宣传说，合村并居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袁珍不相信，背着债务上楼，完了生活成本还要大幅度增加，且农民种田的还是种田，务工的还是务工，怎么就是好日子呢？大概率是，如刘彬的堂弟那样，住进了小区才发现，生活真不容易，还是农村好。
不仅袁珍、刘彬和孙野这些年轻人不信，他们的父辈们更不信。他们非常确定的是，哪怕是年轻人喜欢，对于老年人来说，住进小区也是一场悲剧。因为，只要还有劳动能力，他们就还得骑着电动车会村里种地。并且，他们只能住条件更加简陋的车库。其实，基层政府也没有底气。以至于，很多乡镇干部要群众思想工作时，说着说着连自己都不信了。要么就像袁珍面对的一样，连哄带骗“逼签”；要么就像李尚面对的一样，连道理都不讲，干脆强拆算了。
对于大多数基层政府而言，合村并居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政治任务。尽管最近山东省和一些地级市政府都宣称合村并组没有硬杠杠，不搞“齐步走、一刀切”。但是，各个乡镇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无不是以贯彻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为依据，无不是以“压实责任”等工作方法强硬推行。比如，孙家村所在乡镇主要领导在合村并居动员会上就强调，此次合村并居时间紧、任务重，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要严明纪律，严格督查问责。
然而，合村并居需要大量的资金，从何而来？早先的试点，都是选择条件比较好，地方财政也比较殷实的地方开展的。笔者调研过济宁市的一个十年前合村并点形成的“万人社区”。当地是济宁市财政实力前三的乡镇，当年为搞试点，当地财政预算了1亿元建设新型社区。为了满足群众实际需要，把试点示范做好，最终却花了3.2亿才建成。即便如此，新型农村社区也还是有形无实，既没有实现乡村振兴，也无助于城镇化，更谈不上城乡融合发展。农民还是回村里种田，合在一起的两个村，虽共处一个社区，却还是有两个村级组织。连疫情防控，两个村的村干部也是各守大门的一边，各自管各自的村民。社区或许方便了年轻人，却可怜了那些老年人，住车库就是他们的宿命。
不过，无需预见的是，合村并居必定是一场大折腾。这场折腾，不仅毁了农民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家园，毁了过去多年的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果，还要毁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农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
（文中所有人名和村名均是化名。）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南风窗》官微 2020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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