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根本目的就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真正使农民变为市民并不断提高素质，需要长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流动，是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历史时期都会存在的现象。对这种“两栖人”、候鸟现象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恶意炒作。对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但就业不稳定、难以适应城镇要求或不愿落户的人口，要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努力解决好他们的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需求，使他们在经济周期扩张、城镇对简单劳动需求扩大时可以在城市就业，而在经济周期收缩、城镇对劳动力需求减少时可以有序回流农村（《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4-595页）。这么理解？其中一条就是对于农村出现“空心村”问题不要大惊小怪，而要理性对待，给人数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三亿农民工留条退路。制度与政策不在于构架，既要考虑到现代化的成本，也要考虑到城乡利益公平，更在于能否服务于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或者说解放农民）这样人的现代化事实本身，而非主观、武断的一个理想模式，决不能通过人为强制、超越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进行制度安排。
因为当下正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关键阶段，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在城市定居的农民还是在乡村常年居住的农民，或是在城乡之间常年流动的农民工，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中，都在不断进行结构性的变化。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受城乡二元结构及经济发展大气候的影响，未能融入城市很可能随时回归乡村；在城乡之间常年流动的农民工，会根据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在城乡之间作出理性选择；在乡村常年居住从事农业的农民，仍可能在创造条件为自己或下一代流向城市，都同样具有不确定性。中国乡村人口的变动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会是一个经常性的状态，那么，现在乡村居住的所谓“农民”就不能确定以后还是“农民”，在城市定居现在不是“农民”的也不能确定以后不会是“农民”。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现在不返回乡村而过几年会不会回归乡村？这个村庄现在是衰落而未来会不会繁荣？因此，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是不稳定不规范的转型，向逐渐稳定和规范的制度转向，是“转”而不是“型”，最关键是决不能断了农民自由选择城乡的退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人的现代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3页）。不能不看到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就是中国有近三亿农民工、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规模的农民在城市就业，城市既有市民也有农民，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说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近三亿农民工长期不能市民化，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返乡已难又留城无望，就不仅仅是导致大规模返贫的问题，更可能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逆转。习近平总书记就对此强调，“大量农村人口到城镇转移就业和落户，这本身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有力带动，也标志着我们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9页）。而习近平总书记也看到，在中国当前，“二亿多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还没有完全进入城市，没有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玻璃门’现象较为普遍”（《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0-594页）。因此，必须跳出三农看三农，解决三农问题还要在三农之外，一方面要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力度，把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财富回报农民，主要是解决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的“三基”问题，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而共同繁荣，而不能以牺牲乡村为代价来获得城市的孤独繁荣。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解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的定居落户问题，最关键是要解决好农民自由选择城乡的进路。
尽管我们在2020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个一百年梦想，也尽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工厂，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还无法支撑十四亿人口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生活。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就指出，“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怎么样保障基本民生，应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因此，中国现代化等一等落在后面的贫困农民兄弟。习近平总书记就对此告诫全党：“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世界各国解决这个问题都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不论他们在农村还是在城市，该提供的公共服务都要切实提供，该保障的权益都要切实保障”（《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5页）。
应该说，山东推进合村并居的出发点是好的，按照官方文件所言，可以加快城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对农民的公共服务能力，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山东的农民也认为，在条件成熟、政策到位的前提下支持合村并居，毕竟也非常想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但搞强制农民上楼的运动，这样的行为就不能让人理解了：既然好处这么多，为啥让农民上楼还得用强制手段？根本原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些地方大拆大建、争盖高楼，一些干部追求任期内的视觉效果；漠视历史文化保护，毁坏古迹和历史记忆；这些问题，既与经验和能力不足有关，也与一些干部急于求成、确定的定位过高、提出的口号太多有关。这既不符合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人民利益（《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2页）。因此，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一些地方的错误政策，执行得越彻底越到位，最后的结局就是“而今乐事他年泪”。 为什么三农积重难返？因为不少地方总是在重复着“播种龙种、收获跳蚤”的昨天故事。
我绝非危言耸听。教育部在前几年发布一项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问题的通报，要求各地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和强行撤并，严格撤并条件，优先保障学生就近上学的需要，切实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可这样的通报来的太晚！为了尽可能减少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管理效益，从1998年开始，一声令下各地大撤大并，无数村庄办了数十年的学校一夜之间全没了！撤并的结果是把方便留给了政府，把困难留给了学生和家长。不少乡村的中小学生从原来传统的附近就读的走读，变成需要包车上学甚至住校就读。由于学校食堂的集体中毒事件、乡村包车送读的安全事故得到媒体的广为传播，使因上学路途遥远造成就餐、寄读、包车等开支难以承受，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率不断攀升这样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才使撤点并校的负面效应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2012年国务院发文明确要求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暂停学校撤并。可是，这么多反对的声音也发出了，国务院文也发了，还是阻止不了这样的改革。到木已成舟，教育部的通报早干嘛去了？我在想，现在的合乡并村改革，会不会重复农村中小学撤并的历史？
就目前的时局而言，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输不起的“战争”，全面集中了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决战，加上全球疫情爆发与中美贸易战，已经动用了全部的国力，当务之急就是要稳住阵脚，精兵简政，休养生息。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行政资源以及社会承受能力，都不足以支撑像山东这样大规模的合村并居现代化运动。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醒：“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他在5月6日的常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说，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在李克强总理看来，中国的老百姓勤劳又有智慧，只要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就能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这也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毛泽东就曾经提出过，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邓小平就特别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在当前非常时期，只有放手让农民去闯去创，真正实现农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推动乡村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形成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否则，就难以避免形成政府主体、农民客体的局面：政府在干、农民在看，导致农民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也就越来越处于服从地位，越来越丧失自主能力和创造能力。结果是人人都累，个个都怨，却不知道怨谁才好，因为人人都是受害者，个个都是作恶者，这种运动式发展的教训我们还少吗？也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产生的深刻根源。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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