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从农业税赋到土地财政，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的积累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奉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论断与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长期牺牲农村牺牲农民的发展现状，明确工农城乡的平等地位。2020年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处，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之年。而在国内外经济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挑战的背景下，又遭遇全球疫情爆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减缓，一些地方不仅对农业农村释放的红利有限，而且还可能加大对农业农村资源要素吸取的力度。最近发生了山东的大规模“合村并居”运动，其中枣庄市山亭区善崮村村民和拆迁人员对峙，造成城管执法车辆被愤怒的村民砸毁，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深层次看，这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能否坚持的现实问题，也是党中央战略决策能否贯彻执行的风向标。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要求来看，山东的“合村并居”出现了严重的偏向。
一、把乡村振兴的战略远景大跃进为当下的政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农业农村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实现了从优先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需要到优先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这样一个历史转轨。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出发，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路线图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不仅伴随着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更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任务、发展思路、实施路径决不相同，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靠运动式发展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强调，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进程。“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通过人为强制、超越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推动的社会进程，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1页）。
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历史基础、政策取向等多方面原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发展呈现出多元形态，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各个地方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尽相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阶段不一，发展的目标和历史任务、发展形态和发展方式就必然不同，不可能一个目标、一个模式同步发展。为了防止出现一哄而上、急于求成搞 “一刀切”的“大跃进”运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典型引路。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层层加码，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久久为功，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开始就要制定并坚持好正确原则，一旦走偏，房子造起来了，路开通了，水泥地铺上了，要走回头路就很难了（《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2页）。对于有些错误的做法，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过严厉批评：有些地方干了一些“以城吞乡、逼民上楼”的事，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5页）。
山东出现强迫农民上楼运动，地方政府动用各种手段逼着农民拆旧房搬迁：“拆除农民住房，合并原有村庄，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集中住进楼房”。山东作为农业大省而非工业化、城镇化发达地区，多数地方缺乏江浙地区那样具有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能力，而且在当前经济背景下连财政自身运转都十分困难，却没有量力而行，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大规模大范围推进所谓的“合村并居”，先拆后建，拆迁补偿款又不足以购置新房，不少农民无家可归捡破烂似的在野地里搭窝棚安身。被逼上楼的农民在网上倾诉：老房强拆，新房未建，窝棚里等明天。同时，生产成本与生活成本立时大幅增加而生存难以为继，带来大面积返贫风险。如此折腾农民折腾农村，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政绩，就明显违背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不要搞大拆大建的要求：搞乡村振兴，不是说都大拆大建，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
那就不能用工业化、城镇化的思路来搞乡村振兴，因为工业和城市的逻辑，一是集中，二是大量，三是高效率；相应的农业和农村逻辑，一是分散，二是适量，三是永存性。农业和农村的逻辑是一种分散的逻辑，是一种生命的逻辑。而生命逻辑要求分散，没有分散就不可能发展下去，许多生物的生活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高效。乡村散居也许是全面现代化后最优的人口分布方式，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危机的人口缓冲区，而且能承载大型瘟疫和不确定性灾难，这次疫情就是明证。作为自然居民与自然村庄，是中国几千年人与自然共同形成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华民族历经灾难、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就依赖散居，要高度警惕集约式居住带来集中式灾难的社会危机！马克思就认为：人是自然界演化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敬畏历史敬畏自然，需要非常谨慎地看待合村并居，现在拆了村庄容易再恢复就难了。张治中早年对文革破四旧就警告：这在以后是一个历史笑话。如果官员高高在上，先有了判断，同样的事找一百个支持不难，找一百个反对不难。当年拆掉北京古城，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没有厕所，而北京人民也要求破旧立新，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坚决反对：拆除北京城墙是会后悔的！而大规模全面推进合村并居，在历史长河会不会成为一个蠢事？这是最需警惕的！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吸取城市城镇化“大拆大建”的教训，防止乡村振兴演变成另一场“房地产运动”，“把农村都变成城市，把农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5页）。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又提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功成不必在我”，就是要求山东领导干部不要搞急于求成、短期见效的大跃进“跨越工程”，跑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以避免偏离本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而导致发展目标的盲目性。
二、对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农村改革底线偏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农村改革“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要求，多次强调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他们自己选择，不能采取强迫的做法，不能强取豪夺，不顾条件拆除农房，逼农民进城“被落户”、“被上楼”（《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4页）。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乡村振兴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因此，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就必然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农民主体地位的立场、站在属于农民的乡村，去聆听农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乡村，给乡村社会以充分的话语权、自主权，以激发农民的主体作用，创造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离山东不远的韩国新村运动，政府就只提供指导性意见，具体乡村规划和建设主要由农民自己决定。
而山东推进的“合村并居”运动，正如不久前人民日报所批评的：“根本的还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存在长官意志、替民做主的问题”。没有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和诉求，为图一时政绩，凭地方政府意志行政化单方面规划和推进，使农民自己的家园“被做主”“被合并”。根本原因就是被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称之为“拆村造城运动”，核心是把属于农民的大量的农村建设用地集中起来，再通过增减挂钩、占补平衡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以获取巨额的土地收益，因而积极性非常高。但是，现在的《物权法》明确规定农民住宅为财产，赋予了农民财产权，山东合村并居强制拆迁，不仅是严重侵害了农民的核心利益，而且涉嫌严重违法。
而不断消灭村庄、消灭乡村，其实质就是在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惯性下继续牺牲农村、牺牲农业、牺牲农民，使三农问题的焦点由农民税费负担转变为土地财政下的村庄拆迁。在农民看来，就是由政府统一的房地产开发。为什么？城市建设征收土地的收益归地方政府有一定道理，但这些非征收土地的收益是城镇化进程中留给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应该是属于农民的利益，是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政府推进合村并居，通过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收益用于归属地的农民和村集体，农民必然会欢迎和支持。如果让农民有利可图，何必要强行推进，农民会争先恐后跟着政府走。在当下经济环境下，不少地方政府自己的财政都收不抵支，哪有红利给农民？！山东不少农民坚决抵制，甚至愤怒砸毁城管执法车辆，说明是与农民利益背道而驰的。
强迫农民上楼不是山东所独有，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都出现过。陈锡文曾对此进行过评价：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被一些地方政府滥用，他们看准的是农村建设用地置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从而大拆农民房，导致农村快速消亡；农村城镇化是一个趋势，但是需要自然转化，不能大拆大建一蹴而就。几百年形成的村落是农民经过世世代代的自然选择，这样人为的消除，后果不堪设想。但山东不像江浙发达地区那样羞羞答答地拆零并整，而是大张旗鼓直接拆一个村子就是几百亩成片的土地，建造有些所谓的“农村社区”高楼，一个单元就可以装下一个村子，何乐而不为？农民失去了屋前屋后种养方便的自给模式庭院，失去了世代居住的宅基地，掏空一生积蓄，买回没有产权还要装修的房子，半生心血的家园变成废墟，掏空家底搬到楼里，生产工具无处安放，连喝水都要付费，收入更加入不敷出，不仅造成社区占用优质良田、复垦旧村地力贫瘠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搞占补平衡不能把好地都占了，用劣地、坡地、生地来滥竽充数，最终账面上是平衡了，但耕地质量是大大亏空了。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6页）。而且还摧毁了乡村千年生态，割裂了农民和土地赖以生存的关系，导致农民面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
山东农民在问：自然形成的村落，农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为什么非要合起来，难道就没有其他比拆迁更能让乡村振兴的办法吗？我也想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立在村庄大拆大建的基础上完成的呢？整个乡村系统自上而下的全面瘫痪，乡村振兴会在一片片新的乡村地产经济中实现吗？问题症结不是如何尊重农民意愿以避免强拆，而是一旦开始整村大规模拆迁就必然是强拆。有些农民好不容易盖起来的房子，还没住多久就给拆了，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这让党中央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情何以堪？！
三、消灭村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防线
村庄是农耕文明留给人类的最大遗产，中华文明最遥远绵长的根在村庄，大量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跟村庄的名字紧密相连，其价值绝不亚于万里长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明确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5-606页）。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记得住乡愁”：不要花大气力去劈山填海，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3页）。因为“记得住乡愁”的乡村记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防线，没有“乡愁”就没有了民族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的湖南十八洞村，其中之一就是不大拆大建，保护村庄原有的风貌，“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狂飙突进，城市的旧胡同、旧街道都被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全面铲平进行旧城改造和重建，像计算机复制功能推进了中国“千城一面”的城市化。房地产商把城市土地开发完了后，在“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村庄变社区”等的口号下，一大批村庄同样被推土机大规模整体拆迁，建设成新城镇和高层小区，村庄农民从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搬出，住进了用复制功能建设的高层住宅小区，形成了中国“万村一面”的怪状。习近平总书记告诫，一些地方热衷于改老地名，割断了地名文脉、不利于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4页）。中国行政村的数量从1988年98万多个，通过“合村并居”到今天已经减少到59万多个，几十万个历史地名与普通民居老建筑都被消灭了。再回顾发展进程，我们这一代人让中华民族文化又多了一次断层与消亡。
放眼世界已经完成全面现代化的欧、美、日等国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都具有敬畏之心，现代与传统结合很好，上百年的建筑依然存在，稀疏地散落在城市和乡村，不仅未被强制拆除，而且有专门维护机制，因为历史悠久的老建筑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在新农村建设中，浙江、江苏曾经将古老的村庄拆掉，后来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又花费数亿元来复制一个个“记得住乡愁”的村庄，以恢复乡村原来的风貌。如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摒弃现代化钢筋水泥的千篇一律城市建筑，全面推进“拯救老屋行动”，其目的是挖掘历史记忆、探寻名人轶事、修缮宗祠、寻找家规族训，让积淀深厚的村落文化不再流失，真正留住一方乡愁。
山东就曾经启动过“乡村记忆工程”，明确要在城镇化中抢救“乡愁”。但是，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十多年前去山东调查，发现齐鲁大地上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美丽村庄，有城墙围绕，护城河和内河、池塘纵横，学堂、孔庙、祠堂、仓库、戏楼、钟鼓楼都有，街道、水井齐整，民居规划工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遗落的稀世明珠！十多年后冯骥才再去山东调查时，这样的村庄就一个也没有了。执行和实施这些拆村的人一定是没有远见和头脑的历史罪人，因为毁掉了几代人的历史记忆，也毁掉了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软实力。就有人感叹，撤并乡村学校向县城集中，由义务教育转向民办高收费；合乡并村使熟人治理转变陌生人治理的乡村干部官僚化，这种趋势将使中国乡村失魂落魄！
现在这个的悲剧前不久又在山东重新蔓延，在“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农村社区”的口号下推进“合村并居”。只需要常识就不难判断，由原始部落过度来的村庄“社区”与城市“社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传统文明的“村庄”和城市文明的“社区”构成了人类社会两个具有本质差别的最基本单元，就是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与城市发展的规划重要性相比，村庄是自然发展和漫长演化而来，形成了一系列纯自然的特色（亚文化）。只有超越自然发展和演化，规避自然发展和演化的不足，“合村并居”才有价值和意义。而当下“合村并居”没有根据不同地方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所体现的区域差异性和形态多样性来设计，对村庄进行简单的“推倒重来”复制城市社区，没有了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结果是“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城不像城、乡不乡。这一股风如果控制不了，正如冯骥才所预言那样：“千姿万态中国的村庄就会变成城市里那些建筑垃圾”。
城乡只有地域与生活方式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在现代化的名义下认为城市文明高人一等，执意去改造甚至消灭传统的村庄，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从长远来看，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村庄必然会成为现代社会具有最美好人居环境的地方，回归乡村、回归自然是人类的天然本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村庄是中国未来发展不可缺少的稀缺资源，必须尽快摒弃大拆大建的乡村发展模式，因为这些乡村旧建筑、旧坟墓和老地名是过去时代的记忆，有记忆才会有历史，才会有民族的魂。
四、偏离了人的现代化断了农民的退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根本目的就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真正使农民变为市民并不断提高素质，需要长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流动，是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历史时期都会存在的现象。对这种“两栖人”、候鸟现象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恶意炒作。对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但就业不稳定、难以适应城镇要求或不愿落户的人口，要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努力解决好他们的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需求，使他们在经济周期扩张、城镇对简单劳动需求扩大时可以在城市就业，而在经济周期收缩、城镇对劳动力需求减少时可以有序回流农村（《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4-595页）。怎么理解？其中一条就是对于农村出现“空心村”问题不要大惊小怪，而要理性对待，给人数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三亿农民工留条退路。制度与政策不在于构架，既要考虑到现代化的成本，也要考虑到城乡利益公平，更在于能否服务于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或者说解放农民）这样人的现代化事实本身，而非主观、武断的一个理想模式，决不能通过人为强制、超越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进行制度安排。
因为当下正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关键阶段，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在城市定居的农民还是在乡村常年居住的农民，或是在城乡之间常年流动的农民工，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中，都在不断进行结构性的变化。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受城乡二元结构及经济发展大气候的影响，未能融入城市很可能随时回归乡村；在城乡之间常年流动的农民工，会根据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在城乡之间作出理性选择；在乡村常年居住从事农业的农民，仍可能在创造条件为自己或下一代流向城市，都同样具有不确定性。中国乡村人口的变动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会是一个经常性的状态，那么，现在乡村居住的所谓“农民”就不能确定以后还是“农民”，在城市定居现在不是“农民”的也不能确定以后不会是“农民”。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现在不返回乡村而过几年会不会回归乡村？这个村庄现在是衰落而未来会不会繁荣？因此，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是不稳定不规范的转型，向逐渐稳定和规范的制度转向，是“转”而不是“型”，最关键是决不能断了农民自由选择城乡的退路。在某种程度上，空心村、空心房就是几亿农民工的退路，如果工业化、城镇化没有能力把几亿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地方官员最好别盯着农民的土地，一旦遭遇经济危机，数以亿计没有退路的农民工失业之时，中国社会能否承受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人的现代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3页）。不能不看到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就是中国有近三亿农民工、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规模的农民在城市就业，城市既有市民也有农民，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说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近三亿农民工长期不能市民化，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返乡已难又留城无望，就不仅仅是导致大规模返贫的问题，更可能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逆转。习近平总书记就对此强调，“大量农村人口到城镇转移就业和落户，这本身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有力带动，也标志着我们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9页）。而习近平总书记也看到，在中国当前，“二亿多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还没有完全进入城市，没有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玻璃门’现象较为普遍”（《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0-594页）。因此，必须跳出三农看三农，解决三农问题还要在三农之外，一方面要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力度，把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财富回报农民，主要是解决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的“三基”问题，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而共同繁荣，而不能以牺牲乡村为代价来获得城市的孤独繁荣。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解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的定居落户问题，最关键是要解决好农民自由选择城乡的进路。
尽管我们在2020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个一百年梦想，也尽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工厂，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还无法支撑十四亿人口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生活。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就指出，“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怎么样保障基本民生，应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因此，中国现代化需要等一等落在后面的贫困农民兄弟。习近平总书记就对此告诫全党：“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世界各国解决这个问题都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不论他们在农村还是在城市，该提供的公共服务都要切实提供，该保障的权益都要切实保障”（《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5页）。不能说，山东推进合村并居的出发点不是好的，按照官方文件所言，可以加快城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对农民的公共服务能力，改善乡村居住条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山东的农民也认为，在条件成熟、政策到位的前提下支持合村并居，毕竟也非常想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如果能像江苏、浙江的农民都住上城市市民都难以奢望的乡间别墅，谁反对才是神经病！如湖州把城镇用地指标拨给乡村用于乡村振兴、特色小镇，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恰恰这些地方都不是要农民上高楼，也都是工商业发达地区，农民生存能力较强。
但既然好处这么多，为啥让农民上楼还得用强制手段？根本原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些地方大拆大建、争盖高楼，一些干部追求任期内的视觉效果；漠视历史文化保护，毁坏古迹和历史记忆；这些问题，既与经验和能力不足有关，也与一些干部急于求成、确定的定位过高、提出的口号太多有关。这既不符合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人民利益（《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2页）。因此，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一些地方的错误政策，执行得越彻底越到位，最后的结局就是“而今乐事他年泪”。为什么三农积重难返？因为不少地方总是在重复着“播种龙种、收获跳蚤”的昨天故事。
还记得教育部在前几年发布一项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问题的通报，要求各地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和强行撤并，严格撤并条件，优先保障学生就近上学的需要，切实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可这样的通报来的太晚！为了尽可能减少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管理效益，从1998年开始，一声令下各地大撤大并，无数村庄办了数十年的学校一夜之间全没了！撤并的结果是把方便留给了政府，把困难留给了学生和家长。不少乡村的中小学生从原来传统的附近就读的走读，变成需要包车上学甚至住校就读。由于学校食堂的集体中毒事件、乡村包车送读的安全事故得到媒体的广为传播，使因上学路途遥远造成就餐、寄读、包车等开支难以承受，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率不断攀升这样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才使撤点并校的负面效应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2012年国务院发文明确要求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暂停学校撤并。可是，这么多反对的声音也发出了，国务院文也发了，还是阻止不了这样的改革。到木已成舟，教育部的通报早干嘛去了？我在想，现在的合乡并村改革，会不会重复农村中小学撤并的历史？
就目前的时局而言，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输不起的“战争”，全面集中了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决战，加上全球疫情爆发与中美贸易战，已经动用了全部的国力，当务之急就是要稳住阵脚，精兵简政，休养生息。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行政资源以及社会承受能力，都不足以支撑像山东这样大规模的合村并居大跃进现代化运动。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醒：“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他在5月6日的常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说，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在李克强总理看来，中国的老百姓勤劳又有智慧，只要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就能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这也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毛泽东就曾经提出过，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也正是因为此，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就特别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也正是因为此，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就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才有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在当前非常时期，只有放手让农民去闯去创，真正实现农民的主体地位，才能形成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否则，就难以避免形成政府主体、农民客体的局面：政府在干、农民在看，导致农民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也就越来越处于服从地位，越来越丧失自主能力和创造能力。结果是人人都累，个个都怨，却不知道怨谁才好，因为人人都是受害者，个个都是作恶者，这种运动式发展的教训我们还少吗？也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产生的深刻根源。
五、偏离了乡村振兴的战略指向断了农业的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后，又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的战略指向就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如何推进乡村振兴，全国人大农业委主任陈锡文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明确乡村的最基本定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供生态屏障和生态产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从长远的现代化目标出发，乡村需要在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承担三大主要功能。
农业是乡村的本质特征，乡村最核心的产业无疑是农业，没有农业的乡村还是乡村吗？没有农业的乡村振兴还是乡村振兴吗？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特殊的经济形势下，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后院，只有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主动权，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保中国大局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时，明确要求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人民日报》2019年3月9日1版）。因此，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新中国成立之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工业和城市，因为泥腿子为执政队伍主体。时至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农业和农村，因为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是地方干部队伍的主体。小农大国的三农问题之复杂超乎想象，而最可怕的是，这么多“三门干部”又非常自负自以为是，只要一高兴，一会把发达地区的模式推广到落后地区，一会把落后地区的经验照搬到发达地区，一会把城市的模式推广到乡村，一会把乡村的经验照搬到城市。成功未必可以复制，但失败却往往在重复。对于乡村发展来说，成功的乡村总是独特而独创的，而乡村发展失败的教训都是重复着相似的死法。相比较那些成功乡村的经验，乡村发展包括农业发展失败的教训更值得关注。在中国当农民，是被久经折腾的运动员。但中国农业是一个百岁老人，是一个弱势产业，只能吃补药，如果吃泻药、动大手术，是会要命的。
也许山东的干部还真不懂得，与市民住宅、庭院功能有着根本区别的是，农民的住宅、庭院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而合村并居节约土地也是个伪命题，因为山东不仅土地很少抛荒，而且农民房前屋后的地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合村并居让农民上楼，我们可能正在制造有屎以来最大的生态危机：农民不能养猪，不能养鸡养鸭，乡村没有了拉屎的动物了，即使有动物的粪尿抱括人粪尿也当做垃圾处理，全部进入下水道后排放。这样一来，农业生产所依赖的人畜粪便等有机肥源在不断“减量排放”，家肥走向灭绝，未来的农业生产将是“一粪难求”。美国的富兰克林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认为，中国能用最小的耕地养活世界最多的人口，是因为中国的有机农业，是以家肥为主的有机肥使土壤保持几千年肥力而不下降。当下，我们一面高喊绿色兴农与推进化肥农药减量行动，一面是农业对化肥的依赖性与日俱增，在化肥使用一统中国农业天下之日也就是中国农业末日来临之时：农业生物链被严重的破坏，耕地不断被酸碱化，农产品质量不断下降，农业何以持续？这绝非危言耸听！
那么，在打着乡村振兴的旗号下，合村并居就是消灭村庄加快非农化，上楼的农民失去种植、养殖、手工三业合一的庭院经济保障，连日常生活的农产品都不能实现自产自供而全面商品化购买，又远离耕地，陷入高生活成本低收入困境，沦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山东的合村并居实质上是超越发展阶段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大跃进运动，是在土地增减挂钩结余出来的指标可以异地交易背景下的土地财政逻辑，使村庄遭遇前所未有的浩劫，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后院将不复存在。一个一个村庄大规模全面拆迁，想到了世界历史上在英国发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那是一场极其暴力血腥的夹杂着血和泪的驱逐农民远离土地、背井离乡的行动，作为共产党人，我们要牢记“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这句马克思的名言。
山东的官员也忘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警告：“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些地方工业化、城镇化压倒了农业现代化，打败了农业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博弈时，一些地方输的往往是大量良田，赢的是工业化、城镇化，而且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因为土地一转让每亩可以产生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利润，在自己这一任中就能体现出效益来，而种地种一百年也没有这样的效益，有人就会想，凭什么要用这些地搞农业？（《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6-597页）”。本来工业已经产能过剩，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党中央早就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却仍然在拼命地搞土地非农化。本应精简机构减少行政成本（官民比例一直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文章，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减少企业税负激活经济，却变成包揽一切全能政府，特别是大规模并村后连古今中外都是国家不发工资的兼职村干部也成了全职的财政供养人员，就更加依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这对孪生兄弟，这是在饮鸩止渴！因为中国特色的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最大毒瘤，不仅造成高房价高生活成本，而且造成近三亿农民工难以留城。2018年年底，潘石屹认为中国房地产的市值高达6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三个地方的数值。难道房地产要在乡村振兴的口号下全面下乡，用高生活成本低收入的手段迫使仍然守望乡土的农民背井离乡？断了中国乡村的进路就是断了中国农业的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推进城镇化不一定都要连成片，可以跨出去，搞串联式、卫星城式的发展，连成片就势必占用大量经过长期努力好不容易建设形成的高产农田。最好的农田往往都在郊区，都是投入最多的，把它们都变成城区了，还要再花钱去建设高产农田，要花多少钱啊，有没有算过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6页）。而另一个问题是，难道城镇化真的缺地吗？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现如今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了40.8平方米，目前中国的房子已经容得下40亿人居住了。再根据潘石屹“中国房地产的市值是65万亿美元”的判断，以201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8737元/平米来计算，那么，2018年中国城市商品房数量大约4.4亿套，所有的农民全部进城都不缺房子住。所以，城市住房空置率普遍不断上升，大量占用耕地建设的不少城市被称为“鬼城”。凡是在城市居住的，都不难发现身边比比皆是的空置房。全国人大农业委主任陈锡文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要根据现在发展阶段的变化，要好好研究城市中怎么有力度地推进对闲置的、低效利用土地的二次开发，这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指出，中国城市普遍存在“摊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险（《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85页）。有网民就吐糟：对农民实行一户一宅，就连农业生产的大棚房也要拆除，屋前屋后的小块地被政府天天惦记着，却可以大量占用耕地在城市建设大广场、大园林、机关门前大空地，如陕西师大新校区图书馆、中山大学珠海分校、西安市长安区政府和区医院等等，门前都是用来做作为摆设大片广场大面积空地，需要步行很长时间才能走到门前，只是增加办事时间和难度而已，不像美国城市的商场、学校前的空地被充分用来作停车场。还有网民感叹：每亩不到5万的复垦费，能够在农村宅基地复垦搞出近万亩跟城市周边一样肥沃的耕地，这个比大跃进放卫星还天方夜谭。土地增减挂钩播种这么大的“龙种”，收获的却是令人痛心的“跳蚤”：一个我山东的农民告诉我，换一个一个书记就新搞一个开发区，本地开发区的土地基本闲置，成为被广告牌遮掩下的城市废墟。
根据山东官方的文件，合村并居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加快农业规模经营。需要认识到，农业是永续产业，不可能像工业发展那样快速转型升级。而人多地少是难以改变的最大国情，决定了小农户在中国相当长时期的必然存在。即使在2050年实现了全面现代化，城镇化率也达到了70%的战略预期，还有30%就是4亿多乡村人口不能城镇化，按照18亿亩耕地红线标准就是人均4亩多地。
针对“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大国国情，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早就明确，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就是“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但长期以来充满了对小农户农业的偏见，认为小农户是落后而保守的代名词，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走规模化大农业之路，就是要消灭小农户。这20多年来从政策到投入、到资金、到补贴，花了多少代价来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规模经营，可始终未能实现政策的预期。根据有关资料，到目前为止全国经营在10亩以下的农户占95%，50亩以上规模经营的只有350多万户。
听说北京大学姚洋教授上书中央高层，提出必要重新审视小农经济形式对中国发展的历史作用。他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中国农业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在清代就代表了全世界农业文明的顶峰；而且由于“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低成本发展优势，避免了西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那种贫民窟大规模出现的现象。在世界范围来看，经历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强势冲击及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狂风恶浪，西欧、北美仍然是家庭经营为主体，日、韩仍然为东亚小农，小农占全世界人口的40%耕地的60%，是全球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养活了世界70%的人口，看似弱势的家庭小农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而未分化。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正面肯定了“小农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存在，提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中办、国办公开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就明确：“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
陈锡文到黑龙江、吉林调研，发现那里水稻生产使用的农业机械非常先进，有的在美国刚刚上市而东北的农民就用上了，比美国农民还早；更让全世界很惊叹的是，在使用无人机方面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无论是使用量和技术水平都没有别的国家农业可以相提并论，却不是一家一户的农户都去买无人机等农业机械，靠的是少数人服务多数人种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弥补了耕地规模的不足，赋予了农业规模经营以新的时代内容。我国一年大概种植3.5亿亩麦子，麦收的机械化率在92%以上，也不是一家一户的农户都去买收割机，是花钱买的社会化服务，推动了农机的跨区作业，使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也能分享大机械的效率，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山东人均耕地只有1.21亩，低于全国1.38亩平均水平。与山东相邻的日本同样人多地少，城镇化率高达93%，经过半个世纪农业现代化的今天，农业规模化程度平均只有30亩左右。而山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城镇化率肯定难以达到日本的高度。因此，还是要回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提出的要求：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础，但改变分散的、粗放的经营方式，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家家包地、户户务农，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本实现形式”，“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土地经营规模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更不能人为垒大户”（《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70-671页）。
当然，现在的地方官员也很不容易，但某些官员很容易的时候，千千万万的农民可能就很不容易了！山东孔孟时代的士大夫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经过了几千年文明进化，又经过“不忘初心”的强化教育，难道还忘记了党的宗旨？难道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士大夫精神？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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