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农村教育在二元结构下形成了城乡割裂的思维定势，农村教育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状态。农村教育内卷化可分为内生型内卷化和外铄型内卷化，其形成原因既有历史传统、地域环境、资源配置、政策惠顾等，也有自身愿景、目标与能力等原因。农村教育“去内卷化”要利用城镇化来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以目标管理来形成农村教育发展共同愿景，以农村组织来放大农民的话语权，以多元教育目的来避免农村教育目标的复制，以去精英教育寻租来对城乡教育再平衡。
关键词:农村教育；内卷化；城乡一体化
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对我国农村教育从资源配置到政策惠顾都给予了倾斜。2012年颁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坚持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均衡发展的重点。如果从政策语义上分析，前者意在通过量的投入来促进农村教育的增长，而后者则力图从公平的实质上提升农村教育的品质。两者一脉相承，但其中却隐喻着利益固化格局下的农村义务教育内卷化现象。
一、从内卷化到农村教育内卷化
在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时，“内卷化”（Involu-tion）理论在学界使用的频率日益增加、影响渐趋广泛。内卷化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大约两百多年时间，历经康德、戈登维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和吉尔茨（Chifford Geertz），而使该术语得以系统发展的是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一书。印度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我国学者黄宗智则将这一理论引入对中国社会的历时性考察，并将其从农业领域引入政治领域。此后内卷化理论向各学科领域迅速拓展，形成了强大的“内卷化研究范式”，用来解释那种“有增长无发展”、“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习俗与习惯的精致固化”等现象。造成内卷化的原因很多，学界的理解也不一样。从宏观上讲，一般是从外力支持性不足或外力对现有状态的震慑，使现有状态无法打破而造成恶性循环；从中观上讲，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定型化而造成人们的盲从与麻木；从微观上讲，多是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导致目标缺失、信心缺失和能力缺失而陷入无法自拔的状态。三者都是在做着“西西夫斯”的苦役，都重复着井底之蛙的宿命，其结果就是倦怠性的生存方式。
将内卷化理论嵌入教育研究始于蓝希瑜等对赣南畲族传统教育颓变的分析，而陈坚则系统地将其引入了农村教育研究，用内卷化的视角来解析农村教育在发展变革过程中难以突破的困境。此后，内卷化理论在教育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流动儿童教育、职业教育、民族教育、高等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五个方面。内卷化是一个很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它有利于拓展教育发展研究的思路，从视角、理论和分析框架等方面给教育研究以新的启迪。
本文将“农村教育内卷化”界定为：由于外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支持性不足和缺失，或者由于城市教育的压倒性强势，而造成的农村教育被结构性剥离与瓦解，形成了相对固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无法超越的机制壁垒，致使其在办学、师资、留守儿童、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等方面的制度和行为模式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渐进性的自我锁定，并且很难自我认知与改变，从而形成内敛型的改革或者表象型发展，其发展效能十分低下的的一种状态。
二、农村教育“内卷化”的两种形态
根据对农村教育内卷化的理解，有基于农村生态本身组织过程中的内生型内卷和外部压力强制输入中的外铄型内卷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不同程度上蚕食着农村教育，使农村教育处于有力使不上的高原状态。
1.农村教育内生型内卷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效率优先和市场竞争法则，以及人为的“重点区域”、“重点学校”的布局虽有其合理性，但也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教育的弱者地位，阻碍农村学生向城市流动，农村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分层功能期待逐渐降低。其突出表现就是农村教育质量低下、农村生均经费、师资水平、教育资源等软硬件方面远远低于城市水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上海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是17398元，而最低的河南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2736元，两者相差6.36倍。同时，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通道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变得非常狭窄，在升学无望、教育成本递增等因素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就选择辍学，尽管我国高中毛入学率每年都以两个百分点在递增，但未升学的学生几乎都在农村地区。2006年虽然在农村开始实行“两免一补”政策，但初中生辍学率并没有因此降低，辍学人数反而增加了。我国小学辍学率2007年后大幅度回升，从2008年的5.99‰上升到2011年的8.22‰，上升幅度超过37%，这意味着每年有80万-90万农村小学生辍学。农村高辍学率使得农村青少年陷入了与父辈一样的底层社会地位的承继状态，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处于失灵状态，身份地位被日益固化。即便是升入高中，农村高中的办学水平与城市高中相差更大，其升入重点大学的希望也很渺茫，单一的升学体制使农村教育失去了存续的张力，农村学生长期被禁锢在村落文明之中，使其在起点和过程中都失去了向上的动力机制，处于发展无力的茫然状态。计划性的外部输血使其有增长无发展，有障碍无突破，有效率无效果，处于动力不足式的内生型内卷化状态。
内生型内卷化一旦生成，即便有政府和市场外在的推动机制，但农村和农民本身的内在意识和需求的定型化则成为这种内卷化的主体因素。首先，农村家长及学生对教育的重视不高。父母的社会阶层及其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受教育年限有一定的影响。2001年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家长的文化程度与子女受教育年限的相关性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变化趋势并不明显，但在1980、1990年代则明显上升。另外由于城乡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存在巨大差异，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层次偏低、教育教学观念落后，教师流失严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整体结构也不合理。农村中小学经费短缺、教育水平低、学习条件差，使得农村小学生从升入初中后就难以适应日后的系统学习，逐渐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在笔者指导的一项《初中新生学业适应性调查报告》中，发现农村初中生与城市初中生在学业适应性：包括学习习惯、学业压力、学习环境三个维度上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在平均数上均明显低于城市学校的学生。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涣散导致农民公民意识的缺位，使其在教育决策中话语权被剥离，无法以团队的力量来抗拒内卷化的侵袭。我们一直强调，教育政策的制订要避免“受益人缺席”，要倾听来自底层的呼声，要体现民众的需求。但由于当下我国农村社团组织的高度匮乏，农民议事机构基本空白。尽管我们发展了多年的村民自治，进行了乡村直选，但这些多是农村的政府型组织，农村的社会组织并没有得到实体性的发展，与并不强大的农村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都无对话的空间与平台，更不用说其能与城市阶层和更强大的利益集团进行决策对冲了。无组织化的农民阶层使其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到行为习惯等方面都无法以契约精神、主人翁意识、监督意识、法治意识、合作协助意识与科技文化素质来抑制内卷化的发展，使内生型内卷化日渐强化。
2.农村教育外铄型内卷化
与政策惯性、内在需求和组织化低造成的内生型内卷化不同，外铄型内卷化主要是由于目标复制、城市壁垒和精英寻租造成的。内生型内卷化主要体现为内驱力不足，而外铄型内卷化表现的却是功能性失调。
首先看目标复制导致的外铄型内卷化。长期以来，无论是我们的教育目标，还是学校的培养目标，抑或教师的课程目标与教学目标，都是城市取向的，都是单向道的。在办学模式上也是高大齐全精，是一种物质主义的办学标准，而非自然主义的办学标准。在教学内容上也是城市中心的，而非生态中心的；在教学方法上，是单向灌输的而非内在互动的，这些城市主义的弊端往往成为农村教育学习的标准，农村学校无法借助农村本土性优势而借势成长，使农村教育呈现向城市看齐的追赶式发展态势。其结果是追赶不上后的信心崩溃，导致学校办学上的内卷化、教师工作中行为上的内卷化，学生学习中学力性的内卷化，最终使这个现象蔓延到农村教育整体，这种内卷化是逼上梁山的结果，故其为外铄型内卷化。这样的教育结果是大量的农村学校严重脱离生活实际，对提高农村自身发展的作用不大，造就了“反向内卷化”的离农教育。离农教育使多半孩子因情境缺失和价值缺失而失去对学习的动力，被禁锢于农村土地或低素质的轨道上；也使另一部分反内卷化的农村学生流向城市而不再流回农村，巩固了城市优势文化圈，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长此下来固化了农民的心态，使原本就画地为牢的农村教育的进取性进一步萎缩。
其次是城市壁垒下的农村教育被隔离在发展的道路之外。尽管中央一再强调“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现实中，这样的反哺变成了政绩工程和变相的低端产业链转移。以北京和河北的关系为例，就是典型的外铄型内卷化发展样板。当年北京与涿州接壤的地块，北京向下砌了数米的水泥墙，来阻挡北京的地下水流到涿州；在十渡，有人甚至设置路障，不让游客到保定去，在修路上，北京也是相当不配合。所以民间有“首都灯下黑，大树底下不长草”的揶揄。具体在教育上也是如此，北京学生升入北大的机会是河北省的3.13倍，在教师流动方面，根本不会有人到临近的河北省任教，就连北京周边的密云、门头沟等，北京八区的教师也很难实施流动。这样的城乡壁垒在全国各地都演绎着。以浙江为例，临近杭州的湖州是全省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高中学校仅有20几所，而杭州市区内省一级重点高中就有8所。同样，当下农村承接着城市淘汰落后产能的现实，这种现实在教育中表现为城市报废的教学设备以“捐赠”的形式向农村输入，不合格的教师向农村流动，新手教师放到农村去实习锻炼，城市不需要的生源遗留给农村，大量连流动成本都无法承载的打工族将孩子留守在农村，形成严重的空巢社会。在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程序公平的三公平原则下，连起点的机会公平都不具备，连规则公平都可以被废弃，就更不要说程序公平了。
城市壁垒的消解中，精英群体会以“平均主义”、“削峰填谷”、“大锅饭”等理论来反对甚至是对抗。当弱者遇到强者，最好的保护就是收缩回去，但强者未必会让弱者有出头的机会。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尽管我国尚未形成利益集团，但利益阶层已经形成且有利益固化的倾向。现实中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商界精英利用掌握的资源，其自利性的突出膨胀使他们在政策制订、政策执行和利益分配过程中其自利性超出合理边界，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自我服务而忽视和侵犯农村公民的个人和集体利益，这种自利性亢奋使得农村在教育的金字塔中只能成为底层的奠基石，而没有向上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外在的挤压使其走上了内卷化的不归路。
三、农村教育去“内卷化”路径分析
农村教育去内卷化绝不是农村教育的自我救牍，而是城乡一体化的共生共荣，是我国城镇化红利的彰显。
1.以城镇化来破解二元壁垒，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加速期，针对上述农村教育存在的软硬件失衡，农村教育发展的盲从性，农村教育体制复制性和升学体制单一性等现象，唯有通过城镇化的红利来打破城乡二元教育结构，进而推动农村教育内卷化稀释。
首先，要进行体制上的“省直管县”及设立若干典型性的“镇级市”，以此来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省直管县”可以增加省对县的直接支付，减少转移支付的“漏损”，充实县级财力，提高县乡政府财政在目标函数中的权重，整体性提高农村教育经费供给数量和质量，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奠定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利用2010年中央编办等6部委下发的《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创设一批“镇级市”示范区，以区域功能特色来取代千城一面的城市化模式，通过强镇扩权，有力地推动区域教育发展瓶颈，以基层治理结构的重构来发挥新型农村功能区在与城市壁垒抗衡中的作用。基层创新最有利于去内卷化，这种创新首要动力来自于县乡政府治理结构向公共服务型转型，强化基层的农民个体团体化，农村团体公民化，以农村社团和农村NGO的形式来实现其自治与自强。
其次，城乡一体化要求农村教育进行全方位综合改革。政府要变输血为造血，通过在农村学校布局便民化和效能化、农村教育环境生态化、农村教师待遇累积制、农村教师终身从教功勋制、农村教育内容适农性等提升农村教育的整体地位。实现农村教育从生存型到发展型、从乡村化到城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整体转型。在这种转型中，一是要挖掘农村自身的优势，寻找农村内生的力量，也要强化现有的城镇化政策，以城带乡，以市带村，以强带弱，双向互通，而不是单向输入，创造条件利用城市的优质、现代教育要素来反哺农村。在资源配置、人事制度和办学模式上打破城乡壁垒，建立城乡教师和校长的互动、城乡学校联动发展机制。现有的助力工资、领雁工程、特岗计划、国培计划要有质量的坚持下去，而不是形式上的执行。同样，现有的走教制、教师和校长轮岗交流制、农村定向招生、农村职业教育、农村高等教育社区化也要创新，要换位于从农村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比如新手教师其职业生涯应从城市开始，而其职业进程中必须要有分段的农村教育经历，使农村不再是实习校和基地校，而是教师发展的中转站，把职业生涯起始阶段留在农村。
城镇化是个自然的过程，更不能强制性实现。将城镇化最大潜力与改革最大红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就是农村走出外铄内卷化的关键，而这个责任在政府，在城市，在精英集团的利益舍弃与责任分担。
2.以目标管理破解农村自身的教育倦怠，形成共同的发展愿景
如果说外铄内卷化是外部强势造成的弱者内敛的话，那么这种外因仅是条件而已，解决农村教育内卷化的真正出路还在农村、农民和农业自身。借用学习型组织中的共同愿景和企业管理中的目标管理，可以构筑起上下齐力的目标——愿景体系。首先，政府要有农村特色的教育愿景、教育路径和教育理论，就如当年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没有一味追求西方模式而走出自己道路一样，农村教育亦需要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执着，这应是政府的信念，继而转移成农民的信心；其次，农村教育的目标管理是自下而上的，是每个村组、每个乡镇、每个县域根据自身的实际而制订的和而不同的科学发展标的，而上级政府间就是统筹协调这些目标，避免目标间的冲突，实现各级目标与总目标之间的向量一致。同时，每个子目标应该秉执目标承诺，对目标负责，向目标要效能，实现目标绩效。
3.以农村组织来放大农民教育话语权
近年来，尽管教育政策的目标倾向了农村，但农村地区和农民在政策议题上和政策的适农性上还是扮演着配角，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农民参与度并不高。尽管这与传统习俗和农民能力有着直接关系，但也与联产承包到户后农村组织化程度下降不无关系。随着新型农村和农业概念的提出，随着农村发展的阶段性转型，随着农村在农业经济等方面专业合作组织的不断完善，农村教育组织的规制也有了观念基础、物质保障，这些组织对于农民教育话语权的维护将起到个体无法发挥的作用。在广大农村地区可以通过设立农村教育议事会、农村家长学校、农村教育基金会、农村社区学院，甚至农村大学等提升农民参与教育改革的意识、观念和能力。其实，我国农村教育的习俗还是很悠久的，古代的村塾、书院，近代的“识字学校”“工学团”“劳动教育协会”“劳动大学”，当代的“知青组织”“扫盲班”“文化站”等都是农村教育文化的有机构成，今天我们更需要的不仅是教育农民，化民成俗，更要通过农村基层教育组织建设，建立农民专有组织的培养平台、议事平台和沟通渠道，将新的教育观念、家庭教育方法和对教育治理的参与意识注入农村的血液之中。更好地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及参与教育改革的意愿、能力。逐渐将民意纳入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中，通过民意的支撑来防止教育决策中的“城市中心主义”，进而推进教育平权，巩固农村教育的地位和农民的教育权利。
4.以多元的教育目的防止农村教育目标的复制化
城乡二元结构下长期形成的城乡教育的整齐划一的模式，农村教育目标、课程目标、教学目标等方面基本复制于城市的教育模式。导致了我国农村教育抛弃了自身的生态化、生活化、实践化的优势，转而复制城市教育。有人会说，强调适农是使农民永远生活在“井底”，永远不可能让农村孩子打破恶性循环的怪圈，永远在社会的底层徘徊。这种假设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建立在城市视角下对农村的鸟瞰，如果反观城市发展的单一性、功利性、紧张性、高大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城市病”，那么农村的教育优势就凸显了。如果我们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都如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分布在郊区、农村，大学就是一个村庄，村庄就是一个大学的话，那么可能教育上的诸多问题就不会这么尖锐，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也不会这么快餐化和碎片化。所以教育目标的生活化，农村教育目标的乡土化及农村职业教育的优先发展等都是防止农村教育目标过度城市取向的举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吁求对农村进行教育关怀，对农村文化要传承与保护，建立具有农村自身生活特色和符合农村发展目标的教育，这可以防止农村教育成为城市的附属和附庸，防止在城市“摊大饼”的发展中被边缘化和同质化。要打破农村教育的单一化发展，防止农村教育目标的复制化需要广大农村地区既要把握城市教育的优劣势，又要认清自身教育的优劣势，从而在充分考察农村教育历史特质、乡土特质和需求特质的基础上进行整体设计，制定符合农村特色的相应政策。比如，南京行知学校就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典型，其与城市不同的发展思路，其执着的行知理念，不但吸引了南京、江苏、长三角的注意力，也吸引了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多国教育元素的输入，走出了农村办学的自我范式。2008年四川地震后，新建县乡就注重职业教育、民族教育和农业教育的重构，其在普通教育之外，生长出了另外一个支点。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教育中的“社来社去”模式、“半农半读”模式、“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模式、县级职教中心办学模式、城乡一体化办学模式等教育方式有新的机遇，不能全盘抛弃。
另一方面，加强农村学生学业和职业生涯的规划指导是避免农民自身观念的内卷化的着力点。从学业和职业生涯目标、通道、计划、方法等角度去进行设计，建立起农村学生人手一册的发展手册，建立起从学校到教师，从班级到学生个体化的发展档案，形成每个学校自有的校本规划（SDP），不定期地请专家学者对农村学校进行学校管理诊断，从其自身寻找发展的病灶，针对病灶开出相应的药方，但这个药方绝对是以农村为中心，而不是拷贝城市。
5.以去教育精英寻租对城乡教育再平衡
现实生活中，由于精英的资源垄断，变相的重点校、重点班、重点生仍然屡见不鲜。当前我国教育已经深陷利益固化的滞胀阶段，要实现教育二次改革就需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教育租金，从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和程序平等三个维度对城乡教育再平衡。从机会平等上看，单纯地向农村倾斜重点高校考生不是办法，而应将重点教育资源向农村转移，借一些重点高校教师进入新老交替高潮之际，将部分农林水医师范等专业和学校向农村渐进性迁移，实现高等学校农村化，完成高等学校的再布局，同时也累积农村教育发展的制高点；从规则公平角度看，就是借2014年考试系统改革之机，剔除原有的“点招”、“加分”、“共建”等租金，而是按人口比例划定录取指标，以考试指挥棒转移城市追考群体，化解特大城市的附加功能；从程序公平上看，就是要保证农民、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代表性、参与性，不因制度过多的漏洞而强化农村教育的内卷化，而因制度的正义使内卷的势能得到控制，静听农村教育之花开的声音。
综上所述，农村教育内卷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苦痛，但这种苦痛是有去病灶的机会和可能的。当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动员令就是去农村教育内卷化的集结号，如果坐失这个机会，农村教育将走入封闭的深谷，而其附带的城市教育也将步履蹒跚。
作者简介：张天雪，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黄丹，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人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学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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