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5年的56.1%，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极大地增加了农民除了农业以外务工经商的收入，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不仅原有的城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建了更多、更大、更现代化的新城镇，深圳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特大城市，上海浦东新区的外貌已经不亚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也没有像印度、拉美国家那样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与此同时，地价房价暴涨高企，数以亿计的实现了非农化的农民工还没有实现市民化，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难以在城市安居乐业，“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征地拆迁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严重、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城中村”“小产权房”问题尖锐难解，对失地农民补偿不足与拆迁出“亿万富翁”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存在；部分地区重速度轻质量、搞“过度城镇化”，交通堵塞、垃圾围城、环境恶化、雾霾频现、暴雨成灾、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的“城市病”日益显现，一亿多人还生活在“棚户区”；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把城市化搞成“房地产化”，无产业和市场支撑、“唱空城计”的“鬼城”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片面追求高楼、广场、新奇、高档、宏大、气派、奢侈、豪华、洋化、现代、超前的“贵族化”城市化的偏差，等等。
对中国城市化这种极为复杂的局面，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评估，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兴利除弊、合理有效推进高质量的健康的新型城市化？现在是国内外都十分关心、中国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内需、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工业现代化和经济服务化、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是现阶段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要不要推进城市化、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城市化、怎样合理有效推进城市化？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和重大分歧，特别是近几年再次出现争论热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利弊得失、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是非功过，理论界存在极不相同的评价，对其产生的原因的认识也存在重大分歧，对如何合理有效进一步推进中国城市化更是提出了极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主张，争论相当激烈，其中最新也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是都由东方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的贺雪峰教授的研究专著《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以下简称《道路》）、文贯中教授的研究专著《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以下简称《吾民无地》）和《学术月刊》2015年第1期刊发的研究论文《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土地利用效率——来自中国的实证结果》，张曙光教授在2015年第7期刊发的论文《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是非功过》（以下简称《功过》），也对贺雪峰教授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为了求得正确认识、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以利更好地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本文特对贺雪峰、文贯中、张曙光的相关论著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应该怎样正确评价城市化及其道路的是非功过
要正确合理评价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的是非功过，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城市化及其道路、怎样全面准确地衡量城市化及其道路的是非功过，这是正确判断的理论前提。否则，就无法实事求是地科学评价一个国家城市化及其道路的是非功过，就会各说各话，不仅达不成共识，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分歧，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也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而也提不出积极稳妥合理有效推进中国城市化的有针对性的正确的对策。所以本文在评价贺雪峰、文贯中、张曙光三位教授的相关论著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首先说明城市化及其道路的区别和联系、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评价城市化及其道路的是非功过。
城市化与城市化道路是两个含义不同而又紧密联系的概念。城市化或者城镇化是指非农产业和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普及、城乡工农差别缩小以致消失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不仅是产业和人口在城镇的集聚。衡量城市化总体状况即判断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高低、进程的快慢、特征的主要指标包括：（1）数量指标。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于中国存在农村人口、农业人口、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城区人口等多种不同的人口统计指标，城市人口的计算口径也不尽相同，主要采用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两个指标，与此相应的就有两个城市化率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如前所述，这两个指标都有缺陷、都不十分准确，都需要做相应调整和校正。（2）速度指标。城市化率提高的速度，一般存在快、慢、适度三种情况，城市化的速度是快好还是慢好，没有一个绝对的数量标准，要看城市化质量的高低优劣，质量高的优化的城市化，无论快慢都好，质量低劣恶化的城市化，无论快慢都不好。（3）质量指标。一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程度，协调的城市化的质量高，不协调的城市化的质量低，一般而言，超前、滞后的城市化是低质量城市化，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适度同步的城市化才是高质量城市化；二是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关系，一般而言，人口城市化超前、滞后于土地城市化都是低质量城市化，只有两者协调同步才是高质量城市化；三是工农和城乡差距的状况及其变化，一般而言，工农和城乡差距大、扩大的城市化是低质量城市化，工农和城乡差距小、缩小甚至消失的城市化是高质量城市化；四是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状况，一般而言，存在严重城市病和农村病的城市化是低质量的病态城市化，城市病和农村病不严重甚至不存在的城市化是高质量的健康城市化。（4）特征指标。一是城市规模结构状况，一般而言，以大城市为主的是大城市化、以小城镇为主的是小城镇化、大中小城镇协调并举的是大中小城镇结合型城市化，不同的国情决定应该采取不同类型的城市规模结构，人口大国实行大中小城镇结合型城市化更为合理；二是城市和人口空间分布状况，形成城市圈带网群的是网络式城市化、只有少数甚至个别大城市的是据点式城市化、两种情况并存的是网络式与据点式相结合的城市化，城市人口分布在许多城镇的是分散型城市化、城市人口集中在少数个别城市的是集中型城市化、两种情况都有的是分散型与集中型相结合的城市化，这些城市和人口空间分布状况不同的城市化，本身不存在好坏优劣之分，适合国情的城市和人口空间分布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水平高低衡量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城市化水平高低仅指城市化率高低，广义城市化水平高低则包括城市化率高低、城市化质量（健康）状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城市化都有益无害、任何城市化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城市化存在超前城市化、滞后城市化、适度城市化、病态城市化、健康城市化等多种不同的类型。超前城市化、滞后城市化、低质量的病态城市化，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产生城乡差别扩大、城市剥削农村、农村衰败、城乡对立等经济社会问题，极不利于工业化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只有适度城市化、高质量的健康城市化，才有利于工业化的顺利实现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怎样才能合理有效推进适度城市化、实现高质量的健康城市化、发挥城市化的巨大作用呢？关键在于走正确合理的城市化道路。所谓城市化道路是指实现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所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合理健康的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1）处理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方式，是超前过度或滞后不足，还是协调适度同步推进城市化；（2）处理工农城乡（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方式，是偏向工业和城市、牺牲“三农”，还是工农城乡协调、适时合理反哺“三农”、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推进；（3）城市规模结构的选择，是搞大城市化、小城镇化，还是大中小城镇结合并举；（4）城市空间布局的选择，是实行网络式、据点式，还是两种相结合型城市化，是推进分散型、集中型，还是两种相结合型城市化；（5）城市化的实现机制（包括相关制度安排、体制机制），主要是解决城市化的人、地、钱、产业、就业、居住、资源环境等基本问题的途径和方式，包括怎样实现人口流动集聚和安居乐业、土地取得和利用、资金筹集、产业集聚、就业、资源获得和利用、环境的影响和保护等，是依靠市场机制、政府机制，还是市场与政府结合的机制；（6）城市的建设或发展方式，是采用粗放、外延、单一化、片面追求数量速度的方式，还是集约、内涵、多元化、注重质量效益的方式，是放任自流、严格限制，还是科学规划和管理。城市化道路不同，城市化的状况和成效必然也不同，城市化道路的是非决定城镇化的功过优劣。
二、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是非功过争论激烈和分歧严重的缘由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围绕着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的争论特别激烈和分歧相当严重呢？本文认为基本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13亿人的城镇化特别重要，受到普遍关注
工业化、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至少是发展中大国）由贫穷落后走向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是否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区别所在，在拥有13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城市化，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2000年说，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最主要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指出，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也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因此，中国城镇化是国内外都特别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研究讨论特别多，自然争论和分歧也特别多。
（二）中国城镇化进程及其道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增加了正确认识的难度
与早已实现城市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进程及其道路具有较多的特殊性：一是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中国现在推进城市化，既有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服务化带来的机遇，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国际竞争激烈、西方发达国家的种种压力、处于弱势地位的挑战，存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成本提高的不利条件。二是国情条件的特殊性，中国是人口最多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特别尖锐、要转移的农民特别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最多。三是城镇化过程的特殊性，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期是以轻工业化为主、城市化开始兴起，中期是以重工业化为主、城市化快速推进，后期是实现发达工业化、经济服务化、高度城市化；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则要经历四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20世纪80—90年代是大力发展轻工业、城镇化进程加速，21世纪前十多年是重新重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2020年以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基本实现、开始迈向现代化、经济服务化、高度城镇化。四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向非农产业（非农化）和城镇（市民化）转移的过程，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的非农化与市民化是同步实现的，中国则主要由于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社保、就业、土地、住房制度的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分两步转移，即先实现非农化、后实现市民化，出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民工和“半城镇化”现象。五是城镇化道路的特殊性，即不仅中国传统城镇化道路与发达国家的道路不同，而且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与中外以往的道路都不同。
中国城镇化不仅极为特殊，而且特别复杂。城镇化的状况表现在很多方面、由许多因素影响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复杂，中国城镇化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又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未来的趋势和具体做法也不是十分明确、不容易把握，因此很难全面准确分析、认识、判断，更容易产生分歧和争论。
（三）研究城市化及其道路的理论和方法的不一致性是分歧和争论的主要原因
由于研究、判断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有的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有的则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而且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制约，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城市学、管理学等许多学科，城市化研究是多学科研究，对城市化及其道路内容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既有全面准确正确的理解，也有简单片面错误的理解；由于研究、判断的出发点（立场）不同，有的偏向城市、市民、富裕阶层，有的则偏向农村、农民、普通大众，必然会产生不同看法；由于研究、判断方法的不同，有的是运用两分法、全面准确分析衡量、实事求是、整体综合把握、不主观臆断，但也有的是走极端、主观片面分析判断、以成绩否定缺陷、以缺陷否定成绩，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和争论。
三、评贺雪峰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的相关论述
贺雪峰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是高度肯定的，《道路》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城市化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成功。他说：“在城市化方面，中国要比印度成功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成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人均GDP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却在城市外观上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差异极大，而与发达国家很接近，即所谓‘城市像欧洲’，且中国城市中并无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
第二，中国稳健的城市化道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他提出，中国城市化之所以如此成功，主要是“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一条与一般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即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可以称之为稳健的道路”，“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的秘密恰在于中国独特的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其中尤其重要的有三个基本制度：一是小农经济，二是土地制度，三是城乡二元结构。当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安排，保证了进城失败的农民仍然可以选择返乡；土地制度安排保证了建设用地‘涨价归公’；城乡二元结构由过去的剥削性结构变成保护性结构”，中国式的稳健的城市化道路的特点“是让农民进城成为一个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过程，让进城成为农民理性冷静计算和决策的结果，让农民可以进城，进城失败又可以返乡的过程”。他特别强调，“新中国在土地制度安排上，采用了土地公有、地利共享的宪法秩序”，现行征地制度和“土地财政”，为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防止了土地食利阶层的形成，“中国土地制度安排对中国城市化乃至现代化，居功至伟”。
第三，中国必须坚持稳健的城市化道路。他认为，不能“用资本下乡来消灭小农经济、用土地私有化来结束家庭联产承包的集体所有制、废除户籍制度以消灭城乡二元结构”的办法来推进中国城市化。如果中国走“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消灭小农经济、改革征地制度”的“激进型的城市化道路”，具有极大优越性的“中国特色制度都不再存在”，“必然导致中国现代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不能选择这种激进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必须坚持稳健的城市化道路，因为“这种城市化道路是中国过去30年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最为基本的制度保证”。
本文认为，《道路》高度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及其道路取得的惊人成就、深入分析了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对中国因何成为全球化的赢家、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因何能做到既发展又稳定、城市为什么可以建设得像欧洲等问题的论述，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作者不赞同“国家决绝地推进激进城市化”“国家和地方政府不能通过鼓励政策推动农民进城，更不能通过资本下乡、土地流转、……来推动农民不可逆的进城”、应该延缓城中村改造、制止赶农民上楼、惠农政策不应该“锦上添花”而应该“雪中送炭”等真知灼见和政策主张，为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不承认或者不深入分析研究中国城镇化及其道路存在的其他突出问题和缺陷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中国现行的城市化道路和相关制度安排应该基本不改变的主张，也有片面性的缺点、也不可行，需要商榷。
《道路》正确肯定了中国现行农地集体所有制、家庭承包经营制、国家征地补偿和土地财政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和缺陷，提出中国农地制度、农业经营方式、国家征地补偿制度、土地财政制度等改革创新的方向和合理有效的途径、步骤、措施。如果只是坚持长期不变，中国的“三农问题”无法根本解决、农业现代化难以实现，国家征地补偿制度、土地财政制度存在的补偿不足与补偿过度并存、腐败现象严重、土地财政开支使用不合理等缺陷也不可能纠正，本身也就难以为继。《道路》虽然指出，“稳健城市化道路的好处是没有形成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缺点是中国出现了所谓‘半城市化’现象”，但是却没有深入分析“半城市化”这个中国城市化目前存在的极不合理的突出问题产生的制度原因以及合理有效消除的途径，不能因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是一个反复过程”，就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暂缓，不需要现在就深入研究和采取合理有效措施逐步实现。
本文认为，《道路》最值得商榷的是其关于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道路的核心观点。《道路》提出，“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其实也是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强调“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的秘密恰在于中国独特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其中尤其重要的有三个基本制度：一是小农经济，二是土地制度，三是城乡二元结构”，还认为“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又要为实施升级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纵深和时间缓冲”，而要做到这两方面，必须坚持中国现行的稳健的城市化道路和相关制度安排，并且指出“中国小农经济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根基，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这种看法可能存在问题：一是逐步改变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改变小农经济的过程，小农经济基本不变，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更不可能是等到现代化实现以后再改变小农经济。二是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谓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先进的城市和工业与落后的农村、农业并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先进的一元现代化结构（即城乡、工农都实现现代化），中国独特的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包括户籍、社会保障、就业、土地、住房、教育等制度）强化、固化了中国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不是要保持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基本不变，相反需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逐步改革二元制度、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三是必须全面分析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原因和走出的途径，实际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社会动荡不安的状态，主要是由于以往的经济发展条件和城乡居民的要求已经发生变化、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潜力已经基本释放，以及在现行的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的条件和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及时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的升级，也没有转变发展方式或者找到新的发展方式，还没有改变收入高低悬殊、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结果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甚至消失、出口难以增加甚至减少、国内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甚至下行衰退、就业和收入状况恶化、城乡居民不满、社会政治动荡。因此，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通过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升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增强国际竞争力，增加出口，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还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增加有购买力的需求，扩大内需（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不能主要靠外需拉动，扩大内需是根本之策，连美国经济都是以内需为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维持社会和谐稳定。
四、评文贯中的《吾民无地》和论文的相关论述
与贺雪峰教授相反，文贯中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及其道路是基本否定的，他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中国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而是土地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他提出，“城市化的真谛只有一条，就是吸纳农村人口进城定居，以降低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中国城市化是土地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不是真正人的、农民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化普遍出现所谓‘化地不化人’的尴尬局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名义上进行的城市化实际上是土地的城市化，将人排斥在外，排斥的正是城市化最要吸收的，城市化并不是要吸收和帮助城市里面的人住越来越大的房子。城市化的要害是把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中国现在没有这么做，有一亿六千万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不是城市人口，他们没有城市的户口，也没有城市的很多福利，没有实现市民化，后代、子女、父母都远在天涯海角，这不叫城市化，是“化地不化人”“妻离子散（留守儿童、空巢老人）”。
第二，中国城市化问题突出，其原因是政府主导和制度障碍。他认为，中国推进的是政府主导的外生型城市化，“由于要素市场的缺位，中国的城市化严重偏离全球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使中国的城市化蜕变为外生型的、扭曲的和不可持续的”，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下，城市经济的发展虽然使城市基础设施不断现代化，却不能大量吸收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口，导致真正城市化率的提高十分缓慢，城市化的集聚效应被大幅度浪费，城市化正蜕变为城市的自我现代化。中国现在的土地管制是基于中央计划经济，完全和价格信号没有关系，所以弄出来的东西是鬼城，工业园区现在都荒废在那里，要不就是农民工都挤在贫民窟里面，所以说这种管制规划是失败的。“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恶化；第二种，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
第三，中国必须重启内生型城市化之路。他主张，“中国须重启内生型城市化之路”、走“市场主导、政府辅助的城市化之路”，“提升法治精神，发挥市场主导，辅以政府规划，是回归城市化本义的当然方向。鉴于中国城市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大力吸收农民进入城市已是当务之急，也是使城市繁荣为更多农村人口分享的最佳途径”，必须改变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现行的土地制度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土地私有制度服从普遍的经济规律，具有解决城市化过程问题的综合功能”。
本文认为，从上述主要观点的归纳介绍，文贯中教授虽然肯定中国“城市现代化”即中国城市建设取得的突出惊人成就，但是对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批评更多；这些否定和批评，的确也有不少抓住了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有可取之处，但是总体上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对问题和缺陷产生的主要原因的诊断也不很正确，因此相应提出的土地私有化、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等主要对策主张不少也基本上是不太正确或者不可取的。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的成绩巨大、优势突出（详见本文开头和最后一部分的论述），不是方向错误、问题多多、一塌糊涂。
中国城市化并不是完全“化地不化人”，如前所述，即使不看被称之为“伪城市化率”的56.1%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只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15年也达到了43.8%，城镇化水平也比1978年提高了25.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除了城市人口自身的增长之外，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民也通过各种途径变成了城市人口，完全实现了城市化，而且还有1.6亿在城市的农民工也实现了“半城市化”，怎么能说中国城市化只是“化地不化人”呢？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想办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消除“半城市化”现象，纠正“化地多、化人少”的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的偏差。
虽然存在城乡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由此不能断定中国农民没有分享城市现代化的好处。中国并不是只有城市居民享受到了城市现代化的好处，农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城市化的益处，数以亿计的农民变成了市民，享受到了城市化的好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到城市务工经商，使得农民有了第二个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不少地方甚至超过了务农收入，城市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物质、精神文明也开始向农村传播、扩散。改革开放以前去过中国农村的人现在再到农村去走走看看，就会有“中国农村变化也很大”的深切感受。现在面临的问题只是城市居民分享的城市化好处比农民多一些，这正是现在正在通过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政策加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也不仅是城市化及其道路有偏差，还包括农业的弱势地位和落后状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有缺陷、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农民收入很难增加，中国还处在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农民工的素质还不高、还只能赚取很低的加工费等多方面的因素。
文教授认为“城市化的真谛是农村人口进城定居”，而且“只有一条”，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所谓“城市化的真谛”应该是指城市化的主要动因、核心内容、根本目的，从主要动因和根本目的来看，“农村人口进城定居”都不是城市化的真谛，从城市化的核心内容来看，“农村人口进城定居”也不是城市化的唯一真谛，至多只是其中之一。首先，“农村人口进城定居”不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因，从最基本的动因来看，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因，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促进器”，没有工业化不可能有城市化，所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都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产物；其次，城市化的核心内容也不是只有一个，而是两个，一是二、三产业（即非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和发展，二才是“农村人口进城定居”，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前者，就不能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农村人口进城定居”的结果，就是形成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最后，“农村人口进城定居”也不是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城市化的根本目的是要最终消除工农、城乡差别，向农村普及城市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物质、精神文明，总之是要实现全社会的现代化。所以，文教授依据这种对城市化真谛的理解而设计出来的城市化道路和主张，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严重缺陷。
文教授认为，中国走的是政府主导的外生型城市化道路，严重偏离全球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应该改变为市场主导、政府辅助的内生型城市化之路，这种观点也可能不十分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完全正确。《吾民无地》提出四条所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城市化的基本规律，概言之就是：（1）城市化以粮食安全为前提；（2）城市化中崛起的城市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功能；（3）城市化必须消化农村人口；（4）城市化必须是内生型，由市场主导的穷尽集聚效应的过程才是可持续的”。按照这四条所谓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对照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城市化及其道路并没有“严重偏离全球城市化的普遍规律”：第一条是中国特别重视强调的，也做到了；第二条基本上做到了，虽然出现了少数所谓“鬼城”，但是绝大多数新兴城市都“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功能”，最典型就是深圳；第三条虽然存在“半城市化”现象，但是中国城市化完全消化了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还“半消化”了1.6亿农民工，成绩非常突出；至于第四条应该如何理解、是否完全正确，是值得商榷的。文教授的所谓“内生型城市化道路”实际上就是市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所谓“外生型城市化道路”则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道路，无论这里的“主导”怎么理解，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实现城市化虽然也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政府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城市化涉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资源——土地的配置至少是不能完全由市场配置的。的确，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主要是在市场的作用下成功实现城市化的，但是它们的城市化是走过弯路的，城市化道路也存在偏差，曾经造成城市剥削农村、城乡差别扩大、城市病和农村病严重等经济社会问题，中国是不能完全照搬的。而且大多数主要采用市场调节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都是不成功的，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最近笔者花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在区内部人士的带领下考察了印度第一大、世界第二大贫民窟——印度孟买的“达拉维”（Dharavi），1.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00多万人，笔者亲身感受到的贫民窟的状况，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惨不忍睹”！正是由于中国没有完全照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私有化、市场化的城市化道路,走的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中国城市化才可能在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取得前所未有的惊人进展。中国现在的确要更多发挥市场在城市化中的作用，但是决不能放弃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规划和调控作用，尤其是城乡土地使用的必要合理管制，决不能搞土地私有化、让土地市场化、自由买卖，因为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决定其配置至少不能完全市场化，土地私有化、土地配置市场化不仅不能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甚至还会产生更多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文贯中教授针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伪城市化”“半城市化”“化地不化人”、城市建设的“大跃进”和“贵族化”现象、农民工在城市难以安居、所谓农民工“妻离子散、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和缺陷，提出的“城市降低房价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增加城市用地的供应”，“保护耕地不应该损害城市化的正常进行”，“农村人口的大部分今后应该逐渐流向服务业”，政府应该“向农民提供更多的廉租房”，“对现有符合城规和区划的‘小产权房’，尽速采取补缴土地交易税、土地物产税、土地增值税等方式加以合法化”，“相对于提高城市自我现代化水平，提高真实城市化率才是城市化的真谛，也是当务之急”等对策建议，都是值得参考采纳的。
五、评张曙光的“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是非功过”中的相关论述
张曙光教授主要是对贺雪峰的《道路》一书的观点和提法进行了商榷、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功过》的许多商榷意见都是有道理的，主要有：《道路》先说城市化“与制度无关”，后面又讲“中国城市化显然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有很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却恰恰是因为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相关的制度安排在中国成功的城市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确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功过》正确地指出城市化不是与制度无关，而是与制度紧密相关。
《道路》说“欧美日的城市化可以说是既好又快、有质有量的城市化，这些国家城市化率高，城市建设好，城市居民收入有保障，住得下来、生活得好”，《功过》一文指出“欧美日在城市化的初期和过程中也存在着脏乱差和贫民窟之类的问题”。本文也认为笼统地说欧美日的城市化既好又快、有质有量不符合实际，翻翻欧美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欧美日在城市化的全过程中特别是初期和中期也存在各种甚至很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即使是处于现在的发达阶段，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很难称得上“又好又快”。
《道路》断言“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大国，成功的工业化道路几乎都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德国、苏联、日本均是如此。新中国也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功过》指出德国和日本都不是如此，虽然苏联和中国是如此，但是都“不成功”。实际上，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主导产业是不一样的，工业化初期是以轻工业主导，工业化中期是以重工业为主导，工业化后期或者说发达的工业化阶段是以服务业为主导，这是被发达国家工业化实践证明的普遍规律，从工业化初期的产业选择方面来看，实际上可以说成功的工业化道路都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反成功的都是先发展轻工业，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无不如此，苏联和中国由于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军事的多种原因，再加上理论认识上的偏差，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都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走了弯路，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都还没有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此外，在如何评价中国农村的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城乡二元结构到底是保护农民，还是限制、牺牲农民，小农经济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的作用和问题，农业多种经营方式与“中坚农民+老人农业”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及其应对，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是要保护农民的返乡权利还是如何主张和实现农民的进城权利，中国有没有“贫民窟”、中国的“城中村”是不是国外的“城市贫民窟”，中国农村是不是“牧歌式的世外桃源”等方面，《功过》都提出了与《道路》不同的看法，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展开评述。
实事求是地说，张曙光教授对《道路》提出的商榷意见，的确正确地指出了贺雪峰教授著作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和主张；显得不足的是对什么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是非功过缺乏明确正面的论述，更可惜的是没有评论《道路》最值得商榷的关于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道路的核心观点，而且《功过》的有些观点可能也需要再商榷。比如：《功过》一方面承认“孙中山曾经提出了‘地利共享’和‘涨价归公’，确有一定道理，贺教授指出把归公的地利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确是一种地利共享的正确做法”，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土地财政的合理性和作用，只是应该改进完善；另一方面又认为“土地财政无法律依据，是现行财政体制弊端的集中反映”，甚至“违宪”，土地财政就应该取消，这就产生了矛盾，到底应该怎么办，《功过》没有说明。
《功过》强调资本下乡对于打破城乡分割、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但是也不能忽视资本下乡存在的与农民争土地、争利益、违规改变土地用途的问题，是应该进行必要的管理和限制的。
《功过》断言“我们的城市化是政府和官员主导的城市化，就像我们的经济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一样，从理念、制度到政策一切都是以政府和官员的愿望、权力和利益为中心设计和安排的”，这种观点就更值得商榷了。不知这里的“政府和官员主导”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主要是由政府和官员决定和调节控制的话，那就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论断。因为，中国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基本上把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了，现在绝大部分公有和私有企业主要都是按照市场信号进行决策、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并不是主要由政府和官员决定和调节控制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向城市的流动集聚、城市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市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甚至是起了决定性作用。最突出是政府以前是害怕、限制农民进城的，不正是市场冲破了政府制定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吗？农民不能进城，城市化能推进吗？能说中国的“城市化是政府和官员主导的城市化”、不是市场推动的城市化吗？实际上，中国城市化是市场推动、政府导向的城市化。至于“从理念、制度到政策一切都是以政府和官员的愿望、权力和利益为中心设计和安排的”的说法，则有些令人莫名其妙、不知道是要表达什么意思。所谓理念有每个人的理念、少数人、多数人甚至全体国民的理念，这是由不同层次、范围的人形成和提出，是不能由政府和官员设计和安排的，只是全体国民的理念或者说国家的理念，则可以由政府集中统一起来由政府代表国民提出，这本身没有对错的问题，只有一个政府集中统一代表国民提出的理念是否符合民意的问题。而且，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实际，中国的制度和政策并不“一切都是”政府和官员制定的，至少还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和各种社会管理机构；即使是由政府和官员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也不能笼统绝对地断定“一切都是以政府和官员的愿望、权力和利益为中心设计和安排的”，这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和官员都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从自己的愿望出发、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不注重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当自身的愿望和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发生冲突时会不顾后者去制定制度和政策的，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如果真是如此，中国政府和官员制定的制度和政策就都会存在严重偏差甚至完全错误，就不符合实际，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执行，就不能有效实施和持续，也就不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成效。众所周知，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少甚至恰恰相反，不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就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且，制定制度和政策是政府和官员的主要职责和工作之一，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可以而且应该评判的是政府和官员制定的制度和政策是否正确、合理、有效。
六、正确认识中国城镇化及其道路的是非功过
从以上对贺雪峰、文贯中、张曙光三位教授相关论著和主要观点的评述可见，这三位学者的看法都有正确的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某些方面指出了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的是非功过，但都存在不足：一是把城市化与城市化道路不加区别地混同论述，使得观点不太准确、清晰，虽然两者紧密相关，而且后者决定前者，道路是城市化状况和特征的主要决定性因素，道路特点决定城市化状况特征，状况特征反映道路特点，但是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城市化是过程、道路是方式，不能画等号、混用。二是分析判断和对策主张都存在片面性，要么总体否定、要么总体肯定，都只强调一个方面，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甚至不太准确、存在重大偏差，的确需要予以澄清，求得正确认识。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利弊得失、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是非功过，笔者已经有过一些正面论述：
在与何志扬和黄锟合著、2009年12月出版的《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一书中，在概述城市化及其道路基本理论与国内外研究、回顾和比较主要发达国家、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及其道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城镇化的历程（包括发展阶段、主要特征、成就和问题、制约因素和动因、基本经验和启示），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现状和前景，比较了中国传统的城镇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具体内容、特征、是非功过，说明了中国城镇化与城乡二元制度的关系。
在《当代财经》2013年第9期发表的《中国城镇化的质量问题和健康发展》中，分析和论述了近年中国城镇化存在的六个滞后和十大问题，提出了解决的主要途径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协调“两个非农化和城镇化”、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以支撑城镇化、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实现“四化同步”、加快中西部城镇化步伐、形成新的城市群“增长极”、多渠道筹措城镇化资金、深化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以创新制度、转变城镇发展方式、严格城镇规划、加强城镇建设、提高城镇管理水平、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并举。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要参》2013年第22期上刊发的《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管理学刊》2014年第6期《新型城镇化与旧型城镇化之比较》中，则提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特征和优点是，以人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关键、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首要任务，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服务化协调推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两个非农化和城镇化”协调、土地节约高效利用，城镇结构和空间布局合理、城镇化地区差异缩小，多渠道筹集城镇化资金，集约紧凑、智能高效、绿色低碳、文化传承、城镇建设和管理水平更高，以市场推动、政府促进，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积极、稳妥、有序、扎实推进。
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本文不再对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的利弊得失、是非功过展开全面系统论述，只是从总体上慨括说明笔者的基本看法。
（一）中国城镇化的巨大进展及其原因
1.惊人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加速推进，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取得有目共睹的惊人成就：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5年的56.1%，不是完全“化地不化人”，城镇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14年的655个，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巨大，基本改变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形成三大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格局，扩大了市场需求，增加了就业，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经济服务化，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渠道，农民多少也分享了城镇化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城市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基本维持了难得的社会稳定。
2.取得惊人成就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是，改革开放和传统重工业优先排斥城市化的发展战略的调整，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增加了收入，创造了更多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和资金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化；现行农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解放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充足价廉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为农民提供了一条保障线，基本维持了社会稳定；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的束缚被冲破，又为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提供了可能性；政府的征地制度和土地财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地利共享、涨价归公，为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二）中国城镇化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缺陷及其产生的原因
1.主要问题和缺陷。中国城镇化现在已经不是在数量上的速度太慢、水平太低、严重滞后的问题，而是在城镇化质量方面存在突出问题和缺陷，主要是，人口城镇化滞后于人口非农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人口非农化滞后于农地非农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城镇建设和管理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突出，“两个非农化和城镇化”不协调，存在“被城镇化”“大跃进城镇化”现象、“贵族化”倾向，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和使用不完全合理，城镇居民分享的城镇化成果比农民多，城乡差别扩大，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镇化的地区差异较大，城镇建设滞后，城市生存条件不佳，环境质量不优。提高质量是中国现在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
2.问题和缺陷产生的基本原因。一是不利的客观条件，中国需要实现城镇化的农民的绝对数量十分庞大，所需的城镇化资金数额巨大、短期难以筹集、人口众多、就业形势严峻、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粮食安全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中国城镇化，使得面临的困难问题更多更大。二是城镇化道路和发展战略存在偏差，有的为了通过征地增加财政收入、发展房地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以GDP为主要标志的政绩，盲目、片面追求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存在重工业化、城镇化，轻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偏差，忽视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引起“过度城镇化”“被城镇化”；有的城镇化的出发点和目标定位不正确，偏向城市和富人、过于超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不高，导致城镇化的“贵族化”。三是相关制度不完善是重要原因，社保、户籍、住房、土地、就业、教育等制度不健全，再加上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市民化的资金不足，造成“半城镇化”；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严重阻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户籍制度先是限制农民进城，现在是使非农化的农民工不能成为市民、实现市民化；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难以融入城镇，还要以土地作为最后一条保障线，不可能完全离开土地；就业制度不合理，农民工就业受歧视，难以在城镇“乐业”；住房制度不公平，农民工享受不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无法安居；土地占用、流转、使用权有偿转让制度不完善，造成土地闲置抛荒现象，也使得农民工难以离开土地，完全融入城镇，即使离开土地也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土地征用和土地财政制度、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和使用制度有缺陷，土地腐败问题严重，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不足，对农村和农民反哺也不够；教育制度有缺陷，在家乡作为留守儿童难以受到良好教育，在城镇农民工子女受歧视、农民工培训不足。制度不完善是当前推进城镇化的主要障碍。
中国城市化的成就和问题缺陷，反映了城镇化道路的是非功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功）和存在突出问题和缺陷（过），除了中国国情和客观条件之外，主要原因是城镇化道路存在“是”和“非”，有“是”才有“功”，有“非”才有“过”。
（三）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是”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是”主要表现为，转变了重工业优先、限制城镇化发展的传统工业化战略，实行了适应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新战略，充分利用发挥了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的优势；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发挥市场配置和聚集各种资源的作用，逐步放开了人口流动的限制，采取了允许和支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实行国家规划、垄断征用、招拍挂、增减挂钩的农地非农化制度，既满足了城镇化的土地需求，又保护了耕地；改变了城市建设和发展完全由政府包办特别是中央政府控制的体制，放权让利给各级地方政府，调动了地方推进城镇化的积极性，采取包括引进外资在内的多渠道筹措城镇化资金，特别是通过实行征地补偿、土地财政制度，提供了大量城镇化资金；实行了由先提倡发展小城镇、后重视发展大城市转向强调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并举、鼓励形成城市圈带网群的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的方针转变；发挥后发优势，学习借鉴了发达国家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大量先进技术和有益经验教训。
（四）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非”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非”主要表现为，没有根本变革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使得农民工难以在城镇安居乐业、城镇化难以持续有效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持久稳定转移、土地的闲置和浪费；政府征地制度和土地财政制度存在严重缺陷，造成腐败现象突出，土地增值收益用于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市民化太少，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不合理；存在重城市轻农村、重土地城市化轻人口城市化、重政府的作用轻市场的作用、片面追求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忽视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的认识和政策偏差，这些也是中国城镇化存在突出问题和缺陷的重要原因。上述这些“非”，实际上在中国城镇化的问题和缺陷产生的基本原因的论述中已有说明。
从以上对中国城镇化及其道路的是非功过的分析和说明可见，中国城镇化的合理对策，应该是对症下药，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相关制度，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稳妥合理有效地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健康的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
注释：略
作者简介：简新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业经济,著有《中国经济发展探索》等；曾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学术月刊》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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