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农业社会
1982年，即二十五年前，《庶民研究》第一部出版。当时，我是古哈领导下的编辑小组的一员，开始从底层，尤其是农民的立场对后殖民现代性进行批判研究。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我认为，后殖民性的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金、商品、信息和人员的全球流动都被归在全球化的名下，他们进行的条件得到调整，这给后殖民的国家同时带来了新的机遇以及困难。第三世界这一老套的说法，指拥有相同的殖民压迫和落后的历史的国家，不再像在20世纪60年代那样具有说服力了。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轨道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了极大的偏离。近几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惊人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化，其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于学者而言，重新讨论后殖民社会中的农民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其原因并不是如前一个半世纪中人们做出的无数次预测那样，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业群体的瓦解，使农民成为了无产阶级工人。相反的，我认为，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形式，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给如中国和印度的大的农业国家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文化的保留提供了空间。对这种后殖民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的分析需要一个新的概念体系。
让我首先来谈论一下印度近期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2006年年中，加尔各答(Calcutta)市附近的一个繁荣的农业区辛古(Singur)发生了动乱，起因是印度一个工业巨头，塔塔汽车公司在当地征用土地建造一家新的汽车厂。十二月，一位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开始绝食，要求不能从农民手中拿走土地，即使是付给赔偿金也不可以，除非农民自愿放弃土地。这一事件很快举国皆知。虽然她在二十六天后结束了绝食，骚动仍然继续，即使在汽车厂的建造开始后也是如此。
今年一月，在奥里萨邦(Orissa)的卡林加那加(Kalinganagar),被征用土地的村民试图拆毁塔塔钢铁集团一个正在建造的钢铁厂的围墙。警方向他们射击，十三名抗议村民被杀。最近，在五月份，奥里萨邦附近的一个地区，一家韩国公司浦项公司(Posco)在造另一个钢铁厂，三名浦项公司的管理人员被当地村民劫持，他们提出条件要求浦项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再进入村子。同样是五月，在加尔克汉德邦(Jharkhand) 的兰契(Ranchi)镇，一群自称是蔬菜种植者和商贩的示威者破坏了信实生鲜超市( Reliance Fresh)的一家新店，它是一家主要的销售食品和蔬菜的零售连锁公司。
人们最关注的一个事件发生在兰迪格兰(Nandigram)，也在加尔各答附近。政府计划在那里征用一万四千亩农地建立一个化工经济特区。今年一月，得到消息的村民们全副武装，把政府官员，警察和执政的共产党的支持者都赶出了这个地区，毁坏道路和桥梁，封闭了整个地区。在僵持了两个月后，警察和政府支持者试图武力进入该地区，在与警方的冲突中，十四人被杀。即使在政府宣布化工区将移址之后，这个地区还是很不安定。
如果这些事件发生在二十五年前，我们会从中看到经典的农民暴动的标志。农民阶级依附于土地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通过乡村群体文化和道德纽带联合在一起，以和平或是暴力手段反抗外在的政府或是基于城市的商业机构的代表。我们可以从对农业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传统的角度出发，重点分析农业经济对于如政府之类的外在机构以及统治阶级的主要依赖形式，这些统治阶级包括地主，借贷者和商人，也可以重点分析基于地方道德群体而形成的农业文化的独立形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讨论和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阶级的历史作用的政治辩论联系起来。首先是西欧，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农民阶级不可避免的遭到解体，然后是列宁在俄国与提倡乡村运动的社会主义者(Narodniks) 的辩论，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中农民阶级的作用，以及甘地对于自由印度的展望，即村庄中动员起来的农民将成功地反抗工业资本主义的传播和现代政府的暴力。此外，利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文章中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农民阶级的矛盾意识，即一方面它受到统治阶级精英文化形式的统治，同时又反对他们。二十五年前，我们可以用古哈的经典作品《殖民印度农民起义的基本方面》中的分析来看待这些农村的骚动。.
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在今天并不适合，原因如下：首先，过去三十年中后殖民世界中政府技术的传播和政府作用的发展深化，意味着政府对于农业群体而言不再是一个外在的个体。负责教育、健康服务、食品、道路、水电、农业技术、紧急救援和其他各种福利服务的政府机构已然深入到农民日常生活的内部。农民不仅依赖于这些机构提供上述服务，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学会了一些控制和迫使这些机构提供服务的技巧。政府，或者至少是政府机构，成为了农业群体的内在部分。第二，农业财产方面进行了大量改革，在中国这种改革是革命性的，在印度大部分地区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是渐进性的。这种改革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农民首次不再直接面对一个剥削阶级，就像封建和半封建社会时期那样。这对于农民政治策略产生了全新的影响。第三，土地税和农业产出税不再是现代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与农民阶级的关系不再如过去一般是获益性的。第四, 随着城市和工业区的快速发展，农民拥有转向城市或非农职业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不再像过去那样会导致他们更贫穷或是迫使他们离开土地，更多是为了获取新机会和满足新欲求的主动的选择。第五，随着学校教育的传播和与现代通讯媒体如电影、电视和广告的广泛接触，农民家庭中的年轻一代强烈希望不再过农民的生活，他们受到城市生活匿名性和上升可能的吸引，希望搬到城镇或城市生活，尽管这种生活是艰辛的，充满不确定性。这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尤为重要，在这里，农村社会的贫穷农民的生活不仅受阶级的不利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种姓的歧视，相对而言，城市生活的匿名性便被看作是一种自由。
一个新的概念体系
在亚洲这种后殖民的政府和经济条件下，农民生活的新特点对我们已有的关于农业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印度学者桑亚尔(Kalyan 桑亚尔)在他的新书《资本主义发展再思考》中对这些理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用他的一些观点对这个问题发表我的看法。
桑亚尔的分析中的关键概念是资本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有时也被称为资本的初级积累(primary or original accumulation of capital)。和桑亚尔一样，我也喜欢这个词来指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脱离的过程。毫无疑问，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崛起，正是这一关键的过程使农业社会进入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里的分析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总是伴随着一个平行的过程，那就是初级生产者如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其生产资料的过程。劳动与劳动资料的统一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础。它遭到了毁坏，大量的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开始涌现。勿庸置疑，劳动与劳动资料的统一这一概念与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有机统一的概念是对等的，这种有机统一来自于农村群体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团结。这是一幅我们非常熟悉的农业社会的人类学描述图景，也是许多浪漫的作家和艺术家描绘乡村生活的灵感来源。这种有机统一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被破坏，给农业社会带来危机。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对这种危机的分析产生了各种历史性的描述，从农业社会不可避免的解体到建立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提出工农联合的口号等描述。除了他们的差异，这些描述的共同点是关于过渡(transition)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农民和农业社会一直处在过渡的过程中，不论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或是从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
桑亚尔书中的一个中心观点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后殖民发展而言，关于过渡的看法已不再正确。也就是说，尽管在后殖民社会中的资本增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比如我们在一些亚洲国家看到的，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过渡。为什么？
这原因与过去二十年中关于政府基本职能(minimum functions)和可用技术的理解的转变有关。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样的看法，即所有地方的人都应获得某种基本的生活条件，如果国家或地方政府不提供这些条件，其他机构，无论是其他政府或国际机构或是非政府组织，就必须做这些事情。因此，虽然政府对于增长一如既往地重视，这种增长最近几乎完全指资本主义增长，与此同时，由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导致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人无法维持生计，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桑亚尔谈到，这一点引发了一个奇怪的过程，一方面，初级生产者如农民、手工艺人和小生产者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的生产资料，但是另一方面，政府机构给他们提供一些条件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桑亚尔说，在原始积累的同时，有一个抵消原始积累效果的平行过程。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看这个过程。 在历史上，所有农业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意味着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要么土地被占用进行城市和工业发展，要么农民不再拥有进行耕作的资料。市场力量通常十分强大，迫使农民放弃土地，但通常是以政府的法律和财政力量直接强制他们放弃的。大多数政府使用征收(eminent domain) 权力获取建立工业和发展项目的土地，如果有一些赔偿的话，也只是形式上的。认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应被安置到新的地方或是过上新的生活的观点在那时很少得到赞同。据说，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多余人口向美洲及其他地方移民的机会使政府可能在政治上管理原始积累的后果。今天的亚洲国家没有这样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早期工业化的技术条件制造了对于工业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较几十年前具有更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依赖型的特征。大量的农民不可能被吸收进新的资本主义增长部门。因此，没有政府重新安置的具体政策，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完全失去生计的可能性。由此，传统的用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的方式在今天失去了合法性。结果是今天由于工业和城市发展而失去其生计的农民大量地要求重新安置。桑亚尔指出，事实并不是原始积累停止了或是减缓了，而是，可以说，政府机构在寻求资源通过给失去生计的人们提供其他的生活手段来抵消原始积累的后果。
我们知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常常保护一些生产部门不受大公司的影响，这些部门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谋生的领域。这种做法可以被理解为预先阻止资本积累本身，其做法是阻止公司资本进入食品作物，蔬菜生产或手工品制造的领域。无论如何，我们有很多例子表明，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向那些失去生计的人们提供容易获得的贷款，使他们能从事一些可以获利的职业。这些贷款的发放并不真正以收益或是贷款获得偿还为目的，因为这些钱的发放不是受进一步的资本积累的动机的驱使，而是为了为借贷者提供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为了抵消原始积累造成的后果。近年来，这些努力形成了一种全球传播的贫穷管理技术，其名称为微型信贷运动(micro-credit movement)，由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及其创办者，诺贝尔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ed Yunus)发起。我们中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样的故事，孟加拉农村的妇女们组成小组从银行贷款，从事一些小生意来补贴生计，并在偿还贷款中互相监督以使她们能获得新一轮的信贷。
最后，亚洲国家的大多数政府都给那些由于贫穷或其他原因无法满足基本消费需要的人群提供直接的帮助。其形式可能是特殊的扶贫项目，或是提供就业，甚至是直接的食品援助。例如，在印度，政府给在贫困线下的人们提供有补贴的谷物，对需要的人提供一年中最多达100天的工作机会，以及农村学校中学生的免费膳食。从我们的分析，可以认为这些都是为抵消原始积累造成的影响的直接干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除了上述最后一个直接提供消费需要的例子，大部分其他的做法都涉及到市场的干预。这是现在的农业生活与传统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除了一些边缘产业，亚洲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都已完全融入市场经济。与几十年前不同，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家庭生产可以被认为是只为自己生产或是只在地方社区中进行非货币化的交换。我们接下来将谈到，这一点对于农民政治文化条件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必须指出，基本生活需要并不是一个由生物的或任何其他非历史性因素决定的一定量的货物。它是一个由环境决定的在社会中形成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人们可以过一种有一定价值和自尊的体面的生活。因此，基本生活需要的组成部分随社会处境，文化环境和时间的改变而不同。家庭所期待的最低医疗保障水平，子女接受教育的最低水平，同具体的食品、衣服和家庭生活品一样，不断发生改变。重要的是，一种由文化决定的过体面生活的基本所需，既不穷困不堪，也不奢华过度。
政治社会和非公司资本的管理
刚才我通过桑亚尔的著作进行了分析，下面我将继续谈谈我自己对二十一世纪农业社会的分析。与市场的结合意味着曾被称为“生存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的大部分，即小农经济，现在受到了资本的支配。这一关键发展对我们今天农业社会的理解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农村市场和小城镇中的农业种植、贸易、农业商品的信用网络、交通网络和小生产和服务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我们需要把他们归在一起。通常对这样一个复杂结构的描述是非组织或非正式的部门。通常，属于这样一个复杂组织的个体的特征是：企业规模小，雇佣的工人少，或是这种贸易相对未受到统一管理。从我今天提出的分析性结构的角度，我认为从资本的公司和非公司的形式而言，今日经济的正式和非正规部门存在着区别。
我的观点是，今天农业社会的特征可以用非公司资本这个特征来很好地理解。农业生产已经深入市场，其投资和回报受到资本操作力量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生产与农村市场、小城镇甚至是大城市中的生产、贸易和服务有许多联系。我们可以指出公司和非公司资本的细微的差别。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公司资本运作的基本逻辑是更多的资本积累，通常是通过利益最大化表现的。对非公司资本组织，利润是其目标之一，但它主要是为了提供在它内部工作的人的生计而存在的。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所谓的非正规经济以及对农民文化的理解至关重要。
让我先举一些大家熟知的非农业非正式部门的例子，再来谈农业社会。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亚洲城市中的街头摊贩。他们占据街道，常常违反城市法规，建立永久性的摊点，利用水电等市政设施却不纳税。在这样的情况下做生意，他们常常结成联盟来对付政府，警察，银行等信贷机构以及生产和销售这些商品的公司。这些联盟通常很大，他们经营的贸易额也较大。很明显，在一个公共的匿名的市场情况下运作，小贩们必须追求盈利。但为了确保每个人的生活所需，这个协会通常会限制在某个地区经营的小贩的数量，并阻止外来者的加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例子表明，假如一个地方的生意非常兴隆，那么小贩们也并不像公司资本家那样，继续积累自己的财富，而是同意新的伙伴的加入。再举个例子，在印度的大多数城镇，交通主要依靠私人经营者开汽车或摩托人力车来经营。因此，经常会有违反规则的事发生，如牌照、安全标准和污染标准等方面不合格。尽管大多数经营者只有一辆或两辆机动车，他们也组成协会，和主管交通的政府机构及警察就票价，路线安排等谈判，并控制服务的频率和新经营者的加入，以确保每个人都有最低收入的保证。
在我的书《被统治者的政治学》中，我将政府对于街头小贩、非法占地经营者这样的人群的管理形式称为政治社会，这些人生活在合法性的边缘。在政治社会中，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政府眼中，这些人并不是正当的公民，并不是有着恰当组成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相反地，他们被看作属于某个具体人口群，具有具体的经过统计得出的特点，并成为政府具体政策实施的对象。与这些群体打交道，意味着对各种非法行为的默认。因此，政府机构常常将这些案例作为特例处理，因为情况特殊，所以特别对待，这样总的规则和原则的结构便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于是，非法占地经营者获得水电的供应，但只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他们与正规的合法经营者不能归为一类。街头小贩们可能被允许在特殊条件下经营，以使他们与正规的守法纳税的商店区别开来。所有这些都使得政治社会中这些人群处在不断的谈判中，谈判的结果从不确定，也没有永久性。即使他们的权利得到承认，也从未被他们实际拥有。
将政治社会的这个问题和我前面谈的近几十年里亚洲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联系起来，我想提出下面的看法。市民社会中公司资本占支配地位，而政治社会则是非公司资本管理的空间。过去二三十年间，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司资本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司资本家，在市民社会中占支配地位。资本原始积累的逻辑，现在的表述是要求国家经济增长保持高速以及公司资本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它在市民社会中，即对城市中产阶级有重大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教育、职业和社会愿望都和公司资本财富紧密相连。一种强大的趋势开始出现，即坚持正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公共场合和机构建立秩序，并对非正规部门和政治社会的杂乱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不宽容。在城市中产阶级中，有一种模糊但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快速增长将解决贫困和机会不平等等所有问题。
基于我前面谈到的非公司资本的逻辑，这些组织的功能正是在市场规则和政府管理中成功经营，从而保证其成员的生计。从印度的经验看，我认为那些在非正规部门起领导组织作用的人实际上就是政治领导者，或具有这样的潜能。许多这样的领导是著名的地方政治家，许多这样的组织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政党。因此，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非公司资本的管理是由政治领导人带领的，具有政治功能。因此，就像我所说的，政治社会是管理非公司资本的空间。
这个组织的大部分都是创新的，也必须如此，因为合作运动或是社会主义集体组织的历史都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参考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小规模的私有财产有强烈的依附感，同时，人们也愿意组织起来相互合作来保护他们脆弱的生存基础，这一基础一直受到公司资本不断增长的力量的威胁。然而，从印度的例子，我们也发现，这些公司资本的组织至少在目前来说，在城镇中的非农业非正规部门比较强大，而在农村地区相对薄弱。这说明，在城镇中，非公司资本组织已经发展出较为稳定和有效的形式，并能够用政治社会的手段动员政府来维持非正规部门城市穷人的生活，而由农民和农村劳工组成的农村穷人，仍然依靠政府的直接支持维持基本需要，还不能有效有组织地利用农业商品市场。很明显，这将是亚洲国家农村将面临的主要挑战。
农业文化和政治
印度社会学家古普塔(Dipankar Gupta )在最近的一次讲座中，谈到变化中的农民生活的上述特征，他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构架来理解当代农村社会。他重点强调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农村居民中从事非农生产的人数的激增。在印度约半数的邦中，超过40%的农村人口从事非农职业，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其中的大部分是农村劳工，他们并不拥有土地，但也找不到足够的干农活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即使那些拥有土地的家庭，也有成员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反映了市场力量的压力，小农耕作无法提高生产力，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无法独立生存下去。随着小农财产代代相传，财产越来越细分。在过去两年我自己的田野调查中，我发现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家庭中，年轻成员，男性也包括女性，他们明显地不愿继续过农民的生活。他们说，小农生产没有未来，他们宁愿去城里试试运气，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过一段苦日子。不用说，这种想法在受过一些学校教育的人身上尤为强烈。它不只是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效果的应对，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来自有土地的农家，他们的家庭可以提供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它更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即小农业将早晚屈服于资本的更强大的力量。如果这种感觉在农村家庭的下一代中广泛存在的话，我们对农业文化的理解将需要巨大的转变。农业社会，其基本活力来自于自我再生产，只适应为小而缓慢的变化，这样的概念将不得不被放弃。我们看到一代农民，其主要的动机似乎是不再当农民。
在这种发现的基础上，古普塔提出了“正在消失的乡村”的概念。“农业是经济的一个沉淀物，慷慨地使没有成就的人安于一种悲伤的满足的生活。村民们苍白无力，就像乡村经济一样毫无生机。从富人到穷人，潮流便是离开村庄…”。我认为古普塔的结论有些过于仓促。他只注意到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即不可避免的原始积累的那一面。我认为，他没有考虑到另一面，即政府政策的领域，其目的在于抵消原始积累的效果。在这个领域，农民和政府的关系已经得到并将继续被重新定义。也是这个领域，非公司资本的创新组织面临新的机会。
我前面谈到，国家或政府机构，也包括承担政府职能的非政府组织，对农业社会来说不再是一个外在的个体。这将带来几个结果。首先，大多数人都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给穷人，包括农民，提供各种福利和发展功能是政府的必要任务。农民认为，健康、教育和农业的基本投入以及供给生活必需品，是政府机构应尽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政府官员和农村的政治代表不断被要求提供各种福利和资助。这也意味着农民开始学会在政府系统的层面上运作，在适当的地方施加压力，或是通过谈判得到更好的条件。第二，政府机构对这些要求的反应通常是灵活的，基于成本和回报的计算的基础上。在许多情况下，其策略是将寻求福利的人按其具体人口或社会特征分散成小部分，这样就可以有灵活的政策，而不是把整个农村人口看作单个的同一的群体，而是把它分成更小的目标人群。其意图是分解要求得到利益的人，同时分散针对政府的反对情绪。印度最近发生的工业占领土地的骚动最明显的特点是，除了农民团结这一修辞被继续使用，村庄中有许多人没有参加骚动，因为他们更愿意从政府政策中获益。第三，对于寻求和给予福利的灵活政策使人们可以进行谈判，这在要求得到福利的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竞争的精神。农民们现在面对的，不再是地主和商人等直接的剥削者，而是政府机构，他们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利益。因此，农民们会指责一些官员和政治代表偏爱城市，不顾农村，或是某个部门的农民提出自己受到歧视，而其他地区或种族背景的农民，以及忠于某个政党的农民得到了好处。这种针对国家机构的指控不是针对剥削的指控，而是针对歧视的指控。这对农民政治带来了全新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对农业社会的经典理解中是缺失的。第四，与几个世纪以来，农业社会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旧的形式相比，我认为，在当前的农民政治中的暴力的角色有不同之处。虽然旧的农民起义有他们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就像古哈在他的经典作品中展示的那样，他们有明显的特点，一方面，他们有强烈的团结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剥削者的反对。今天，农民暴动中暴力的使用似乎更加经过计算，几乎有着实用主义的逻辑，他们的目的是引起政府对具体的问题的注意从而获得恰当的政府的帮助。他们使用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战略来获得政府官员，政治领导人，特别是媒体的反应。这可能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农民政治本质中最重要的变化。
至于农业，情况不是很明朗。小农业，尽管它完全被卷入了市场的联系，还是感到受到市场的威胁。他们对公司组织有一种陌生感和深深的怀疑。农民们不能应付市场的不确定性，他们更擅长获取政府的帮助。过去几年中，在印度有几百起农民自杀的案件，原因是他们无法以预期的价格出售烟草和棉花等农产品，从而突陷巨债。农民们感到他们销售经济作物的市场受到强大的神秘力量的控制，而不受他们的控制。城市非正规经济中非农业部分许多组织能够有效对付公司，得到商品供给并进行销售，但农民们还不能够建立相似的组织。农业管理的这一方面，即并非作为自我消费的维持生活的生产，而是作为非公司资本的领域，仍然是一个挑战。对这个挑战的政治反应将决定二十一世纪农业文化的未来。
我来总结一下我的主要观点。随着亚洲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公司资本对市民社会的支配式的统治还将继续。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原始积累的继续。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初级生产者，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将失去他们的生活资料。但是，这些原始积累的牺牲品的人们无法被吸纳进经济新的发展部门中。对于公司经济支配的部分而言，这些初级生产者将被日益边缘化，被认为是无用的。但是，主要的政治气候认为政府如果任由这些失去生活资料的人们自己挣扎，那是不可接受和不合法的。他们会变成“危险的阶级”。因此，一系列政府政策正在也将继续被制定出来，以抵消原始积累的效果。在这个领域中，农业社会将重新定义他们和国家及资本间的关系。目前来看，虽然农民们形成了许多新的从政府获得帮助的办法，他们对付资本世界的能力还是不确定和不足的。在这个领域，作为非公司资本的农业活动将继续发展，在资本流通的内部，寻求满足农民生存所需的办法，这将决定农业社会和文化的未来。我认为，二十一世纪亚洲国家的农业社会一定能生存下去，但条件是必须在乡村中容纳很大部分的非农业部门。另外，我认为在农村、小镇和城市地区正出现的文化活动将重叠并具有延续性，城市的部分在其中占主导地位。
我也谈到，公司和非公司资本的区分，与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区分一致。这可能带来许多后果。在几个亚洲国家，我们已经看到可以被称为“正规市民”对民众政治代表系统的杂乱和腐败的反抗。2006年，在泰国，军方领导的政变驱逐了一个民选政府。这次行动似乎得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反对旨在赢得农村人口支持的充满浪费而腐败的经济支出。今年年初，在孟加拉发生了相似的军队支持的政变，议会选举的机会被无限期延后，而一个临时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来清理系统中所谓的“腐败”官员。报道表明这次行动也受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欢迎。近几年，在菲律宾的社会矛盾中也出现了相似的社会分隔。在印度，近几年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城市中产阶级完全从政治活动中退出。他们对所有政党的民粹主义和腐败激怒，说这些政党为了赢得选票，以牺牲经济快速增长为代价。然而，事实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正规的市民社会的有序的生活之外。在那里，他们要吃饱穿暖，要得到工作的机会，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整体的长期和相对和平的生存。亚洲国家农业社会的未来有赖于这个艰难和创新的政治管理过程。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本文原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7年9月（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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