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集中于两个紧密相连的主题：赤贫化与政治经济学。尽管我们将分别讨论它们对现代人类意识的冲击，但它们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事实的组成部分，这个事实就是：社会的被发现。
直到斯品汉姆兰时期，对于穷人们到底是从哪里涌出来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在18世纪思想家中间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贫困化与进步之间密不可分。最大多数的穷人不在荒凉的国家或者未开化的民族，而是存在于最富饶、最文明的国度，约翰•穆法兰(John M'Farlane)在1782年这样写道。贾马里亚•奥特斯(Giammaria Ortes)，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在他1774年宣称的一条公理中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其人口成正比；而其悲惨程度(misery)则与其财富成正比。即使是亚当•斯密也以他小心谨慎的方式宣布，劳动工资并不是在最富裕的国家里才最高。因此，当穆法兰表明他的以下信念时，他并不是在表达一种不同寻常的观点，他说，由于英格兰尚未达到它伟大的顶点，所以“穷人的数量还将持续增长”。
同样，对一个英国人而言，预言商业将出现停滞也不过是在重复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如果说1782年之前半个世纪的出口增长让人膛目，那么它的大起大落更是如此。贸易正在从一次几乎降至半个世纪之前水平的暴跌中恢复过来。对当时人而言，七年战争之后贸易的巨大扩张与国民财富的明显增长，仅仅表明英格兰也抓住了自己的机会，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都曾经历过的一样。现在它的陡然增长已成为过去，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它的增长将会持续，这种增长看起来不过是一次幸运的战争的产物。几乎不约而同地，如我们所见，人们预料的都是贸易的衰退。
而实际上，繁荣的曙光正从黎明前的黑暗背后悄悄来临，这个繁荣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注定要改变的不仅是一个民族，而是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但不管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没有人对它的即将到来作出哪怕最微弱的预言。对政治家而言，这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事，因为在接下来两代人的时间里，扶摇直上的贸易额也仅仅只在微乎其微的程度上能缓解大众苦难。但就经济学家而言，这完全是一个不幸，因为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个“反常的”洪流中树立起来的，贸易和生产的巨大增长碰巧伴随着人类苦难的巨大增长——实际上，马尔萨斯、李嘉图与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所赖以建立原理的那些事实仅仅反映了一个界限清楚的转型时期那些无所不在的悖论倾向。
情势确实令人迷惑。穷人第一次在英格兰出现是在16世纪上半叶，他们作为脱离采邑“或任何封建等级(feudal superior)”的个体而引起注意。由于对流浪的暴决惩罚和由国际贸易持续增长所推动的家庭工业迅速发展的联合作用，这些穷人逐渐转变为一个自由劳动者阶级。在整个17世纪期间，很少有人提到贫困现象，甚至安居法的那些激烈措施，也被顺利通过而没有引起公众讨论。当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和早期济贫法公布都已经150年之久、17世纪正走向尾声的时候，讨论方才复活，而此时修道院的解体和凯特叛乱(Kett's Rebellion)已经被人们遗忘多年。某些圈地和“占地”一直继续着，例如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新阶级已经稳定下来了。虽然在16世纪中叶，穷人对于社会而言是一种如临大敌的威胁，但是到了17世纪末，穷人变得仅仅只是救济税负的负担而已。另一方面，此时的社会不再是一个半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半商业化社会，其中多数人是出于工作本身的原因而乐于工作，他们既不能接受中世纪那种认为贫困不是问题的观点，也不能接受成功的圈地者们那种觉得失业者都是些游手好闲的懒汉的论调。自此之后，对赤贫化的看法开始反映为哲学观点，很像此前对待神学问题那样。关于穷人的看法越来越反映为关于整体生存的看法。因此，这些观点虽然各异且眼花缭乱，却也反映了对我们文明史的最主要的兴趣所在。
贵格派教徒(The Quakers)是探索现代生存之可能性的先驱，他们首先认识到非志愿性失业必然是劳动组织的某些缺陷造成的结果。倚仗着对有条不紊的办事方法的信念，他们成功地把集体自助的原则应用于他们中间的穷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可以不必在当局关押这些可怜人的同时，还要向当局掏钱来感谢这种关押——在他们看来，这是与当局暴政的可耻合作。劳森 ( Lawson)，这个狂热的贵格派教徒，出版了一本名为《就穷人问题对国会的呼吁：应该让英格兰没有乞丐》的小册子作为他的“施政纲领”，在其中他提议建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就业机构的劳动交易所(Labour Exchanges)。这是1660年的事；而在此之前十年，亨利•罗宾逊(Henry Robinson)已经建议成立一个“常住与流动地址登记局”。但复辟政府偏爱的是更缺乏想象力的做法；1662年的安居法完全与任何一种理性的劳动交换体系相抵触，这种体系本来可以产生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安置(settlement)——这个字眼首次进入法律——将劳动者束缚于教区之中。
光荣革命(1688年)之后，贵格派哲学在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那里，产生了一个体现出遥远未来之社会思想的预言。在受难礼拜会(the Meetings of Sufferings)所营造的气氛——该会的统计数据经常用来为宗教济贫政策提供精确的科学依据——中，他于1696年提出关于建立“产业团会(Colleges of Industry)”的建议，在其中，穷人的非志愿性空闲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作为这个建议基础的，不是劳动交换(labor exchange)的原则，而是完全不同的交换劳动(exchange of labor)的原则。前者仅仅与为失业者找个雇主的常见理念相联系，后者所意味的，则等于说只要劳工们能直接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劳动者就根本不需要雇主。“穷人的劳动是财富之源，”贝勒斯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反过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通过开发这种财富而养活自己，甚至有所盈余呢?为此，所需的一切不过是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可以让他们汇聚自己的努力的“团会(College)”或者法团。这正是后来所有关于贫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无论这些思想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欧文的联合村庄(Villages of Union)，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s) ,蒲鲁东的交换银行(Bank of Exchange)，路易斯•布朗(Louis Blanc)的国家工场(AteliersNationaux)，拉萨尔的国家工厂(Nationale Werkstatten)，或者就此而言，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贝勒斯的这本书实际上包含了自现代社会首次出现机器所造成的巨大混乱以来的绝大多数相关建议。“这样一种团会关系(college-fellowship)将使劳动而不是货币，成为一切必需品的价值标准……”它被设计为“囊括所有必要的行业团会，每一个团会都为其他团会而努力，不再需要依靠外来救济……”劳动券、自助与合作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意义重大的。劳动者的数量达到三百，就可以自我维持，并共同为他们的生存而奋斗。“如果干得比这更多，就该因此得到报酬。”于是为满足生存需要的定量配给就与按劳取酬的原则相结合。在一些规模稍小的自助实验中，经济剩余的去向是“受难礼拜会”，它们被用来为该信仰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谋福利。这种剩余注定要有一个伟大的未来，利润这个新概念在当时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万能药。贝勒斯失业救济的全国性框架实际上被资本家用来牟利了！在同一年，1696年，约翰•卡里(John Cary)筹划成立了布里斯托尔济贫公司(the Bristol Corporation for the Poor)，这个公司最终与所有其他同类的尝试一样，在最初的成功之后无法持续盈利。但贝勒斯的建议的基础与约翰•洛克的劳动比率制度(labor-rate system)——巧的是，这个体系也是1696年提出的——是一样的，即应该根据济贫费缴纳者的交费金额，把乡村穷人按比例分配给他们，为他们工作。这正是吉尔伯特法案(Gilbert's Act)下粗暴的巡回工作制度(system of roundsmen)的源头。赤贫者可以被用来从事付薪工作这一想法紧紧抓住了人们的心。
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作为最多产的社会设计师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才推出了大规模使用赤贫者操作机器来完成木工和铁器活儿的计划，这些机器是他更具创造才能的兄弟萨缪尔(Samuel)所发明的。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爵士说，“边沁同他的兄弟一起，曾经希望捣鼓出一台蒸汽机。不过现在他们想要利用的，不再是蒸汽，而是犯人。”这是在1794年；边沁那能够廉价而有效地进行监视的圆形监狱设计已经存在两三年了，现在他决定将其用于他的靠犯人劳动的工厂；只是犯人的位置将被穷人所代替。不久，他们兄弟俩的私人商业冒险融入了一个试图从总体上解决该社会问题的一般框架。斯品汉姆兰地方长官的决定，惠特布雷德(Whitbread)的最低工资的议案，以及最为重要的，皮特那私下流传的关于济贫法改革的法律草案，所有这些都使贫困成为政治家们讨论的议题。边沁——他对皮特法案的批评被认为导致了这一法案的撤销——现在走到前台来，在阿瑟•杨(Arthur Young)的《年鉴》上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建议(1797年)。他的那些“工业厂房(Industry-Houses)"——基于他的圆形监狱式设计，目的是剥削受助穷人的劳动，其规格是五层十二个单元——被位于首都的中央董事会控制，这个董事会仿照英格兰银行董事会，所有拥有五或十英镑股份的成员都拥有投票权。数年之后发表的一个文本里这样说：“（1）对南英格兰所有贫民事务的管理应被置于一个机构之下，其费用由一个基金支出。(2)这个机构，是一个名为国家慈善公司(National Charity Company)的联合股份公司。”待建的工厂将不少于250个，大致容纳50万人。这一计划附带着一份对失业种类的详细分析，这种分析让边沁超前一个多世纪得到了后世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他的分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对现实主义的把握能力(capacity for realism)。那些最近才被解雇的“不合适的人手”被区别于那些由于“间歇性萧条”所造成的失业者；季节性工人的“周期性不景气”应区别于“被取代的失业”，例如“由于机器的引入而造成剩余的”失业，或者用更现代的术语说，技术性失业；最后一类是“裁员造成的失业”，这是在边沁那个时代由法国内战引起的另一个现代范畴。但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一类，还是上面提到的“间歇性萧条”所造成的失业，其中不止包括了那些岗位依赖于流行风尚的手艺人与工匠，更重要的包括了那些“在制造业的综合性萧条中”失业的人。边沁的计划从整体上相当于通过大规模地将失业商业化来抹平商业周期本身。
在1819年，罗伯特•欧文重新出版了贝勒斯120多年前建立产业团会的计划。此时间歇性的贫困已演变成苦难的洪流。欧文的联合新村与贝勒斯的区别只在于它规模上更大了，由1200人组成，占地的英亩数也是1200。在为这一旨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高度实验性的计划募捐委员会里，包含了大卫•李嘉图这样的权威。可是并没有任何捐款者出现。晚些时候，法国人傅立叶由于整天期盼一些匿名合伙人来投资他的法伦斯泰尔计划而受嘲笑，这个计划基于当时英国最出色的财务专家所激发出来的理念。其实罗伯特•欧文在新拉纳克(New Lanark)的公司——杰里米•边沁作为该公司的匿名合伙人——不也是由于它的慈善计划在财务上的成功而世界知名的吗?这个时候还没有关于贫困的标准看法，也没有从穷人身上盈利的可行方法。
欧文从贝勒斯那里接过劳动券的理念，并在1832年将其应用在他的全国劳动公平交换机构(National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中，不过这项尝试失败了。与之紧密相关的劳动阶级经济自足理念——这同样是贝勒斯的——是接下来两年里那场著名的工会运动的基础。这个工会是所有行业公会的总联合，包括工匠、手艺人，也不排除小业主，其不甚清晰的目的在于用和平的方式把自己组成一个社会团体。谁能想到它就是接下来一百年里如此壮烈的大工会(One Big Union)运动的胚胎?工团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它们对待穷人的方式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蒲鲁东1848年的交换银行，作为无政府主义的首次实践，本质上是欧文实验的产物。马克思，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严厉抨击了蒲鲁东的理念，并认为只有国家才是为这种集体主义框架提供资本的合适主体，而在这种框架的诸多变种里，只有路易斯•布朗和拉萨尔被载人了史册。
为何不能从赤贫者身上赚到钱，经济方面的原因并不神秘。答案是由150年前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提供的，他出版于1704年的小册子中止了贝勒斯和洛克所引发的讨论。笛福坚持认为如果穷人被救济了，他们就不会为了工资而工作；如果他们被组织在公共工厂里从事生产，那只会在私人工厂中制造更多的失业。笛福的小册子有一个撒旦式的标题:“施舍并非仁慈；雇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随后是曼德维尔医生(Doctor Mandeville)更著名的打油诗，说的是一种高级的蜜蜂，其家族之繁荣盖缘于对自负与嫉妒、邪恶与浪费的鼓励。但如果说后面这个古怪的医生沉浸于狭隘的道德悖论之中的话，前面那个小册子的作者倒是点中了新政治经济学的要害。可是笛福的小册子很快被“下层政治(inferior politics)”——18世纪时“对济贫监管问题的”称呼——圈子之外的人遗忘了，而曼德维尔的廉价悖论却影响了像贝克莱、休漠以及斯密这样优秀的头脑。很明显，在18世纪前半叶，动产依然是个道德问题，而贫困则还不是。清教徒阶级震惊于封建式的铺张浪费，他们的良心认为这是奢侈和邪恶，可是他们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同意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如果没了这些罪恶，商业与贸易将会迅速衰败。后来这些富有的商人再次从道德上使生意得到肯定：新兴的棉纺工业再也不是去迎合无聊的炫耀，而是为满足平淡的日常所需，由此形式微妙的浪费发展了起来——它表面上不显眼，可实际上比原有形式造成的浪费更甚。笛福对救济穷人的嘲弄并不足以穿透那些担心财富的道德危险的良心；工业革命尚未到来。但是，就现状而言，笛福的悖论则是对即将到来的那个死结的预告：“施舍并非仁慈”——因为去除了饥饿的危险也就阻碍了生产并因而产生了饥荒；“雇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因为通过创造公共就业，就会增加市场上物品的供给过剩，从而加速毁坏私有商行。17世纪初，在约翰•贝勒斯这个贵格派教徒与丹尼尔•笛福这个见风使舵的记者之间，在神圣与愤世嫉俗之间，这些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数的工作与思考、希望与苦难，都是想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但在斯品汉姆兰时期，贫困化的真正本质仍然未被认识。对于巨大数量的人口的可欲性，存在着普遍的共识，人口应该尽可能地多，因为国力是由人构成的。同时，也同样存在着关于廉价劳动力的共识，因为只有劳动力廉价，制造业才能繁荣昌盛。而且，除了穷人，谁愿意做船上的水手，谁愿意奔赴前线？但是，对于贫困到底能否不被视为一种恶，人们还是有疑问的。并且，为什么穷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像为私人企业赚钱那样为公共福利而受雇于公共机构？对这些问题，尚无具有说服力的答案。笛福撞上了真理，这个真理在70年之后可能(也可能没有)被亚当•斯密所理解；市场体系的未发展状态掩盖了它的先天缺陷。不管是新出现的财富，还是新出现的贫困，此时都不大容易被理解。
问题尚处在化蛹期，这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体现出来：尽管这些大脑如此不同——贝勒斯是贵格派教徒，欧文是无神论者，边沁是功利主义者——可他们所设计的蓝图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欧文，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平等与天赋人权的热忱信仰者；而边沁蔑视平等主义，嘲讽人的权利而极端倾向自由放任。但是欧文的“平行四边形(parallelograms)”计划与边沁的工业厂房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人们可能想象他的灵感完全是被后者激发的，如果大家想不起他其实是继承自贝勒斯的话。所有这三个人都相信，对失业者的适当的组织必然会生产出剩余，对于这些剩余，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贝勒斯首先希望以此解救其他的受苦者；边沁，一个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则希望将其馈赠给股东；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欧文，则希望将其返还给劳动者本人。然而，尽管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揭示出将来三者之间分裂的几乎不可察觉的信号，他们共同的错觉却暴露了他们对新生的市场经济中赤贫化问题的理解的根本错误。比他们之间所有其他差异都重要得多的差异是，在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时期，穷人的数量发生了持续的增长： 1696年，当贝勒斯写作时，济贫总费用大约40万英镑；在1796年，当边沁抨击皮特法案时，这个数字大约突破了200万英镑；到1818年罗伯特•欧文时代开始时，费用总数已接近800万英镑。在这120年的时间里，人口大约增加了两倍，但济贫费用却增加了20倍。贫困化已成为一种征兆。但它的意涵仍只在人们的猜测之中。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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