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更是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从实际情况来看，新农村文化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意识形态主导的单向度新农村文化建设，由于民间立场的缺位，文化想象的图景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裂痕；现代性话语体系的霸权地位，造成了诸多文化创伤。建立意识形态主导的多元文化对话机制，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意识形态；单向度；民间立场；对话
19世纪中叶以降，现代性取向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共识，并最终上升到国家意志。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就是以国家意志来推进现代化进程，其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所谓全面现代化，既包含城市的现代化，也包含乡村的现代化；既包含物质文明的现代化，也包含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本文关注的是，意识形态通过国家意志在农村迅速推进物质文明现代化之后，在精神文化层面如何满足农民的现代性需求？对于这一问题，有两种主要声音，一种声音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走欧美的城市化、市场化与工业化道路，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们最终将消灭农村与农民，实现城乡一体化与国民一体化，当然也就实现文化一体化；第二种声音说，乡村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的载体，应该予以保存、发扬，否则就会造成文化断裂与文化认同危机。事实上，我们一方面不可能完全消灭农村、彻底城市化；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上放弃现代性取向，把乡村建设成独立于现代社会的“飞地”。问题的关键在于，新农村文化建设不能是意识形态的单向度掘进，而应该兼顾民间文化特有的生存模式，不能让民间立场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缺位；建立意识形态主导的多元文化对话机制，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一、意识形态的单向度预设
研究新农村文化建设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路径。中国当下的新农村建设，不是一个新事物。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都有新农村建设。同样，新农村文化建设也不是新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新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延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文化建设，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单向度，即官方意识形态按照自己预设的框架把文化强行纳入自己的轨道。官方意识形态关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现代性的单向度预设，主要基于意识形态自身特点和官方意识形态对现代性的认识两方面原因。
首先，官方意识形态关于新农村文化现代性的单向度预设，与官方意识形态的霸权性特点相关。官方意识形态是官方对世界及真理的看法，它的真理是绝对排他的、具有霸权性的，永远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出现，因而是单向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这种理论实际上暗含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对我国新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认为，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2]，这也就是说，新文化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表征，而不能是意识形态的异质存在。在这种具有较强排外性的单向度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为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3]官方意识形态的霸权性特点，决定了新农村文化建设只能具有单向度的价值取向。
其次，官方意识形态关于新农村文化现代性的单向度预设，与官方意识形态对现代性的认识密切相关。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发展、现代、科学、文明等范畴从来都是无须质疑与反思的，简单地说，这些范畴就是正确与理想的化身。官方意识形态对现代性的理解深深打上了启蒙主义的烙印。以启蒙现代性来看，现代与传统是异质的、二元对立的。在启蒙现代性话语表述中，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往往被转换成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不管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者，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诸多知识精英，都主张以西方文化作为现代的新文化来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先生甚至主张青年“最好不要读中国书”。这些全盘否定传统的思想观念，其根源就在于启蒙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想象中，中国传统乡村文化无疑是保守和落后的。“在鲁迅奠定的思想框架，由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乡土文学作家丰富其内容。……这种现代性乡村是一个个落后、愚昧、麻木、封闭、守旧的群落，一言以蔽之，它们都是‘阿Q式’的乡村，因其落后的思想，野蛮的情感，混沌的理性而不适应时代，并成为可笑时代的滑稽象征。”[4]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5]。建立在这种话语体系基础之上的文化创新理念，文化变革自然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是单方预设的，甚至是行政强制的，而不是对话与协商的。
概言之，基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单向度预设，新农村文化建设始终是单向度的。“单向度的思想是由政策的制订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它们的论域充满着自我生效的假设，这些被垄断的假设不断重复，最后变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义和命令。”[6]农村文化始终是“抽象地被建设”的对象，“一方界定身份，一方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这种界定，这实际成为了现代文化认同营造的基本逻辑，而能够维持这种认同的合法性基础或者理性基础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进步’与‘现代’的观念。”[7]这样描述新农村文化建设，可能有点过激，但从事实上来看，乡村文化建设一直备受关注，但核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官方意识形态的单向度预设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民间文化立场的缺位
长期以来，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极少对民间的思想、边缘与少数族群的思想予以关注，以致遮蔽了民间的、边缘的思想，湮没了民间的、边缘的声音。纵观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审视今日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民间文化立场的缺位。在这种缺位的语境下，乡村文化是以现代文化的“他者”面目出现的，往往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想象的对象，成为都市文化主体的文化消费对象，这样的农村文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文化和宜居文化。
造成民间文化立场缺位的原因很多，以上单向度的文化建构模式，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民间文化立场缺位的另一主要原因，与民间文化自身的松散型结构有关。我们套用杨克的“不存在没有立场的写作，凡写作必有立场。”[8]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存在没有立场的文化，凡文化必有立场。民间文化也有其立场，它提供了民间芸芸众生的生存生命体验与价值取向。但由于“民间不是一种身份，民间的指向不是特定的几个人或一群人，民间是敞开的，吸纳的，永远吵吵嚷嚷”[9]，以及“民间天然的复杂性和含混性”[10]，民间呈现为一种众声喧哗的开放松散型的结构，从而导致民间文化往往很难成为主导型文化，有时恰恰是作为主导文化的对立面存在，是解构的、颠覆性的文化形态。松散型结构和众声喧哗的特点是其生命力和活力的保障，同样是其致命的缺陷，它往往使民间文化产生发声的困难。特别在缺乏对话机制的单向度文化语境中，民间文化立场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作为乡村文化主体的农民没有能力参与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对话，是民间文化立场缺位的又一原因。由于现代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城市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重心，乡村的知识精英始终向城市单向流动，而缺少城市向乡村的反哺，这就导致乡村文化贫弱，文化上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从而使“传统乡村社会依赖于文化传统进行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功能基本丧失，……即使是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经济功能得以恢复，乡村社会的文化功能也已经因为伤动元气而难以复苏。”[11]另一方面，在政治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的话语权长期被遗忘，在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垄断话语权的背景下，农民缺乏表达自己的渠道，缺乏表达自己的权力，民间文化立场被边缘化、被遮蔽，陷于失语的状态也就是必然的了。
民间文化立场的缺位与意识形态的单向度预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位”与“单向度”最终导致新农村文化建设只能是一个伪命题，这样建设起来的文化，只能是抽象空洞的文化，不是活的宜居的文化。意识形态在农村文化建设上的单向度，民间文化立场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缺位，并不能否定民间传统文化的存在，民间传统文化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真正的民间传统文化就如那涌动在地下的暗流，左右乡民们的生活，如荣格所说：“诗人们深信自己是在绝对自由中进行创造，其实却不过是一种幻想：他想象他是在游泳，但实际上却是一股看不见的暗流在把它卷走。”[12]换句话说，民间文化立场的缺位，并不代表民间文化的缺席。
新农村文化之所以新，是相对于传统来说的。既然要建立新文化，就必然要解构旧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构成，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认为，复杂的文明中存在两个层次的文化传统，即所谓的“大传统”（great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tradition）。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精英或主流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也就是过去的思想家所产生的高层文化；小传统是指一般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即民间文化，包括歌谣、评书、传说、神话、戏曲、宗教或民间故事等。中国现代知识精英首先就是从大传统开始自己的新文化革命，通过打倒“孔家店”，对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不管前期的用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还是后期由先进知识分子极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企图用新的文化代替他们所认为的落后的传统文化，经过全方位的批判，以及在教育领域对传统文化的釜底抽薪（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旧学”向以西方民主科学思想为核心的“新学”的转变），所谓的“大传统”在中国日渐式微。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全方位的去传统化，特别是“文革”期间对“旧文化”毁灭性的打击政策，使代表“大传统”的传统文化几乎从人们的视野和意识中消失。“大传统”之所以能迅速被“革命”，主要与其存在与传播的方式有关，它主要依靠经典（如中国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和知识精英来实现自己的传递，其主流性质及其显性特征，使其在文化冲突中最易受到冲击而成为更新和替代的对象。如果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联手，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更能使其迅速被更新或替代。
乡村无疑是传统文化的最坚固和最后的堡垒，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解构，遇到的最大阻力也来自这里。因为乡村中传统文化是以“小传统”的方式存在的，这一文化模式有着“大传统”文化模式所没有的特点和韧性。首先，它既是显性的，也是隐性的。显性是指它以各种具体的民间艺术形式活生生地在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剪纸、版画、民歌、民谣、神话、传说、节日的狂欢都是文化的表达。隐性的指通过这些形式的一次次复演，对乡民们的心理结构加以建构，对乡民们的文化心态加以塑造，并以无意识的存在方式沉淀在乡民们的意识深处。有文学研究者指出：由于作家与民间文化形态的沟通，在表达上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形式，从而在其作品中发现了艺术结构的民间性，即艺术的隐形结构。[13]这一发现反过来说明，民间文化具有自给自足的文化结构，往往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在乡民们的意识深处，想通过简单的批判加以清理，实属不可能。其次，它既是动态的，也是稳定的。相对于“大传统”的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单调、停滞和僵化，“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则是动态性的、相对的，它总是在现象中找出不断更替和更新的两极，并不需要经典等僵化的形式对其加以界定。同时，相对于“大传统”，民间文化有着稳定的传承机制，它“是群体性的集体智慧，它往往通过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层层加码，由众人渲染、烘托，为层叠式发展的成果，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承者或创作者。只要有生活，有民众的生息，就有民间文化的存在，因此它有稳定的传承机制，任其国运兴亡盛衰，风云变幻，都能代代相传”[14]。再次，民间的“小传统”的多元化特点，使其存在更为复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并相互独立。在这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语境中，意识形态面对这样的乡村传统文化，就如正规军遇到游击队，想要从根本上对其加以解构是不可能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乡村生产与生活方式决定了乡村文化本质上属于传统文化，与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是异质的，虽然民间文化立场暂时处于缺位状态，但它以自己的隐形结构不自觉地会对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控制进行抵制，以保证自己的延续性。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农村文化建设经常陷入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对于乡村文化的改造以及以‘复兴’为手段的村民对自己文化的保护”[15]的二律背反之中。
三、新农村文化应该具有多元性
面对上述的“二律背反”，笔者认为，当下新农村文化建设应该具有多元性，要有多种声音的对话与协商。也就是说，新农村文化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既是官方的，又是民间的。具体而言，应该注意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要克服单向度思维模式，加强与民间文化的对话。缺乏对话，我们就会思想停滞和僵化，只有对话才能带来不同取向的文化之间的碰撞，才能激发出文化的活力。传统二元文化模式，把城乡对立起来，以所谓的现代性城市文明对农村进行单向度改造，“改造的结果不是使既有的乡村文化成为一片‘废墟’，便是乡村文化在激起的消极抵制中等待重生。”[16]从客观上讲，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不是一成不变，乡村文化不是不需要重构，但文化的重构有其自身的特点，采取断裂革命的方式，往往适得其反，文化只有在对话中才能相互吸收，才能焕发新彩。
其次，新农村的文化应该是活的文化、参与的文化，而不是文化的化石。近些年，在新农村文化的建设中，政府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可谓尽财尽力。对一些濒危的文化遗存进行必要的保护，是功不可没造福民族的重要举措，但不少地方打着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旗号搞经济建设，搞所谓的新农村文化，这样的文化就不是真正的新农村文化。文化的基本层面是日常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才能创造出相应的文化艺术品与文化理念。现代乡村社会主体不可能脱离当下历史处境，如果人为地保护、复兴所谓的传统文化，势必导致乡村文化内在断裂，只能产生一些低劣的伪民俗文化及“伪农村文化”，甚至“文化僵尸”。真正的农村文化还应该是让农民参与的文化，民间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狂欢化，只有参与其中，才能体验到这一文化的魅力，才能激发个体的族群认同感。但由于传统文化形式被市场吞没以及传统节日的“空壳化”，导致真正富有内涵的文化活动缺乏，直接限制了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和热情。因此，政府应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经费的投入，应在农民喜闻乐见的地方文化上多下功夫，真正让农民有参与的机会，而不是把民间艺术精致化，使之脱离民间而供奉在庙堂之上，变成昂贵的文化消费品。总而言之，我们不能把农民既挡在新文化创造的围墙外面，又感叹他们不愿欣赏。其实只要看看那些在乡间出入喜寿筵宴的民间艺人，我们就会感到农村对文化的饥渴。
再次，乡村不是现代社会的“飞地”，不可能脱离现代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另类。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我们不能无视现代社会的存在，让农民留守于前现代社会，成为现代都市的文化主体怀古、怀乡文化想象的现实载体，成为文化消费的对象。农村新文化建设应该把传统文化中充满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文化因子”激活重构，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从而在文化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同构，这样，乡村才会真正成为宜居之地，才不会是老弱病残的无奈的留守之所。反之，如果乡村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城市，即使有宽敞的居所、便捷的交通，也无法留住居民，而失去居住的人，又何谈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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