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特色小镇是浙江省“十三五”时期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战略举措。文章从区域层面的都市圈、城市群和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全面阐述了生产力空间布局的理论基础，借助中心地模型，结合产业的区位选择，解释了浙江从块状经济到特色小镇空间布局的演变路径。特色小镇作为都市圈优势区位上的综合发展平台，产业与空间相匹配，内部叠加多元化功能，能集聚、锁定高端要素，发挥出特色小镇的生产力优势。
2015年6月4日以来，浙江省先后推出69家“特色小镇”试点，未来将会有一百家特色小镇分布在浙江大地。[1]浙江省委省政府指出谋划“十三五”发展，要着重研究战略支点、产业支撑、空间布局三大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优化生产力布局”。[2]特色小镇是面向十三五时期的宏伟目标、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战略举措，在生产力空间布局优化的战略版图中进一步丰富了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空间形态，将对浙江省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起到积极而长远的推动作用。
一、生产力空间布局的两个层面
生产力布局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再生产各环节、各生产要素的地域分布和组合。生产力布局理论又称区域经济布局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力诸要素的空间配置和组合。该理论主要是由前苏联的一些经济地理学家提出来的，后来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发展，对制订全国和区域的发展计划的工作有很权威的指导作用。当下在省域层面上考虑经济发展的未来规划，也通常用生产力空间布局来表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例如浙江省十三五时期设定的重要战略举措，如杭州城西科创走廊、杭州湾金融港湾、七大万亿级产业和特色小镇等，基本上就是围绕“生产空间布局”来展开。
生产力空间布局原理虽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设计的规划理念指导原则，但是它所指导的内容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质的特点是吻合的，与“增长极”等区域经济科学的理论也非常一致。[3]例如，生产力布局理论也认同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分散，强调在进行生产力分配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集聚和分散的关系，在生产要素集聚到一定的程度后，要合理分散，找到一个最佳的分配点。各种投资活动及要素的分配应优先投入具有较好发展环境和比较优势的区域，这样不仅能够尽快地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且也能快速的发挥其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生产力空间布局理论，曾经作为计划经济国家指导重大投资项目、重点资源要素配置、城市功能和产业发展导向的政策性工具，但就其研究的现象来看，与经济地理科学、区域科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高度一致，殊途同归。例如，城市群与都市带理论，产业园区与产业集聚理论，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生产力空间布局在指导区域规划和重点项目建设的实践中的理论支撑。
从以上生产力空间布局理论与经济地理学、区域科学的基本理论比较中，可以掌握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几个基本要素，包括关键性资源要素、区位、产业分工、交通联系等，这些要素揭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相关理论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说明，本文总结为生产力空间布局两个层面的理论支撑，一是中观的区域层面，二是微观的企业与产业层面。
首先，城市群、都市带等城市分工的组织形态是生产力空间布局在中观区域层面的体现。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次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4]并分析了美国东北海岸区的城市化，戈特曼研究中的大都市连绵带( Megalopolis)具有特定的条件: ( 1)沿特定轴线发展的巨大多核心城市体系; ( 2)城市间存在多种形式的相互作用; ( 3)空间形态上互相连接的都市区; ( 4)产业高度集聚。[5]戈特曼之后兴起了城市群等类似的概念，研究侧重于城市群概念、分布及形成机制等。发达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总量分布在若干个大都市圈或城市带，若干个世界级城市统领着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城市群对全球经济都有深刻影响，“全球巨型城市理论”兴起，各国加强了对世界级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的重视，力争通过世界级巨型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来吸引重要的产业投资，提升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6]也有研究关注到了城市群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城市群的空间格局影响到了一个区域的生产力水平。Markusen and Venables（2000）认为城市群内产业集聚是高生产率的结果,同时也是高生产率的原因,因为城市群内高效的金融中介服务、便利的交通网络、畅通的信息通讯等生产服务体系，城市间的产业协作更便利，城市间产业规模共享，是产业集聚并发挥集聚和辐射效应的根本原因。[7]可见，城市群的形成，城市群的作用，在理论上阐释了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形成及其作用，而依据城市群理论提出的政策建议，如加强城市间的交通联系，加强城市群大中小城市的产业分工，都与生产力空间布局理论高度一致。
第二层面是关注微观企业行为的产业集聚理论。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微观基础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及其空间维度的表现。马歇尔很早就关注到了产业与空间的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性对经济活动的深远影响，马歇尔称之为经济行为的空间外部性。[8]经济行为与空间的关联性归结为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9]空间分布，如果用经济行为间距离的关系来刻画，表现出经济行为之间的临近性。Arthur在论证硅谷的形成机制时运用到了区位选择行为外部性的影响，他认为受经济行为的空间外部性的影响，当微观主体在做出空间区位选择时，会优先选择与邻近的厂商为伍，后续的企业区位选择也会采取类似的模式。经济行为临近性而带来的外部性持续增强，动态形成了特定产业的集聚空间。[10]不同程度和范围的集聚，是更为一般的现象，带来的影响超出了经济活动的本身，因而也是效率的一个重要来源。Mills and Hamilton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学说，并将其运用到城市形成理论中，形成了米尔斯—汉密尔顿城市形成模型，它清楚地反映了产业的区位选择和集聚过程与城市形成之间的关系。[11]空间，在经济学理论中虽然并不是一种投入要素，但是又深刻的影响到了经济产出。经济行为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来的普遍的产业集聚，不仅微观上符合企业决策的目标最大化原则，产业的空间集聚还是区域层面上经济活动集聚的动力，最终形成生产力区域布局以城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基本态势。因此，产业集聚也是一种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形式，而且在实践上也深刻影响到了经济政策和经济规划的制定。
综上，生产力空间布局，通常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观察和分析区域经济的重要视角。尽管建立在不同的学理基础上，其对经济政策规划的实践指导，建立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之上，因而得到了区域层面上的都市带、城市群理论和微观层面上的产业集聚理论的支持。作为政策和规划的依据，完整的生产力空间布局，也必须使区域层面和微观层面两者成为一个整体。产业集聚形成的产业空间，既是市场个体的微观决策的结果，同时也在共享众多市场主体城市集聚的好处，这对于认识特色小镇的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核心内容，以及特色小镇的政策设计、规划建设，是一个更为基本、更为全面的理论视角。
二、浙江省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变迁
就产业集聚和都市圈、城市群格局这两个层面而言，浙江省的生产力空间布局有浙江的特色，而且一直处于不断优化之中，当前的特色小镇正是生产力空间布局优化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产业集聚与城市的互动
浙江独创的“省管县”体制，大大激发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从“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起步，绍兴纺织、大唐袜业、嵊州领带、海宁皮革等块状经济，在各自的产业细分领域占有优势市场份额。“块状经济”是浙江本土经济学者的概括，是浙江特色的产业集聚，引起了省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并由此派生出了很多关于浙江产业集群、产业分工网络等鲜活的案例研究。浙江区域层面上生产力空间布局也有所研究，通过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浙江的城市化和城市群的形成机制。[12]块状特色产业并没有彻底从“微笑曲线”底端走出来，产业转型升级滞后于消费升级。传统产业向研发和渠道两端的升级，企业总部更加倾向于向高端要素富集的中心城市集聚，工业制造业越来越需要城市服务功能的支撑。2000年以来，浙江的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战略也随着发生了从县域向都市的转向，打造若干个都市圈并带动提升浙江的城市化水平。[13]浙江省在保持原有县域经济活力的同时，适时推动行政区划调整推进“都市圈”战略，产业空间也随都市的空间扩展而相应调整。[14]在都市圈框架下，中心城市集聚的高端要素和现代服务业与都市圈的经济强县形成了要素和产业的优化匹配，在都市圈框架下逐步完善区域产业和城市发展的协调机制。浙江正努力通过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空间格局来改写浙江的经济版图，支撑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
（二）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变迁及其动力机制
特色小镇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兴起后，理论界从许多角度来解释特色小镇的本质特征，并以此来说明特色小镇的产业升级机制。盛世豪等认为特色小镇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它的初级形态浙江具有代表性的块状经济和产业集聚区。盛世豪将农村工业化的块状经济、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小镇看做是三种不同的产业空间组织，简称为1.0到3.0的三个版本。特色小镇的产业空间根植于浙江本土产业，是特色产业、产业集聚区升级的3.0版本。[15]特色小镇与较低版本的空间组织之间有较大的差别，可以共享到高端的生产性服务，提升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本文提出两个层面的生产力空间布局理论，能够在微观基础和区域整体解释特色小镇的空间特点和产业特点。
本文借助“中心地模型”，假定区位选择的微观行为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六边形均质空间里[16]，而且市场主体的区位选择行为具有马歇尔意义上的“外部性”，企业倾向于选择有临近的厂商来选址。Arthur注意到了企业的选择行为的外部性，会给企业带来报酬递增，只要一家企业在某个空间“占位”，其它企业如果能享受到外部性并随之“占位”，这将是一个报酬递增的过程，硅谷这样的“簇群”也是这样的一个报酬递增不断强化的结果。本文把具有自增强机制的“产业占位”与“中心地”相结合，来揭示生产力空间布局在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及其变迁。
六边形中心地代表无差别的空间，经济互动在六边形里随机分布，假定有六种产业，本地的产业和劳动力构成了潜在的内部消费市场和对外的产地市场，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中心地成为交易市场是最节省的生产力布局格局。显然，受共享产业外部性的驱使，每一种产业内部企业倾向于邻近选址，形成了同类产业围绕中心地分布的格局。当以市场为中心地，进而形成了产业的邻近集聚，类似于块状经济的产业空间1.0版体现了浙江农村工业化的生产力空间布局特色——块状经济。[17]
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城市化发展，城市化也能够为产业集聚提供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从而在更高水平上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城市化为产业集聚提供了丰裕的要素禀赋，为产业集聚提供了便利的基础设施。城市化使各项基础设施集中建设，为产业的空间集聚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出了综合效益和网络效益，通过加强水、交通、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产要素、人口、企业向城市集聚，增强了城市的凝聚力和承载力。[18]如图2所示，在中心地市场的外围叠加了新的六边形，代表新的集聚空间，各类产业为了共享城市化的外部性，区位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密度较高的城市靠近集聚，在中心地市场的周边形成了更为紧密的集聚空间。共享城市的服务功能，并由此产生集聚力，产业组织与城市化进程融为一体。[19]集聚过程中形成新的产业空间，新兴的城市与新兴的产业园、开发区构成了这一阶段的生产力空间布局，也可以称之为以产业集聚区为代表的2.0版本。
在产业空间组织2.0版本阶段，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明显，助推了产业成长和规模扩张，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带动了服务业本地化集聚。城市拥堵、要素价格上升等负面的力量一步步抵消城市集聚带来的正外部性，城市和产业集聚达到一个均衡水平，制约了产业的进一步规模成长，对土地要素价格敏感的产业外迁，由此观察到了产业和人口集聚的“逆城市化”现象。表面上看，产业外迁是产业空间“去中心化”的过程，似乎违背了集聚与外部性共享的基本原理。产业外迁到距中心地一定距离的空间，同样也会形成新一轮的产业集聚，不同的是外部性共享的内容有所变化。本文用图3来演示这一过程，曾经在城市集聚的若干产业，向城市外围转移，转移后的空间配置了对土地要素价格敏感性较弱的服务业，并形成了集聚。外迁产业为了共享城市特定的服务，充分权衡了与城市的通勤距离和要素价格，在城市的外围复制了新一轮的次中心集聚（如图3所示），特定的产业分别在大都市的三个方向上集聚。许多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外部性还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的外部性来说明集聚的形成，动态的外部性来解释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而动态外部性，如雅各布外部性、波特外部性更加强调知识和技术溢出的作用，其中专业的知识服务业组织完成了知识和技术向制造业环节的传递渗透。当知识服务业依赖于人员的流动和交流来实现外溢共享时，产业外迁仍然需要考虑知识和技术溢出的作用距离，因此产业外迁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区位，在要素相对低价格与知识技术溢出的成本之间合理权衡。根据可以观察到的现象，都市圈的生产力空间布局中往往会出现若干个次中心，既能保证特定产业的集聚，还能有效共享城市中心的现代服务业。
“特色小镇”非常接近以上的产业空间，城市服务功能与特色产业在都市圈的某一空间集聚，代表着城市化的一个更高级阶段。曾经在城市集聚的要素开始向功能更加专业、环境和服务更加优异的新空间扩散，在重新组合之后再次形成更加有产业特色、人文特色、生态特色的集聚空间。这些空间与城市既相对独立，又有密切联系，自身可以承担更专业的功能，仍然可以依靠都市区或中心城市享受更综合的服务。
三、特色小镇的生产力
特色小镇是“强县战略”转入“都市圈战略”后浙江生产力空间布局的一次优化，升华丰富了都市圈战略。从字面上来看，“小镇”似乎有悖城市化的趋势，难免有“一镇一品”较为低端的感觉。“在新常态下，浙江利用自身的信息经济、块状经济、山水资源、历史人文等独特优势，加快创建一批特色小镇，这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且有利于破解经济结构转化和动力转换的现实难题，是浙江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选择。”[20]建设特色小镇正是立足于在浙江现有的基础和优势，符合浙江省情，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集中体现在特色小镇的生产力空间布局之中。
什么样的平台能集聚高端要素并支撑浙江未来的经济成长，浙江未来最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哪里集聚，互联网信息经济等创新经济在哪里孵化，浙江未来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在哪里产生，什么样的空间能够托起创新驱动，能够带动产业升级？新常态下浙江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特色小镇这一类能支撑产业升级的空间，需要能够协调好城市和乡村发展的空间。十三五时期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部署注重生产力空间布局的调整，特色小镇作为其中重要的战略举措，发挥出都市圈综合特色平台的生产力优势，成为创新的策源地，成为高端要素的富集地，成为产业升级的高地，这是特色小镇作为全省大力建设的新一代空间布局的生产力所在。
（一）产业聚焦与空间匹配
特色小镇在全省层面上延续和推进了都市圈战略。带状、圈状、网络状的产业空间格局逐渐替代了中心点状(中心城市)、县域块状(强县)的格局，特色小镇顺应了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趋势，使都市圈城市群的产业版图更加清晰，小镇是高端要素的集聚地，也是都市圈产业关系的纽结点。特色小镇衔接都市圈、城市群的大平台，在专业化特色和区位之间形成了很好的匹配。特色小镇是城市高端要素扩散并重新组合而成的新空间，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是专业化要素集聚度更高的高产空间。
“小镇”的生产力优势来自于"特色"。“特色”就是专业化，就是产业聚焦。特色小镇平台聚焦在“七大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聚焦在传统产业的升级，聚焦经典文化资源的产业，承担着高端要素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三大使命。产业特色是特色小镇发展平台的灵魂，特色小镇要借助都市圈优势区位为产业升级创造要素集聚的条件，摈弃引进企业的简单做法，在优势区位上营造使高端要素扎根筑巢的生态环境。
特色小镇扎根在都市圈的优势区位，容易接受城市功能的辐射，能吸引到种类最为丰富的高端要素，尤其是创新产业的人才、知识和信息。在都市圈核心区布局信息经济等创新产业，可以营造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策源地，使创新要素锁定在“创新小镇”中，如互联网小镇、云技术小镇。在都市圈的外围，在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周边，高度流动性的高端要素与流动性较低的制造业要素交汇，承担起创新链、创意链与制造链的结合。高端装备制造和智能制造的支撑新要素在“制造小镇”中集聚，如云制造小镇、动力小镇、机器人小镇。中心城市吸引高端要素在小镇与丝绸、茶叶、青瓷等经典文化相遇，碰撞出“文化小镇”，如湖笔小镇、黄酒小镇。创意要素与不可移动的生态景观资源在“小镇”相遇，结合成了“休闲小镇”，如森林温泉小镇、茶香小镇与都市圈、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共同编织未来版图，在最有利的区位和环境下，促使高端要素和产业相结合。
（二）专业化产业特色叠加多元化服务功能
特色小镇不是产业平台的复制品，而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是一个具有社区功能的城市综合发展平台。特色小镇综合了各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包括文化特色、生态环境和规划建设的特色等等，以产业功能为核心，依托了社区功能的人际关怀，借助了文化功能的价值内核，附着了旅游功能的外在形式。因为产业、旅游、文化、社区四种功能的叠加，特色小镇平台不仅有核心的产业功能，还有内在价值和外在的视觉形象以及人文关怀。特色小镇平台不仅能集聚产业，更因为宜居而集聚人才，适宜孵化创新。
特色小镇的社区功能是对传统的产业平台的一种突破，也是在实践"产城人文"融合。特色小镇引进相关的社区服务业，例如健康休闲、居家服务、知识培训等，充实特色小镇的社区功能。例如互联网梦想小镇集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生活空间于一体，引进了YOU+青年创业社区、万喜年食堂以及便利店、咖啡馆、创业公寓等职住配套，为创业者量身打造满足工作、生活、商务、社交、娱乐等功能混合的创业社区。玉皇山南基金小镇设置的服务设施，有咖啡馆，有食堂，综合服务中心，并与周边社区能相互融合。开通了国际医保服务，将普通小学改造提升为双语小学，“零距离”、“零时差”为小镇企业服务，因此能集聚大批顶级私募机构以及一批知名文化人士。基金小镇做到了产业平台社区和生活社区，相对独立但又能无缝对接。
文化功能传递了特色小镇企业的文化关怀，传递工业精神和企业理念；旅游功能拉近了产品与消费者的距离，在近距离的体验中移植了品牌企业的影响力。制造业小镇围绕生产、体验和服务来设计旅游功能，比如嘉善巧克力甜蜜小镇突出“旅游+工业”特色，围绕甜蜜和浪漫主题，整合“温泉、水乡、花海、农庄、婚庆、巧克力”元素，全方位展示巧克力工艺文化和浪漫元素。
四、研究展望
浙江省特色小镇从2015年6月开始启动至今也不过一年多，还是一个发展中不断完善的新生事物。特色小镇的理念以欧美发达国家享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小镇为蓝本，毕竟是从浙江省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实践中提出的一个发展战略举措，立足于浙江的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从现实出发设计了政策体系，充分动员了政府和市场主体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显然，特色小镇这一创举，来源于现实中浙江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变迁，先于理论的探讨，并在实践中检验和调整政策。随着特色小镇建设的深入推进，特色小镇到底是什么样的新生事物，理论上的问题不断涌现。本文初步从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实践角度，提出相应的理论思考，以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变迁来回答特色小镇在理论上的核心本质。
特色小镇类型众多，产业基础也不尽相同，生产力空间布局的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即城市化与产业集聚的互动，基本上能够概括绝大部分的特色小镇的产业发展问题。特色小镇的产业各有目标，传统产业要升级，经典文化产业要复兴，新兴产业要培育，都离不开高度流动性的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的投入。产业集聚能否吸引高端要素，能否锁定高端要素，这是当前特色小镇产业培育、功能强化过程中普遍的痛点。围绕要素集聚锁定，围绕多元化功能的重叠，还需从理论上要深入思考特色小镇的本质属性和特点，还需要从多个角度去回答“特色小镇是什么”这一问题。特色小镇更多的问题发生在实践中，以特色小镇作为都市圈创新产业培育、传统产业升级的综合发展平台为基本前提，可以深入研究特色小镇的产业定位、城市群分工、文化与旅游功能的嵌入等问题，深入研究特色小镇内部高端要素的组合，如何实现学术研究资源与技术创新资源的对接，进而与资本的快速对接，创新与产业化的对接等等，因此，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的问题也尤为重要。特色小镇的平台功能取决于多种高端要素的整合，而降低交易成本考量着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的智慧。总之，特色小镇发端于浙江实践中勇于创新的肥沃土壤，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白小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浙江省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与城市经济学。陈海盛、王松，浙江省委党校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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