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城镇空间格局（1）：历史视野
历史上的中央王朝都希望能够更牢固地控制疆域，以行政等级序列为逻辑的城镇体系布局思维，长期根植于中国大地上。
第一次大规模筑城时期是在约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气候温润，物产较丰富，促进人口增长与聚集。《春秋》、《左传》等记录在案的城镇，有一千多座，甚至有国外学者认为当时的城镇超过了两千座，这个规模与当今的县级行政单元城镇数量相差无几。秦统一六国后，以“首都-郡县”为主的城镇体系一直延续至今，并对后世的新城镇设立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除了行政序列以外，交通方式与布局，经济重心调整、对外开放政策等，也是影响国家城镇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以下，先从三个时代概述中国的城镇格局演变。
一、大陆交通主导时期形成的围绕首都的城镇格局
无论是秦围绕咸阳的驰道（栈道）系统、两汉的邮驿系统，还是以隋唐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开凿人工运河沟通全国河网的水道系统，都体现出国家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覆盖全部国土的交通运输与城镇管理体制。《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秦驰道是一项复杂的交通运输系统，由于轨道和枕木系统使得马车拉运的速度和效率有了很大提升，有学者甚至提出，一天一夜的马车速度可以达到600-700公里[1]，这简直是古代的“高速公路”系统。因此，秦朝通过北方大道、东方大道、川陕大道、西北大道、秦楚大道等道路几乎可以实现一周内可达国土的边疆地区（除去夜晚休息时间）。这几乎将围绕咸阳为中心1000公里范围内的原七国重要城市都覆盖进来，这不得不说是一项世界奇迹。
优良的道路系统需要有良好的保障系统支撑。早在《周礼》中就对交通保障系统做了明确规定，其记录到“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但毕竟，马车拉货物，重量十分有限，真正具有大规模、长距离运输效能的还是水运。隋唐之后建成能覆盖国土绝大部分大江大河的水道系统，在提升全国国土通达性和运输能力方面有了飞速提升，将国土范围内的农村、各级城镇均纳入“农耕-商贸”经济循环体系中。隋朝开通的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沟通了海、黄、淮、江、钱塘五大水系，第一次在国土层面上建立起国家级运河体系。特别是宋元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后，我国的经济有了一次飞跃，迅速问鼎世界经济第一强国，之后长达千年，直到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比肩。
这个时期，依赖水运的城镇逐步繁荣，那些传统陆路城镇由于缺少腹地物资支撑，就逐步衰落。长安的衰落，既有政治军事影响，也不乏干旱水患困扰下供给乏力之故。隋唐时期全国水运体系构筑了以洛阳为中心半径1000公里的城镇体系和半月交通经济圈。两宋时期，由于运河带来的丰富物资，使得开封、临安两城在短短百年内很快成为人口规模过百万的超级大都市。而元明清的北京，虽然偏离当时中国的人口与经济重心地区，但正是由于京杭大运河的漕运作用，加上通达关内关外的陆上交通系统，使得北京作为800年国都的地位无可撼动。
隋时代的人工运河系统示意（图片来自网络）
此外，邮驿系统是依附于古代城镇体系上的重要支撑系统。邮驿系统虽然多是官僚体制传唤信息的重要系统，但其密布于国土之内，使得圣旨能有效传递及覆盖到国土范围内所有城镇。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续汉书·舆服志》记载“驿马三十里一置”。快马加鞭加上驿站换马飞奔，能实现公文日送200公里。到了东汉，全国的邮驿系统长度居然达到32000公里。邮驿系统除了传公文外，边疆地区的军事情报传递也十分必要。同时，邮驿系统还有其他脑洞功能，比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典故与诗文。再后来，通过海上运输，明朝将邮驿功能延伸到了非洲沿海[2]。
悬泉置遗址（图片来自网络）
古代的陆地丝绸之路，是以首都为核心、连通世界的开放体系。历史中的丝绸之路，是繁荣时期开放城镇发展的见证。无论汉唐的陆地丝绸之路、宋元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是明清的草原丝路，都是我国城镇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进行经贸交流、文化科技传播的重要见证，体现了开放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国力雄厚、疆域广阔的统一王朝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高，显现出融合与包容的发展局面，多元民族的文化、宗教、技术交往也最为活跃，沿线城镇发展兴盛。虽然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衰演变，没有显著改变我国城镇空间分布大格局，但丝绸之路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还是十分突出。
其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国家首都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如汉唐时期的长安、洛阳是各国使臣朝拜，商人与宗教人士频繁光顾的大都市；二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在军事戍边、屯田和商贸移民活动、宗教文化传播的影响下，逐步发展出诸多城镇。唐代的安西和北庭都护府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军事、政治管理中心；疏勒、于阗、楼兰、龟兹是四大佛教文化名城。如同丝绸质地柔弱，陆上丝绸之路本身也十分脆弱。由于受到气候变化与战火袭扰影响，兴衰变迁较为频繁，如丝绸之路南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的古代城镇楼兰、尼雅等，在宋元之后逐步荒废，直至湮灭在沙漠之中。
丝绸之路重要城镇关隘示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
丝绸之路主要景点
二、海洋运输的兴盛，深刻改变了城镇布局
隋唐以后，特别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所依托的港口城市竞相繁荣，这些城市为国家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国家“榷货税”的重要载体，因此，沿海城市在国家城镇空间格局中的地位日渐突出。
与此同时，沿海城市通过内河航运或陆上交通线，与内陆城市建立了“港口-腹地”的贸易体系，推动了内陆城市发展。
如汉代，沿海地区就形成了琅琊港（青岛）、褐石港（烟台）、徐闻（湛江）、合浦（防城港市）、南海港（广州）五大港口格局，到唐代又新增了东莱、永宁（今温州）、梁安（今泉州）等港口城市；又如元明清时期，景德镇通过长江水系及赣闽通道，与沿海的宁波港、福州港、泉州港建立了陶瓷出口贸易运输体系。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港口（图片来自百度百科“海上丝绸之路”词条）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港口（图片来自网络）
全球第一次工业化浪潮后，全球资本进入各国经贸往来中。清朝由于逐步实行沿海和内陆的封闭政策，导致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城镇走向衰败。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沿海、沿江地区和内陆边境地区被迫开放，中国开始被动参与全球资本经济体系的大循环，国家的城镇空间格局较过去2000多年有了大变动。
这个时期，沿海地区通商口岸逐步增多，西方列强通过铁路建设将势力范围深入内陆，并迫使内陆地区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如20世纪20-40年代，东北地区和山西省等资源富集地区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带动一批工矿与工商业城镇发展。随着外国资本和势力的扩张，上海的国际化地位逐步确立，天津成为北方的国际门户与经济中心，武汉、重庆、南京、厦门、福州、宁波、青岛、大连的近代工商业开始起步。
这里，要提一下整个东北地区的开发，以中东铁路为骨干，将整个东北地区腹地与大连（旅顺）港串联，形成了我国近代一套完整的“港口-腹地”开发开放格局。20世纪30年代的大连、沈阳和哈尔滨都是外国人云集的大都市和新兴工业重镇，相比较我国其它内陆地区先进不少。
东北地区城镇体系变迁（20世纪前40年）
哈尔滨老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稍多说两句广州与上海，两者均是海洋运输的海洋文明重镇，但其成长路径有极大差别。
广州是代表中国自身开放的典型城市，由于其远离皇权中心，又靠近海洋运输的国际航线，因此自公元3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南方门户和经济中心。广州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经久不衰的港口城市，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赞叹道“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上海是我国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结合产生的新兴工商城市，同时受到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向东（长江下游）转移的激励，一跃从一个沿海小渔村发展成为了近代东亚地区不可匹敌的国际化大都市。20世纪30-40年代，上海外国租界除了大量公务、商务人士外，还有大批“洋沪漂”源源不断流入上海。有学者认为，这个时期上海超越了广州，其实如果将广州-香港捆绑在一起作为中国南方门户，则二者的经济与门户地位同等重要。所以，直到今天，国家要充分利用这两个门户，首都与其二者的高效交通大通道连接是必需的。京沪、京广两大交通通道，也是陆路上最繁忙的交通通道。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城镇空间格局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里，我国经济总量增长达80多倍，城镇化水平从1980年的19.4%快速提升到2015年的56.1%，年均提升1.02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城镇化空间格局巨变，总体上形成了对外开放格局与城镇化空间格局相互影响促进的局面。一方面，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引导了各类经济要素聚集，推动了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促进了人口的聚集和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也带来了空间的聚集效应，又进一步引导了重要国际门户与枢纽设施的布局，推动了开放升级。总结来看，可概括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至1992年的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当时我国采取出口替代战略，国家宏观开放政策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1979年，广东、福建两省获“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政策，其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相继获得经济特区特别待遇，成为我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窗口。之后，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相继开放，建成一批承接国际产业和资本转移的开发区。
特别是在“七五”计划以后，我国按照“梯度推移、非均衡发展”的开放思路，将资金、人才等资源向这些已开放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进一步倾斜，长三角、珠三角、厦漳泉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建设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这个时期，香港的影响不可忽视，其通过向大陆投资和产业转移，为沿海地区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基地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二个阶段，1992年至2001年之间的改革开放探索时期。期间邓小平南巡讲话，一系列财税、土地政策，进一步促使我国的加工制造业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这个时期我国的GDP年均增速高达10.4%[3]。沿海地区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基本实现全面开放，涌现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浦东新区也顺势确立了国家级战略地位。1998年，沿海开放城市的GDP总量占全国的17.74%，整个东部地区占全国外资利用的85-90%[4]。
沿海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步对内陆腹地形成溢出效应与辐射效应，空间呈现“沿边、沿江、梯度推进”的发展格局。1992年，我国开放了丹东、珲春、图们、绥芬河、黑河、满洲里、额尔古纳、二连浩特、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瑞丽、河口、东兴等13个边境城市，开放了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5]；2000年又提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举措。这个时期，我国的城镇空间格局由原来的绝对不均衡发展向着相对不均衡发展转变。
第三个阶段，2001年至2009年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时期。中国加入WTO等重要事件进一步推动了对外开放政策向全国层面扩展，我国提出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战略。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为横轴”的两横三纵城镇化发展格局，成渝、中原、关中、长江中游等中西部地区的城镇群开始发育，在承接外资和境外产业转移方面开始加速。总的来看，虽然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呈现出东部地区集中向全国范围内相对扁平化布局的转变态势，但城镇空间格局的区域差异依旧十分明显。
第四个阶段，2009年至今，深度参与全球事务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至今没有平息，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处于深度调整中，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国际市场依然不稳定，唯独印度发展后来居上。为了应对外需急剧萎缩的冲击，我国启动了“四万亿”短期投资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而该项举措到2012年底，出现了明显的投资边际效益下滑态势和产能过剩局面，为此国家又提出，被誉为“对外开放2.0”模式的“一带一路”战略。在这一战略下，国家积极推进自贸区、国家级综合保税区与保税港区、边境合作区等开放政策；2011年3月，渝新欧首开成功后，先后有蓉新欧、义新欧、苏新欧、汉新欧等国际贸易大通道开通；2015年国家批准在杭州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来，2016年又有12座城市获此称号。
这个时期我国城镇发展格局开始出现较大规模调整，部分交通区位好、基础设施完善和经济基础较好的中心城市发展速度领跑全国，对外开放程度也得到极大提升。如当前重庆、成都两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度已占到全国的8%左右，甚至大幅领先于诸多沿海开放城市。又如，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重庆、成都、郑州、合肥四座中西部城市更是受到国家政策和市场资金的追捧；2015年全国机场货运吞吐量排名，成都、郑州、昆明等城市的货运排名已位居全国前十。
四、易忽视的历史视野中的边疆城镇格局
边疆地区的概念根植于我国历史各个时期，围绕首都到皇权管辖范围，形成“封邦建国”局面。边疆的实体化是历史长河中的国家战争所不断塑造的：将重要军事堡垒、边塞行政中心列在最易发生冲突的争分地带，久而久之就成为边疆。这里主要谈下在中国历史大统一时期，中原中央王朝拒北方游牧民族的边疆政策。
自春秋到秦汉，再到明朝的修筑的各历史时期长城，最能反映边疆概念。如燕建设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来拒胡，宋辽时期的燕云十六州百年战争，又如明朝沿长城一线的九边重镇连接并镇守整个北方地区。唐朝的安西四镇，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全，成为唐帝国连通世界的重要桥梁。中原王朝的北方边疆的城镇布局与所在朝代的国力强弱息息相关，城镇布局体现出军事封锁边疆与边境开放交易的相互交替过程。不管是西汉、唐或清代等国土辽阔地域，边疆与首都的距离大致在2500公里以内。所以，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有一个繁荣、稳定、开放的边疆支撑，或有经贸、文化交往密切的领国毗邻。无论怎样，历史上的边疆城镇格局及政策必须引起国家当前足够重视。
西汉、明朝的边疆及重要城镇
西汉、唐、清的首都与边疆地区及邻国的空间关系
[1]该数据出处参见百度百科“驰道”。
[2]详细内容参见知乎《中国古代的邮驿系统是怎样的？》。
[3]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GDP
[4]资料来源：各时期的《中国统计年鉴》。
[5]剧锦文，“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机遇与挑战，经济日报，2015年4月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402/c70731-26789933.html
国家城镇空间格局（2）：地理视角的人口与经济
一、人口分布的胡焕庸线
首先回顾下两千年以来的中国人口大迁徙历史。翻阅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的人口与城镇变迁，是一部宏大的人口迁移、深耕土地的历史。
自春秋战国以来，在战争逼迫下，产生了三次席卷全国的人口大迁徙。北方人口不断向南方纵深迁移，并带动相应流域地区开发，城镇也逐步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拓展。总体上，气候条件温润的地区，相应流域沃土得以深耕，往往成为人口与城镇密集分布的区域。如东周至秦汉时期，渭河平原、黄河中游平原、华北平原和山西盆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又在上述地区之外增加了成都盆地、江淮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和浙东平原等地；五代十国至宋元时期，又拓展到长江中游平原及两湖流域、福建沿海小平原等地；明清时期，多了东南沿海及南海地区出海口平原，19世纪后又增加了东北大平原。
从人口规模占据国家地理的重心角度看，中华大地的人口重心，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五代至宋元时期，人口聚集中心由黄河中游逐步转到长江下游，由此，我国南方人口总数超过北方；第二次是清中期到现代的三百年里，北方地区人口经历了爆发式的恢复，秦岭-淮河南北的人口逐渐相对均衡。
再看100年以来的中国人口与城镇变迁。胡焕庸线的提出，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到现在已有80多年。期间，战争、政治和经济格局，对人口流动和迁移产生过重大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逐步恢复并加快发展，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比重有微弱变化。中科院国情与发展战略研究组通过计算指出，自1953年以来，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人口比重缓慢下降。1953-2000年间下降了0.29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006个百分点；2000-2010年间下降0.1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018个百分点[1]。如果将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考虑进去，实际上人口略微有净迁入[2]。
2000年和2010年的中国人口密度分布
虽然胡焕庸线表达了我国人口分布基本规律，但这不意味着它是人口迁移和就业的分界线。一个区域，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重超过1，则说明外来人口迁入较多。从六普统计数据看，除了我国东部沿海三大城镇群、中西部地区主要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以外，胡焕庸线以西尚存在较多的人口流入。当然，流入人口规模并不大。同时，从腾讯大数据反映的人口流入与流出空间格局看，近年来在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的确存在新兴的经济增长点，主要在陕蒙、甘南、青海和新疆中东部等区域。
过去60年里，从建国初期的新疆屯垦戍边与东北黑土地开发，从“大三线”建设到“上山下乡”，再到改革开放的“孔雀东南飞”，我国的经济格局版图有很大调整。经济格局变化，人口的空间聚集度进一步提升。按照国务院关于城市人口规模而划分的新标准，2014年底中国50万规模以上中等城市超过180座。其中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城镇数量为89.5%，比总人口比重则略小。这是由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有不少为百年以来新建的工矿型城市，人口聚集度相对提高。
再将视野放宽到亚洲，胡焕庸线堪为“亚洲之弧”。该区域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东源、秦岭、阴山-燕山、大兴安岭等山脉山系组成。这个区域是亚洲地区两大历史悠久文明古国的发源地，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明的演化区域。
笔者认为，这条弧线意义十分重大，其代表了东亚、南亚农耕文明古国的发展脉络，弧线以东、以南的100-300公里范围，是古都最为密集分布的区域。在开放发展的今天，东亚与南亚的互信连通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都有着直接影响。
二、当今中国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及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纵观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由“十五”和“十一五”时期的全国山河火力全开全速发展，到“十二五”时期南方全面超越北方，内陆地区加快崛起，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正在经历深度调整。这预示着新的不平衡问题出现——南北发展差距扩大。史育龙等人发现，自十五以来的三个五年里，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由前些年的全国相对均衡增长变为南方地区（秦岭淮河以南）增长为主。
笔者也注意到，自从2011年我国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压力陡增以来，以矿产采掘、能源生产、原材料加工等行业为主的资源类地区开发逐步降温，这里尤其集中在华北、西北和东北的大兴安岭等区域。由于能源原材料市场萎缩，连天津和大连港口运输职能都受到明显抑制。有个明显信号，最近央企重组后，原来天津、大连的中国远洋总部撤离到了上海、广州，而天津原来是中远散货总部，大连是中远油运总部。此外，东北经济面临一轮深度的结构性调整，或许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经济的深度调整对城市人口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从35座重要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部分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市）的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变化[3]看，北方地区的城市，甚至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在显著下降；而南方地区、西南地区城市的人口吸引力还保持较强态势。从最新的人口增长情况来看，北上广深四座城市中，上海的人口进入明显的下行调整时期，北京人口进入缓慢增长时期，但广州、深圳两座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依然相对强劲。
注：东北四城为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华北六城为北京、天津、石家庄、呼和浩特、济南、青岛，长三角八城为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温州，珠三角四城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海西2城为福州、厦门，中部五城为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南昌，西部六城为重庆、成都、西安、贵阳、昆明、南宁。
随之而来的问题不容乐观。
第一，北方地区人口持续减少的，除了东北，还有整个西北地区，经济衰退直接影响这些区域的社会稳定发展。如东北地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1.03%、1.03%和1.0%，远低于全国水平的1.5%；再加上该区域人口持续外流，2010年的人口净流出180万，与2000年人口净流入36万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整个北方地区人口基数依然庞大，华北、黄河中下游等人口规模大（超过1亿人）、密度高的区域，经济发展如果进一步失速，社会问题将逐步显现。中国自宋元以来，淮河流域以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强于北方，南北差距长期存在。这种差距持续扩大，将影响整个北方地区的稳定。因此，未来寻求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相对契合的空间发展政策，缩小南北方差距，或许是新一轮空间政策难题。
第三，胡焕庸线两侧是过去的农牧交错带（400mm降水线），由于是我国第二级自然地理台阶区域，地质构造形成了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当前也是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地。当前该区域内分布有大量分散的工矿就业，但随着宏观经济调整，工矿业将面临产能压缩，涉及需转岗再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不可忽视。
[1]中科院国情与发展战略研究组《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趋势——尝试回答李克强总理之问》，2016年。
[2]笔者通过计算，2000年胡焕庸线以东占陆域国土43.5%面积上居住着93.80%的人口，到2010年该比例略微下调到93.65%。
[3]这里用市域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数据，能够间接规避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机械增长率不易获得的问题。当前部分新闻媒体采用常住人口变化来对比城市人口增长的说法存在严重的技术分析纰漏。
国家城镇空间格局（3）：开放发展的角度
一、双环流下的全球新贸易格局
价值双环流是我国未来开放发展应坚守的重要格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辉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将产生价值双环流格局下的新贸易格局，一方面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科技、政治领域全面交流，另一方面是与经济相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贸、产业、基础设施、文化等交流合作。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是国际贸易大国，但不是国际金融大国，并且，受制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约束和汇率影响，长期以来在国际产业分工和经贸中始终处于价值链中低端，虽然贸易量巨大，但换回大量美债，“真金白银”却不多。我国在全球性金融管控、资源定价、技术服务、文化输出等方面的话语权相当薄弱。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价值双环流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一体化程度加强。虽然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进出口的比重在下降，但经济要素流动却在加强。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的并购整合、创新技术联动、服务外包高端化等方面。尤其是创新方面，如华为，已初步建立了全球的创新网络，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能获得国外大量一流技术专利。另外，国家也在大力推进国内的技术创新升级，因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整合趋势一致。
另一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加强。尤其在2010年后，我国与全球的经贸增长区域主要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等。2010-2014年，中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的GDP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6%、7.3%、6.4%、5.8%和6.3%[1]。与此同时，我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中亚国家贸易的增长也显著增加，目前俄罗斯位居我国贸易国家第十位，2013年我国与俄罗斯进出口总额为892.1亿美元[2]。同时随着我国通过融资等方式大规模参与其它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参与本地产业投资和供应商体系建设，已经在摆脱单一贸易依赖方面有重大进步。
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上图表不包括中国大陆对香港直接投资628.24亿美元）
在全球供应链体系方面，中国将逐步向价值链高端移动。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版图核心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中国传导北美、欧洲、日韩等国家的技术产品、技术服务，并辐射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的大宗物资交易、产品输出，其枢纽作用将明显增强，跨境电商的发展、基础设施境外投资和中国装备制造业产能输出，将伴随着这一枢纽作用的发挥。比如，苹果的全球供应链厂商中，来自东亚和南亚地区的占到80%，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国的珠三角（包括香港）、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当然，从商品的全产业链价值看，苹果的制造业和配件采购，是其知识产权保护下的价值环节的一小部分。又如，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参与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仅占投资对象国家基建投资的1%左右，预计到2030年将提高到5-8%
（占产品出口总量的百分比，世界银行）
二、 “一带一路”将深刻影响我国城镇发展格局
未来我国将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形成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并进一步加强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等两个次经济走廊地带的关系。同时，国家也将充分利用海上重点港口及所在城市，建设通畅安全的海上运输大通道。主要影响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的高端服务中心将加快崛起，逐步具有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尤其是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相继落户北京、上海等城市，一批融资租赁、离岸金融和商贸金融产业相继在自贸区落户，未来沿海地区将成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我国众多企业走出国门，需要大量人力和技术服务的支撑，也为东部地区主要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提供良好支撑。此外，东部地区将是我国科技创新与全球创新要素进行整合的重点地区，支持产业升级的各类创新基地将加快落户沿海。
其次，内陆地区面向新兴国际市场寻求制造业转移、商贸发展与文化交流，这将有历史性突破。当前我国内陆地区面向国际市场的商贸活动显著增强，一是以重庆、成都、西安、武汉为首的中心城市外向型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二是边境口岸地区的进出口额度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推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并为内陆口岸城镇建设提供良好机遇，如黑龙江的绥芬河、内蒙古的二连浩特、云南的瑞丽、新疆的霍尔果斯和喀什、广西的凭祥等地，都已成为面向境外区域的重要门户。由于我国内陆地区临界的国家往往具有文化多元特点，内陆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重要性尤为突出。
第三，对外投资与跨境电商成为撬动区域经济均衡布局的重要动力。跨境电商发展将使得我国的进口物资快速增加，拥有自贸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口岸的地区将成为全球商品物资进入中国的窗口。2014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2万亿元，同比增长率达35.5%，占进出口总额的15.9%[3]。跨境电商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加强，为产能与商品输出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国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增速分布
（中国大陆地区，2008-2012年）
三、对外开放格局下的内外联动开发合作模式
以自贸区、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示范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电商示范区等为主体的开放政策区，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全面升级。这些开放合作平台使得诸多原本的末梢地域转变为开放的前沿，使得内陆封闭的市场体系加速融入全球经济循环中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自贸区+国内产业基地的联动模式。目前国家已批准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在推进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模式、金融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以及负面清单等方面有新的创新突破。这为我国的产业组织和产业生产服务释放了大量发展空间。自贸区在我国的产业链组织中扮演了重要的枢纽作用，将外部的资本、技术和信息粘合在一起，并逐步与国内众多产业基地建立起产业关联。自贸区通过产业生产服务组织，如融资租赁等形式，将内陆诸多上下游产业群体链接在一起，这种链接具有“长程效应”，超越了300公里范围的产业梯度转移临界。其它地区通过设立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即可通过关税减免，抵消交通成本、劳动力成本等不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自贸区为我国进口全球商品进一步敞开大门，“国际空港+综合枢纽+全球产业配置基地”形成的内陆开放高地，已在内陆的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区域中心城市建立起来。
我国的自贸区、国家级保税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分布
（截止到2015年10月）
第二，沿海中心城市+海外港口产业合作区。我国积极投资开发海外资源，拓展海外市场，也需在具有洲际、国际影响的境外港口城市，建设大规模产业基地，作为国际贸易和中转加工制造的重要跳板，也是保障我国能源、战略物资安全运输的重要纽带。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我国将在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国家或地区的沿海港口建设大型产业基地。如我国已获租巴基斯坦瓜达尔港2000亩土地为期43年的开发使用权。未来将形成沿海中心城市+海外港口产业合作区的发展模式，我国沿海部分重要港口将向着国际中转贸易港转变，并推动国际航运服务、航运金融等功能发展。
第三，洲际陆路货运通道将串联起“内陆中心城市+内陆口岸+境外产业合作区”的联动模式。当前内陆中心城市的枢纽集散功能与边境口岸地区的中转集散功能的协同效应开始形成，共同承担起国际商贸物流的重要纽带作用。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乌鲁木齐-霍尔果斯、昆明-瑞丽、凭祥等“中心城市-口岸”的经贸联动体系在稳步推进。跨国陆路交通运输通道所连接的境外主要中心城市、口岸或港口地区中，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战略节点，是中资企业投资发展的首选。未来，可以开展双边合作共建境外产业合作区的模式，推动中转加工贸易、商品集散、创新服务发展和生活功能配套建设。如欧亚大通道上的波兰，是欧洲的“心脏”地带，劳动力丰富且成本相对较低，波兰也拥有航空、农产品等比较优势产业，因此波兰可成为中国商品物资进入欧洲各国的重要枢纽，以及与中国产业链整合的跳板。
我国的开放政策区布局示意图
[1]世界银行数据库
[2]引自凤凰财经，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302/11782846_0.shtml
[3]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现状趋势及主要平台发展策略》
国家城镇空间格局（4）：谋略国家城镇空间格局
国家城镇空间格局（全国城镇体系）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推进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重要载体。空间格局的建立，战略棋子的落地，需要历史视野、地理视角、开放眼光的全面审视，并以系统思维来谋略。
承接以上论述，我们需要重塑空间发展的对外与对内的关系。
对外方面，城镇空间格局需要顺应全球经贸环流及政治格局发展趋势。对外关系将由过去30年的“发达国家消费—中国生产模式（Made in China）—内生资源消耗”逐步转向未来30年的“发达国家技术合作—中国消费—东南亚、南亚制造—全球资源利用”模式。
对内方面，城镇空间格局需着眼于开放格局下的区域相对均衡发展，尤其注重缩小南北差距，并激活胡焕庸线东侧既有城市潜力。由此，对内关系从过去30年注重东西方向的“沿海-腹地”的产业梯度转移与人口流动格局，逐步向“沿海+内陆”的相对增长和“陆桥+南北大通道”网络化格局转变。
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首都地区在国家城镇空间格局的地位需要有更为清晰的表述，无论陆权还是海权的地缘政治格局下，首都地区都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对外国际门户和对内联系中枢。
一、开放的全国城镇发展格局
观点1——构建“亚洲脊梁”，打通连接北京，贯穿中国西南-东北方向的城镇发展脊梁。这条“脊梁”的构建与胡焕庸线和潜在的“亚洲之弧”人口分布密切相关。
对内来说，胡焕庸线贯穿的我国第二级地理大台阶东部100-300公里，是历史上人口十分稠密的区域，分别串联了自北京、大同、太原、西安、成都、重庆所在的古都或重镇，是历史上向西开放的中心枢纽；同时，东北的沈阳-哈尔滨城镇走廊和西南的环滇池周边地区，分别是重要的区域性城镇发展密集地区。
观察近100年的国家战略选择，会发现，这条走廊上的城镇，同样受到国家重大产业、交通项目的支持，特别是在民国时期、新中国“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这条走廊上是我国老工业基地聚集最多的区域，借势提振这些工业城市，也是国家所需。未来，这条城镇走廊上既有的国防军工和大科学实验基地，未来将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这条“亚洲脊梁”的贯通，对平衡我国南北经济格局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对外来说，这条城镇发展走廊紧密呼应“亚洲之弧”。我们不能忽视这条线以南地区的人口规模与整体经济的崛起，除了中日韩的东亚经济圈（人口规模约15.5亿）以外，还有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印巴经济圈（人口规模约16.2亿，其中印度13.3亿），以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为主体的东南亚经济圈（人口规模约5.6亿）。
未来，这三大经济圈的贸易分工格局将逐步显现——尤其是，公认进入黄金增长时代的印度，2015年以经济增速7.9%列居全球第一。由此，东亚、南亚与东南亚之间互联互通的陆路大通道建构，对破除马六甲海峡的瓶颈、实现区域共同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以北京首都串联几大古都，将构筑起我国参与全球文化、政治事件交往的重要窗口。因此，“亚洲脊梁”的建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当年抗战最艰难时期的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未来将是国家保持兴盛繁荣的重要基石。
“一五”时期我国重点城市开发建设示意图
（底图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课题《“一带一路”空间战略研究》）
观点2——向海延伸，串联起环太平洋西部城镇密集带。过去30年里，全球产业链分工重构，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和辽宁沿海为支撑的国际化门户地区及城镇群，造就了一批新兴开放城市和制造业重镇。若从当前经济联系格局看，更多体现出“沿海-腹地”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代表了华北-西北、长江流域、华南地区的经济重心和对外交往门户。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国际事务全面参与，这些城镇群之间的交流合作将显著增强。当前京沪之间密集的航空、高铁班次和人口流动数量充分说明这种沿海的横向联动关系。
因此，在构筑世界级城市群城市、全球化城市地区的同时，未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环太平洋西部的城镇密集带。再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这条沿海城镇密集带将进一步与日韩、东盟之间产生更紧密的交流合作。
观点3——海陆联动，打造跨国的开放发展走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直接载体就是建立起中心城市与内陆边境口岸地区（或边境中心城市）的交通大通道。除了“亚洲脊梁”形成的向西南（连接印度-巴基斯坦、东南半岛）和向东北（连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两个大通道以外，以绥芬河-珲春、黑河、满洲里、二连浩特、霍尔果斯、喀什、亚东为主的口岸地区，也是若干条重要国际大通道的连接节点。尤其是我国纵深腹地的亚欧陆桥，历史上以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未来仍将是重要的贸易与交往通道。但其格局将有巨大改变。
首先，在胡焕庸线以西将形成多通道并行格局，未来将在其北侧（自京津冀连接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南部（自成渝地区连接青海北部、新疆南部）拓展出新的国际能源、物资运输大通道；而在胡焕庸线以东，将以网络化交通格局，加强与沿海地区的互联互通，这些通道包括传统的陇海线、西安-郑州-青岛（日照）、银川-太原-石家庄-天津（黄骅）、西安-郑州-南京、西安-武汉-福州、兰州-成都、重庆-贵阳-广州等多条大通道。
二、人文开放的首都地区与多元繁荣的边疆地区
人文、开放与包容的首都是大国发展的重要支撑。大国的京畿之地，代表一个时代的核心精神与空间精粹。当前国家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既有历史发展的线索，也有时代发展赋予的新使命，这就是肩负起整个北方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对外开放。从全球视野来看，未来首都地区应具备核心文化弘扬、国际交往、科技创新、经贸发展和全国性政治军事中枢管理等核心职能。无论是从历史线索还是国际经验来看，我国的首都地区在扩展布局这些核心职能方面，需要以区域观统筹，既要构建多元人文的首都中心城，又要营建开放包容的新城、区域中心及特色小城镇，共同构建大首都城镇体系。
要构建这样的大首都地区，必须站在国家战略层面，来整合重大设施和空间资源。未来的首都地区应该是连通亚欧的洲际高铁网枢纽，是全球航空枢纽。要构建洲际高铁网枢纽，需要充分发挥京津两个城市的联动效应，将北京东部、天津西部及其走廊地区整合成通达四方的枢纽地区；要建立全球航空枢纽，应借鉴日本东海道地区、美国波士华城镇群和欧洲西北部城镇群的航空港布局经验，立足京津石构建国际机场体系，协同布局入境口岸及跨境电商基地。同样，首都地区应将国内所有城镇密集地区（人口规模过1亿的8个地区）紧密串联在一起。为此，京沪、京广（京九）都应该构筑双通道高铁格局，未来应实现京沪3小时可达、京广7小时可达；“亚洲脊梁”上应连接北京到边疆中心城市的8小时交通可达。
再将视角回到北京中心城，要保持多元人文活力冲击世界城市，必须吸引各类专业人才和国际人才。因此，有两方面工作需要亲力亲为，一方面可适度疏解部分经济管理、区域性管理职能到天津及区域其它中心城市；另一方面大力营造宜人的城市活力空间，在街区、社区尺度做好工作，既要便民，又要有人文氛围。
立足首都（京津冀）的洲际高铁网系统构建设想
元明清时期的京畿地区：
基本格局是环绕首都的两大功能圈层。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客观上对周围辅助城市的布局与功能产生显著影响，形成了两个差异化的功能圈层。
第一个圈层是距北京一二百里之间的各个县邑，大体相当于元代大都路和明、清顺天府所辖诸州县。西北部是军事屏障，东部、南部为粮油瓜果供给基地，东南是商业物资集散地区。
第二个圈层大约距北京150-200公里，包括保定、张家口（宣化）、承德、唐山、秦皇岛、天津等地区，承担一定首都职能或区域职能。天津为漕运交通和商贸门户，保定是重要军镇、文化辅助城市，张家口是军事重镇和商贸城市，承德则在清代为政治陪都，唐山在清末发展成工业城市。近现代时期“京师•门户•腹地”的功能分区形成。河北腹地由中央直隶，天津则于清咸丰十年( 1860 年) 开埠后发展成近代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口岸。
“京师”—北京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消费中心，对京畿地区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推动作用；天津作为门户城市，作为参与全球化重要跳板，对辐射整个京津冀和北方地区具有重要作用。
清直隶范围及京畿地区功能分工
多元繁荣的边疆是大国长期发展稳定的基石。历史上强大的两汉、盛唐、明清时期，国家的边疆地区呈现出多民族和谐共存局面，边疆的繁荣、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睦邻友好，才能不断推进交往互信；同时，边疆防御稳固也关乎全国安全，正如140多年前左宗棠指出新疆“塞防”与“海防”并重，若丢新疆，甘陕危机；甘陕丢失，内蒙危机，没有了屏障，京城也就充满危机。
过去几十年里，我国边疆地区随着人口迁入和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普及，发展相对较快。但是，当前，除了部分开放内陆口岸以外，边疆地区由于自然环境退化、交通不畅、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出现了人口数量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
要改变这种局面，不仅要大力扶持边疆地区的产业经济，引导人口适度聚集，加强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要强化边境口岸、地区中心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联动发展，通过构建城镇体系来维持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与民族稳定繁荣。
尤其是，为应对当前整个北方地区经济发展全面下滑的局面，应进一步强化整个北方地区的互联互通和对外大通道系统建设，构建起“口岸地区-边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首都地区”的城镇空间格局。在这套城镇体系中，如哈尔滨、呼和浩特、西安、兰州、呼和浩特、酒泉-格尔木等城市的区域联动作用就尤为突出。
广义的边疆是包括国家海洋的边境地区。海域的稳固同样不可忽视。笔者这里提出“北攻南建” 海洋基石战略，以呼应内陆边疆战略。“北攻”指在东海地区采取相对积极的巡航与防御性进攻状态，以积极应对周边地区的政治军事危机。“南建”指的是积极推进南海地区的开发与开放。南海海域及岛屿对我国经济运输至关重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是发展经济的重要依托。不妨以海南岛为据点、南海诸岛为支撑，构建南海经济圈，积极发展南海国际休闲旅游、海洋科技产业；适时依托某些岛屿，建设面向东南亚及全球的离岸金融中心与自由贸易岛，充分吸引世界各国资本在南海地区参与建设。
面向“一带一路”的内陆地区开放城市体系构建
三、国家中心城市与重要城市群（走廊）
全国城镇空间格局的关键在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相应的重要城市群（走廊），共同支撑国家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国家中心城市”[1]，是全国城镇体系的“顶端”城市，肩负着引领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职责，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的重要门户；同时，国家中心城市也是引导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同步发展、推动区域创新转型发展的核心城市。无论从历史上强盛时期的国家核心城市分布，还是当今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分布规律来看，全国层面布局相对均衡的国家中心城市，都会更有利于全面对外开放，有利于扭转不均衡发展的局面。未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应保持或进阶全球城市前十位，其他有潜力的城市应积极争取进入全球城市前二十序列。为此，国家在一系列政策制度设计上应给予倾斜，包括自由贸易区、国家级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商示范区等，同时在国际门户枢纽设施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文化中心建设方面补短板。
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建设需要一定区域腹地的强力支撑。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健全区域产业体系、减少因人口跨区域大规模流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需要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一批城市群或城镇发展走廊。国家在“十三五”时期已明确了相关城市群建设。这里主要就几个需要培育或国家支持的重要城市群（走廊）做些建议。
晋冀豫城市群（郑州-太原-邯郸-石家庄）、关中-兰白西城镇走廊和昆明-贵阳城镇走廊，这三个城市群（走廊）位于“亚洲脊梁”之上，当前虽然处于各城市相对独立发展局面，但随着国际大通道和区域性交通通道完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动格局将进一步强化。
如前所述，这几个城市群（走廊）中的中心城市将迎来发展新机遇期。以乌鲁木齐为核心的城市群，虽然当前人口、经济与其它地区相比差距还十分明显，但考虑到其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和边疆地区的稳定繁荣，国家需要努力完善其产业体系，提高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并在多元民族包容方面有更大作为。
从国家层面的十二大城市群（走廊）构建看，关中-兰白西城镇走廊和乌鲁木齐城市群是位于胡焕庸线以西的重要支撑，某种意义上，要突破胡焕庸线向西发展，不能脱离这两个地区。
最后说一点，由于我国面临老龄化社会的风险，以及劳动力大龄化的趋势，尤其是，当前有5000万50岁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未来进一步落户这些城市群（走廊）地区，有利于其发挥“余热”并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对于广大人口流出地区，则应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集中度，提高服务效能。
构想的十二大城市群（走廊）与当前人口迁移格局叠加示意
注：识别城镇群采用人口非农就业中心和交通廊道综合分析叠加，以5公里为基本统计单元，工作日与春节初一的差值比为正的区域，且明显属于非农就业中心的区域分布。
未来这些城镇群将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形成若干都市区、大都市，形成若干现代服务业聚集中心，其它生产、休闲、研发等功能，相对被网络化组织在都市区内部。尤其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城镇群内，这些功能单元一同构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网络空间。
非农就业中心分布（2016）
四、后记
国家城镇空间格局的建构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历史视野、地理视角、开放眼光让我们能够捕捉到以世纪为时间单元的影响因素。近100年来的城市，尤其是内陆地区人口稠密地区的中心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在国际经贸双环流下有着独特的后发优势。
而在地理空间上，无论国家宏观战略政策如何变，都需要把握胡焕庸线、首都地区、边疆地区、国家中心城市等战略性空间。胡焕庸线是国家空间发展的重要线路，如何缩小南北差距、平衡东西两侧发展，是国家政策落脚点；首都地区永远是国家对接全球事务、统领国内城镇体系的核心——但首都不等于北京，构筑大首都地区，是历史发展逻辑使然。边疆地区是一个大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前哨，但同时肩负重要的防务安全重任，多元繁荣的边疆是长治久安的基石。国家中心城市关乎我国的全球综合竞争力，国家文化价值的输出，其格局应符合国家层面的人口分布实际，空间上相对均衡。
未来开放格局下的城镇空间
[1]关于国家中心城市参见澎湃新闻市政厅《谋略国家中心城市布局》一文，2016.04.12。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澎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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