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周以来，中国南北各地洪涝灾害频发，遍及26个省市区范围，受灾人口已过千万，死亡或失踪170余人，经济损失数百亿元人民币。受自然影响最大的的农业、养殖，损失尤其严重，据民政部统计，截至5日9时，南方11个省331个县（市、区）农作物受灾面积1934.9千公顷，其中绝收295.2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381.6亿元。湖北省仅水产养殖业受灾面积307.71万亩，经济损失42亿元；因灾死亡猪21697头、牛1012头、羊4713只，损毁大量栏圈、禽舍、道路等设施，直接经济损失达3.8亿元。从数字上说。相比自然灾害损失较轻的2015年，本周的经济损失，已经相当于2015年全年自然灾害损失人口的约1/6，经济损失的1/8。客观的说，本轮洪涝灾害再次敲响了中国农业的警钟。
水利基础设施的薄弱在改革开放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水利基础设施的薄弱导致农业经济增长缓慢、技术创新迟滞，农业的增收乏力几乎就是中国农业的近现代以来最大的问题。如果把关于农村的整体经济作为对照，那么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农业的重要性何在？
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看，受自然因素、周期性的因素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身抵抗不确定性的风险能力较弱。前现代国家普遍的基础设施投入实质上是对农业的一种保险。这种保险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灾害等不确定的情况给经济生产造成的巨大冲击。在当代世界，给予农业很大的产业补贴、建立农业保险，实际是一种和建立水利设施相同的做法。而且这种机制成为西方世界财政制度自动稳定器的一部分。尽管最初看起来投入很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发现，最起作用的往往是对农场主的补贴和那些行将崩溃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必须要以一定的前期投入，才能基本稳定，而且这种稳定是以产业和财政稳定的表现形式出现在社会经济的总体构成中的。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农业的产业地位不断下降，但是其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原因。
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的从业人员的日益减少，农业生产效率的日益提高，留在农村的农场主受各种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影响，由于控制最大范围的国土，成为“少数中的多数集团”，彻底的同地方财政建立了最为亲密的关系，并逐渐成为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这是西方国家农业产业强大的重要原因。
更进一步的说，从农业本身来说，水利基础设施是其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起源和衍生品，正是因为灌溉的不可分性，才导致社群和农村社会公共区域的构成。早期的文明之所以出现在河流区域，就是这个道理。围绕与水源的关系和距离，逐渐扩散出农业文明和农业社会。
水利设施欠账导致农村公共设施的垮台与环境恶化
尽管中国历史一直以连续的不断的建设水利基础设施闻名世界，像都江堰、黄河大坝、京杭大运河、江南海塘这样的工程是十分有效的。但是以人工投入计算，到了元代以后，这种均摊到每个人身上的资本投入已经下降到最低程度，灌溉农业的范围从元代以后就再未大规模的扩大过，换句话说，从元代以后农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实际已经停滞。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的公共设施的垮台已经不可避免。例如明初的朱元璋尚可以办社学，到明成祖时期却无力兴办。随着自耕农的破产，客观上也导致土地兼并的不可避免。也因如此，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农业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影响，在农业的人工投资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现阶段改革后的农村出现。由于失去了共同的基础设施投资上的机会，直接导致农业连带的生产性基础设施的瓦解，这是导致弃田和荒田的最主要原因。而农业生产的下降，又导致相伴的公共设施逐渐消亡和衰退。
在中国每一个水库的边缘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农田荒废和带污染的水产养殖共存。按照生态学的规则，本来养殖活动可以为农田提供肥料的，但是仅仅因为需要共同的排灌设施而大家都不采用，而从前的排灌实施早已被人悄悄的拆卸或“化公为私”的卖掉。如果不存在一个外部的强大重建基础设施的动力，这种生态经济和社会的三重恶化就不会停止。本轮受灾最严重的湖北江汉平原，在1998年洪水过后，于近年进入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闲置和围湖造田，也同步扩张，农民从前挖取河沙肥田的生意，已经被大规模的河沙造城替代。在武汉投资132亿在地下管网设施的这一段时间里，也正是西自江陵，南至江夏周边河沙，不断被囤积，投入到武汉市中心的过程。在这场深挖运动中，周边的山区生态已经岌岌可危，当洪峰到来，就如一个人造岛的漩涡一样，不断面临堤坝失守的危机险情。
缺乏强大农业的风险
如果不存在一个强大的农业，那么即使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进入城市，那么由于缺乏基础设施，那么农村社会的类似西方的强大集团也不会出现，相反污染和不稳定将继续无限制扩大。而这对于过大的国土来说就是意外增加的社会稳定风险。简而言之，人口地理转移造成的社会真空到底怎么解决？
另一方面，即使中央转移支付可以不断扩大，但是已经不断枯竭，又无法建立有效的产业结构的农村社会，其“自生供血”的能力不断消弱以后，再多的“输血”都是没有结果的。最终的结果是不论实行何种财税制度，都是以失败结束。而对于无法继续维持公共行政必要性的地方政府，面临裁撤和合并也是必然的归宿。而这不过是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瓦解，三农问题导致最终社会演进的机制而已。
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保险作用最终丧失，将无法使资本和人力资源回流到农业社会，这种不可逆的单方向移动，很可能在一定的社会阶段里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前进的最大潜在风险。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畜牧大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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