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西南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例
摘要：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基础来理解发展空间,有助于探索贫困和内生动力不足的结构性原因,以期为减贫发展提供借鉴。在中国的深度贫困地区, 贫困和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发展空间中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贫困地区位于整个社会空间结构的发展边缘且自身空间结构单一,减贫发展的政策供给和村民的政策需求存在空间错位现象,村民的表征性空间不足。脱贫攻坚中多种举措并进的脱贫攻坚极大地拓展了贫困人口的发展空间,但也存在诸多局限。减贫发展应致力于拓展贫困农户的发展空间、营造多主体交流合作的空间、增强可选择的、培育性的、非强制性的扶贫政策供给,以此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突破结构化的空间秩序,实现减贫发展。
关键词：发展空间;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内生动力;扶贫;贫困
为了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20年前消除中国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的承诺,中国政府从2015年开始了以消灭绝对贫困为目标的脱贫攻坚战。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扶贫工作中出现的“贫困户不急干部急”、“等靠要”等问题成为了最难克服的障碍。在乡村发展和贫困治理的过程中如何解决脱贫动力不足、实现贫困人口的内生性发展一直是一大难题。为此,“扶贫先扶志”的口号被提了出来,但是为什么贫困农户无脱贫之志?如何才能扶志?在结构二重性中, 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 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1]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不仅是能动性不足的表现, 还是结构化的过程与结果。在中国的深度贫困地区, 贫困和内生动力不足的深层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发展空间中的结构性问题。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有助于我们在结构和能动之中探索贫困和内生动力不足的结构性原因, 即发展空间与贫困人群的互动。从解决结构性问题入手,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不仅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需要,也是“后2020”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继续思考和实践的问题。本文以滇桂黔石漠化区中的一个深度贫困村甲村为例, 期望能为解释和解决减贫发展中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提供有益借鉴和政策启示。
一、空间理论及在减贫发展视角下的理论演绎
社会科学范畴的空间的概念非常复杂,它既是日常生活的场域,也是社会的产物。但空间又不仅仅是一个产物,它是社会生产的过程,也是社会生产力或再生产者,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的过程,[2]具有吉登斯所说的结构性特征。同时,空间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是互构的, 人类活动和空间之间的互动形塑了空间。作为空间研究的里程碑式人物的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他打破了空间的客观、静止、抽象、思辨的印象,形成由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space)构成的三位一体概念组合(a conceptual triad),这是本文讨论贫困人口发展空间的基础概念。
空间实践包括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各种特定场所和各种社会形态的空间结构特性。空间实践有连续性和某些程度上的凝聚力。从社会空间,以及给定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与该社会空间的关系来看,这样的凝聚意味着(社会成员)足以在一定程度上胜任,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表演。空间的表征与生产关系和由生产关系强制产生的秩序紧密相联,也与知识、符号、规范、“正面的”关系息息相关。表征性空间包含了复杂的象征,有些被编作某种符码,有些没有,与一些秘密的、地下的社会生活相关,也如同其在艺术中的表现(也许艺术最终会被定义为对表征性空间的编码,而非对于空间的编码)。[3]
基于张子凯,[4]叶涯剑,[5]戈特迪纳[6]等人对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理解, 本文认为空间实践是在空间之中,以空间为生产资料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实践,表现为实践的对象、过程和结果;空间的表征是生产关系对空间概念化的表达, 是作为发展对象和研究对象的抽象空间,对不同主体来说空间的表征是不一样的;表征性空间则是无论在表达还是实践中都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但它是真实的生活空间。在乡村减贫发展的视域下,表征性空间和空间的表征中的行动者分别是村民和外来的规划建设者、观光者, 规划建设者包括国家、各级和各部门政府、资本持有者、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规划师、建筑师等;前者的知识体系为本土知识,后者的知识体系为科学知识,两者互为他者的空间。多元行动者,多种知识体系并存于空间实践之中(见表1)。正是在多主体多知识体系的互动中形成了空间。
表1 乡村减贫发展中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表现、行动者和知识体系
列斐伏尔对空间的概念进行了解构,但是实践过程中被广泛使用的空间是混杂糅合的概念。在社会变迁的研究之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被运用在城市建设、[7]旅游开发、[8]乡村规划[9]等多个方面。空间的变迁与现代性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包括世界范围内人口、商品、信息的流动,认识空间的科学不断被革新,城镇化工业化对空间的改造, 日常生活的变迁等。由此可见:“空间即发展”。在减贫发展和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视域中,“空间即发展”表现为空间是减贫发展的对象、条件和资本、平台和机会、以及选择权力。
首先,空间是减贫发展的对象。从空间实践的角度来讲,空间就是减贫发展的劳动对象,生产活动从在空间中生产发展到空间的生产,消费活动也从在空间中消费发展为空间的消费, 再分配也是如此。面对自然条件恶劣、公共服务短缺、乡村发展的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发育不足,减贫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改善和拓展贫困地区的发展空间,包括物质空间、抽象空间和社会空间。
其次,空间是减贫发展的条件和资本,即劳动资料。在贫困地区的物质环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的基础之上, 怎样实现减贫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土地、空气、水、生物等人们用来维持生计的自然资源;住房、基础设施、生产工具等生产生活相关的物质资料;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人力资本中的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等等,这些都在人与空间的互构中形成。因此,从生计资本的角度来讲空间也是减贫发展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经验资本。
再次,空间是减贫发展的平台和机会。空间不仅决定了减贫发展资源的多寡,还是减贫发展过程中资源交换的平台, 决定了贫困农户实现发展的机会的多少。各级各部门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村民、观光者等代表了国家、资本和社会力量的多元主体, 和他们各自持有的知识体系, 以及他们为了实现减贫发展所采取的策略都汇聚在这个平台之中。在空间中充满了不同社会行动者及其知识、行为和逻辑的互动,如此丰富的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都为贫困村民实现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机会。
最后,空间是减贫发展的选择权力,对于村民来说即是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谋求发展的权力。资源环境的制约和制度供给的不足使得贫困地区的村民选择范围有限,包括就业的选择、迁徙的选择和寻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法律服务、体育和科技等公共服务的选择等等。在村民和规划建设者的空间实践中,以及在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之中均能体现出村民选择权力的多寡。
以空间看待发展,与阿马蒂亚·森“自由”、“可行能力”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中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 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 ,[10]而自由所及之处即为空间。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在减贫发展的实践考察中互相补充,前者注重现象与结果,有助于理解个体的贫困;后者则在能动和结构之中对个体所处的空间以及个体与空间的互动过程进行分析。
二、空间理论视角下贫困和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分析与个案考察
甲村位于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的滇桂黔石漠化区,这是中国扶贫对象数量最多的一个片区。甲村是这片西南山区中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下的汉族村,属于国家一级贫困村。2016年,该村户籍人口567户, 2014口人。全村低保户39户88人,五保户3户3人,一般贫困户46户177人,以户来计算贫困发生率为15.5%。该地为喀斯特地貌,山地林立,土壤贫瘠,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一亩,以玉米为主要的大田作物,虽雨量充足、无霜期长, 但农业经营收入低。甲村处于某4A级景区所在乡镇的边缘,村民无法从事规模养殖,但因为远离景区核心区,村民也未参与到旅游事业之中, 因此甲村内的产业以简单的农业生产为主,村民多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的家庭生计来源。该村2016年的全村人均年收入仅有4000元左右,约20%家庭的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 低于当年的国家贫困线。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甲村的贫困和村民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发展空间不足,从空间实践来看,甲村位于整个社会空间结构的发展边缘且自身空间结构单一;国家空间的表征具有均质化的特点,强调现代性和规模化,因此出现了空间供给和空间需求的错位;以及处于被压制地位的表征性空间存在不足。
(一) 甲村位于国家发展空间结构的末梢和边缘
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城乡二元体制、地理和发展区位中甲村都处于空间结构的边缘位置。在国际产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处于被动地位。农产品世界贸易体系下中国农产品遭受“天花板”和“地板”的双重制约,极具竞争性的全球经济要求农村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但甲村村民生计模式单一,以简单的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为主,导致该村在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处于发展末梢, 村民发展动力不足。
基于历史形成的乡村空间是减贫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其历史纵深使得乡村空间形成了固化的空间结构,乡村难以在一朝一夕之间实现全面现代化, 但同时也因为其稳定性促进了文化传承、社会团结, 且有助于消解现代性危机。城乡二元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自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开始形成。农村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以低价收购农产品, 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积累了大量资本。“多取少予”、“以农养工”的政策导致了生产、分配和消费空间的城乡二元结构。1958年通过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固化了城乡分割的社会空间。至今我国农产品依旧表现出价格低、波动大的特点,农村劳动力扭曲的市场价格尚未解决,农村土地 (耕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的流转和交易市场也还在试点改革之中。尽管临近景区, 但直到脱贫攻坚开始时, 甲村的空间生产总体表现为碎片化、前工业化的山地农业,灌溉没有保障、耕种主要靠畜力,农业生产的成果主要用于自我消费,村民拓展生计空间的积极性不足。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乡村发展面临的普遍障碍,除此之外甲村在地理区位中也位于发展边缘。中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都位于多省交界处或边境,地理区位条件差。甲村也是如此, 该村所在市位于三省交界,甲村又在市的边缘, 远离发展中心, 现代化水平低,一直在发展过程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在核心—边缘的地理区位中,技术创新、政策实施都从核心往边缘流动,资金、人才则集聚在核心城市,位于发展末梢的甲村极为被动。
具体来看,甲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村中以前的蓄水池均由村民投工投劳修建,再肩担手挑到各家各户。我国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战略都致力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但是弥合城乡之间制度、市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差距有其艰巨性和长期性。甲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近几年才初具成效:2012年甲村实现电网升级改造;2014年进寨公路硬化完成;2015年饮水安全工程开始修建自来水总管进村,2016年村民各户出资增设支管, 自来水才通达各户。甲村的公共服务, 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服务依旧相对匮乏。甲村村民教育程度以初中毕业为主,人力资本限制了外出务工的选择范围,工资水平较低,且劳动保障缺失。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在代际传递之下表现得愈加突出,农户跌入低水平的贫困陷阱之中难以实现突破和发展,发展的积极性受挫,因此贫困人群更易表现出内生动力不足。
(二) 甲村内部的空间结构和成分简单, 以自然农业生计为中心
中国多数贫困地区的空间实践体现出以农业为主、体力为主、初级生产为主的特点。乡村产业单薄,在产业结构和产业链中均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历史原因,在固化的空间结构中乡村市场发育和公共服务不足,空间实践以土地、动植物等生物资源为主要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资料。空间实践内容单一、缺少丰富性, 村民生计选择少,无法实现生产实践的多样化。
农户个人的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先天不足。贫困乡村地方资源也存在不足,表现在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公共服务可及性差、基础设施和市场发育不完备等等。甲村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位于山腰,无地表河湖流经, 降雨量丰富但土地储水能力较差,气候灾害以旱灾为主,时有冰雹大风洪水天气, 多虫、蚁、鼠。甲村没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人均耕地面积也少, 农业生产以玉米种植为主,每亩玉米地毛收入七百到八百元,扣除种子化肥农药之后, 所剩无几。甲村虽然处于旅游景区的行政范围内,但是一直未被纳入旅游规划的范畴之中。但又因为属于景区,甲村不能进行规模养殖。该村也无集体资产,村民也没有基于本村资源的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收入,简单的农业生产是甲村空间中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
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的空间实践反倒越来越单一化,原有的乡村小学、赤脚医生在撤点并校和旧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瓦解中消失了。乡村空间功能相对单一, 农村居民的生活在乡村狭窄的生产空间中难以为继,在城市化和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不得不外出务工。外出务工是甲村村民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村民多在本市或邻市从事建筑、园艺、运输和餐饮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外出务工扩大了村民的空间实践,但这种空间实践是被动的、零散的, 缺乏稳定性和自主性, 并不是自为的空间实践。少数村民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 在城市就业定居,但是大部分的村民还是回到了村庄。而乡村依旧以简单的空间实践为主,传统的空间实践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村民的发展空间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扩大。甲村生产空间结构单一,经济收入来源少,这是甲村村民内生动力不足,成为国家一级贫困村的重要原因。
(三) 减贫发展的政策供给和村民的政策需求存在空间错位现象
国家、各级各部门政府、以及各社会主体一直都在勉力帮助乡村脱贫致富, 但是在发展减贫的过程中存在着空间供给和空间需求的错位,使得乡村空间改善不足。首先,由于时间、信息和成本以及空间供给者自身的价值偏好等因素的影响,空间供给很难基于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存在。空间供给主体即乡村的规划建设者,包括多部门多层级的政府、企业、学者、非政府组织都是有限理性的决策主体。其次,“一刀切”、自上而下的发展项目无法适应多样化的西南山村的贫困空间。历年来的一号文件和农业政策多强调农业规模化和农村现代化,因此相比于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户等其他农业经营主体,普通贫困农户更难从中获益。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缺乏多主体协商与合作的机制与平台,因此我们常能看见自上而下的空间供给与贫困地区村民的需求产生错位。
甲村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在近几年才陆续成型,医疗教育体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依旧未得到改善。2016年甲村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工程增加了生态空间,但也对村民的生计空间造成了挤压。在退耕还林工程和调减非优势区玉米种植的政治任务的影响下,甲村村民在2018年开始不再进行玉米种植。虽然在生态补贴的补偿效用下,玉米停种对甲村村民经济收入的影响较小,但是基于自给性口粮和牲畜养殖的生计空间却因此消失。在甲村发展空间有限、劳动力多外出务工的背景下, 2017年市政府在甲村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经果林产业,又再次出现了空间供给与需求的错位,使得村民对发展项目的信任度降低。
(四) 村民的表征性空间不足
村民的表征性空间不足,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一直被视为发展的客体, 被空间的表征所压抑,即被政府、学者、媒体、企业等具有更多话语权的主体所“代言”。贫困乡村在发展过程中成为边缘化的、问题化的村庄。在小农的生产潜力被发现之前, 发展话语中农民是面目模糊不清的同质群体, 而且会带来麻烦,[11]如晏阳初在乡建中总结的我国乡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问题、千禧年提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以及近些年讨论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12]的新三农问题等, 因此乡村发展就需要规划建设者赋予资本、技术和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村民集体失语了,贫困农户更甚。
甲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九十年代在国家“鼓励并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地区间的有序流动”的政策下, 甲村开始有村民外出务工。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我国农业生产受到农产品价格“天花板”下压和生产成本“地板”抬升的双重制约, 2016年提出的调减非优势区玉米种植的需要和退耕还林工程结合在一起,甲村传统农作物玉米的种植面积因此大减,2017年政府进一步要求该村停止玉米种植, 转向林果业以实现脱贫致富。甲村的发展一直在国家和市场力量的驱动下进行, 村民对其自己的生产生活空间的表达和实践相对有限。甲村一直被视为贫困落后的边缘村庄,当地居民对本村的发展缺乏信心,外出务工被认为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村民在就业和发展过程中主动将甲村和自己边缘化。
与此同时,农民面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组织性一直未建立起来, 因此农户个体在市场中只能进行零星、小规模的农产品交易、简单加工或体力劳动来换取报酬;面对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多依靠“差序格局”下的传统社会关系获得人际支持;国家发展干预中谈判空间不足, 凭借“弱者的武器”[13]维护自身权益, 缺乏正向反馈, 影响减贫发展的实施效果。甲村村民的表征性空间不足既是贫困和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和表现,也成为了减贫发展项目实施的桎梏。
三、脱贫攻坚战中贫困农户减贫发展空间的拓展与挑战
甲村在2016年被纳入当地旅游扶贫的规划之中,并针对贫困农户采取了发展经果林、林下养鸡、“特困贷”等多种措施;地方政府也希望借此能拓展村民和贫困农户的空间, 实现多维度的减贫发展。
(一) 脱贫攻坚战中贫困农户空间的拓展
我国减贫发展从1986年开始一直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开发式扶贫战略,[14]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2015年中央确定了“五个一批”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主要途径,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15]甲村所在市提出本地的工作重点在于“产业结构大调整、易地扶贫大推进、基础设施大夯实、‘三保障’ (教育、医疗、住房) 工作大提升”。
多元化的扶贫政策对拓展贫困农户的空间有积极意义。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工作有助于改善贫困农户生产生活空间,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摆脱结构困境。产业结构调整和易地扶贫搬迁鼓励农户走出去, 拓宽并延伸了农户的空间实践。甲村在2016年被纳入旅游扶贫的规划之中, 至此甲村才被国家和市场发现。在此之前,甲村都是被遗忘的边缘化的贫困山村, 村民发展思维和实践单一、动力不足。作为附近4A级旅游景区的延伸, 甲村计划增加餐饮、民宿、购物、休闲养生、体育运动、艺术写生等旅游业态, 旅游扶贫和生态扶贫赋予了地方空间更加多样的功能。
甲村空间实践的改变伴随着空间的表征大范围的拓展和互动。山村“穷山恶水”的标签被“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所替代,多种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成为甲村的旅游规划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市政府要将甲村打造为“旅游扶贫适度开发国际案例区”,市政府、旅游公司、规划师围绕着这一目标都参与到了甲村的规划建设之中。2018年甲村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之后, 陆续有零散游客进入, 并有其他省市政府部门的人员组队来参观学习。甲村因此成为了“美丽乡村”、“休闲山庄”和“扶贫典范”。
随着新的主体进入乡村,村民的表征性空间也会在与空间实践和空间的表征的互动中发生变化。当地村民在规划和重建过程中认识到了房屋和土地的经济价值,诸多议价行为都围绕着征地展开,对空间的认识与表达逐渐货币化。除此之外,因为外来游客和政府官员的到访与赞扬,村民对本村自然风貌、旧式建筑、传统乡村文化的认识更加积极,并认为甲村未来的发展将更有希望。
(二) 脱贫攻坚战中贫困农户拓展发展空间的挑战
在村民被国家和市场推向减贫之路的过程中,仍然以简单的生产资源开发为主,这种路径依赖使得扶贫工作内卷化。由于自身空间先天不足和客观市场空间的挤压,村民的表达与实践在空间互动中被代表和忽视,导致贫困农户空间实践的核心并未发生改变,村民试错机会少、探索空间小, 依然存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脱贫攻坚中存在客观的市场空间挤压和农户被代表的问题,因此村民缺乏自我锻炼的机会,导致动力和能力互相抑制, 造成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一方面村民无发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施加在村庄的扶贫任务繁复,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结构、权力结构、社会分化和信息传递、精英俘获、村干部自利性的需求、集体行动的缺乏等使得扶贫目标偏离, 造成扶贫工作的内卷化,[16]不利于乡村脱贫。
贫困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和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业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都处于底端。产业扶贫时,可供选择的合适的项目少,产业形成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解决产供销问题,当产业发展稍显成熟,扩散效益之下又会导致市场价格走低。而且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未必一定会带动贫困者能力提升并脱离贫困的生活困境。[17]因此出现扶贫中“一兜了之”,以低保代替扶贫的现象。在扶贫金融中,由于农户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抗风险能力弱, 为了保障扶贫资金的回报率,资金“户贷企用”成为一种解决办法。甲村的“特困贷”就是如此,信用社贷款5万元给贫困户,乡镇扶贫工作人员帮助贫困户将贷款投入合作社或者公司,三年间每年给农户分红5000元, 三年期满由合作社和公司徼还贷款。因为市场挤压,产业和金融扶贫在贫困户和贫困村中实施难度大,但为了完成扶贫任务不得不“一兜了之”、“户贷企用”,从而加剧了贫困农户的福利依赖,有碍于内生动力的提高。
在我国的脱贫攻坚战中,国家政府部门的官员或研究人员焦点在于如何完善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学界关注减贫发展的理论探讨、基本模式和问题分析。媒体对扶贫工作中的优秀典型案例进行宣传。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保障脱贫攻坚战的落地实施。然而在诸多讨论中,作为减贫发展主体的村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学者和媒体代表, 发展的主体性地位丧失。2018年时甲村已经不再种植玉米,四百余株经果林在旅游规划建设中被砍挖,旅游基础设施虽已完备但旅游业态还未布局,经过两年的扶贫,外出务工依然是甲村村民最主要的生计来源。甲村产业选择中存在的政府的总体性支配、社会力量缺失以及村民和贫困群体作为空间主体却无空间表达的现象, 使得贫困农户被代表,更难产生内生动力。
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并存的环境下,贫困农户参与扶贫脱贫事业的主动性低。扶贫资金“一兜了之”、“户贷企用”,使得农户试错机会变少。甲村经果林、林下蛋鸡养殖、旅游扶贫等扶贫项目均由政府主导, 贫困农户被动参与,缺少市场竞争和能力养成的机会。村民习惯性地等待政府干预,丢失了主动寻找脱贫机会的动力, 应对各种风险、自主创业就业的能力在等待中逐渐退化。在甲村的旅游市场还未完整形成的2018年春季, 村民们坐在屋前闲聊:“以前这个时候都在点玉米了,现在没事儿干了”, 村民们都在等着政府的进一步行动。脱贫动力不足和脱贫能力欠缺的相互制约与恶性循环因此形成。
四、结论与建议
(一) 小结
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再生产中,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不仅是能动性不足的表现,还是结构化的过程与结果。列斐伏尔三位一体的空间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在结构的二重性下探究贫困原因、拓展发展空间、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理论框架。总结来说, 贫困地区位于整个社会空间结构的发展边缘、且自身空间结构单一、空间供给和需求错位、村民的表征性空间不足是贫困和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我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坚持开发式扶贫战略,形成了多个一批扶贫政策,对拓展贫困农户空间助益良多。但诸多减贫发展措施依旧以简单的生产资源开发为主,短平快的产业发展没有很好地帮助乡村跳出贫困陷阱, 村民的社会资本没有组织起来,其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也无太大改善。存在着客观的市场空间挤压和农户被代表的问题, 使得贫困农户缺乏自我锻炼机会,形成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的互相抑制。为此, 我们提出应拓展贫困农户的发展空间、营造多主体交流合作的空间、坚持扶贫政策动态一致性而非强制性,将减贫内置于乡村发展的议程之中, 以期在减贫发展过程中突破结构化的空间秩序,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提升发展能力,实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越。
(二) 几点建议
从结构的二重性来讲,社会结构体现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之中,能动性欠缺必与结构相关;从贫困人口的现实情况来看,动力不足的确往往与作为平台、资源、条件与机会的空间不足有关。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提升发展能力要从改善空间的表征与表征性空间的从属位置开始,在多元主体互动的空间实践中改善贫困地区的发展空间,包括物质空间、抽象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改善与拓展。这样才能改善发展条件, 拓展贫困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经验资本,营造一个多主体的发展平台,增加贫困农户的发展机会和选择权力。锻炼贫困农户的发展能力,提升贫困农户的发展动力这个过程将会漫长而艰难,实现能力和动力的良性互动需要时间,也需要技术和艺术。这不仅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也是“后2020”时代需要继续努力的工作重点。
1.拓展贫困农户的发展空间。
拓展贫困农户的发展空间首先要改善其物质空间,即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资源有限的环境下,完善水电路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可及性,例如教育培训、法律顾问、金融贷款、医疗卫生与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能够帮助贫困人口打破内、外困境, 拓展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提升贫困人口的福祉水平。[18]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供给帮助贫困农户超越物理空间的限制,拓展其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增加贫困农户参与发展的主动性和试错机会。其次在政策层面的抽象空间中,反贫困战略应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性治理”转变,[19]疏导从中国计划经济和革命时代被延续下来的动员体制对基层干部的治理压力,这是拓展贫困农户发展空间的制度性前提。再次,从社会空间的改善与拓展来讲,我们要鼓励和培育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形成农户之间以及农户与其他参与者之间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加其社会资本,拓展农户的社会经济空间。例如,涵盖了产前农资购买和技术培训、产中的社会化服务和劳动力互助、产后的仓储销售等内容的农业合作社,以及老年协会、妇女协会、或者基于兴趣的联合等各种农村社会组织。
激发贫困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 要正视农村丰富的空间内涵和本质, 农村空间不仅仅具有农业生产功能和居住功能,还有每个乡村独特的历史、文化、生态背景。在减贫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增加空间的丰富程度和独特性,只有正视乡村空间,充分挖掘其丰富内涵,才能增加村民的文化自信和内生动力。
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强调表征性空间的重要性是脱贫攻坚的关键理念。在减贫发展的过程中应重建贫困农户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以贫困农户为中心的内生性发展。在发展行动中强调通过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实现地方利益最大化,关注当地人的需求、能力和知识视角, 在行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强调地方参与的原则和过程,充分利用当地文化、环境和社区价值。[20]培育贫困农户从“帮我脱贫”到“我要发展”的自主性,不能仅从精神鼓励和思想教育入手,而是要将促进贫困农户内生性发展作为主要原则来组织减贫发展行动。
2.在保证贫困户充分表达的前提下,营造多主体交流合作的空间。
我国减贫发展缺少多主体交流与合作的空间,除了国家和地区政府, 还要广泛调动当地居民、商业公司、科研机构、合作社、非政府组织等群体广泛参与农村发展。鼓励各社会力量和商业力量参与,增加贫困农户与其他多元主体的交流合作,搭建一个多主体交流合作的平台。
在发展乡村公益事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我国的“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发挥了沟通各级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的积极作用,是农村公共治理的一大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拓展主体范围和项目对象,对此,欧盟经验可供我们参考。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中“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项目(Community-Led Local Development, CLLD), 鼓励当地行动者参与当地乡村发展策略的设计、实施、决策和资源分配。有欧盟资金支持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项目要求每个地方项目的发起应包括不可或缺、相互影响的三个方面:代表公共和个人社会经济利益的地方行动群体、注重地区需求和潜力的综合性地方发展策略、以及明确的地域。欧盟委员会为当地行动者如何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项目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实践工具和建议指导可供参考。欧盟农村发展参与主体的多样化和目标群体的多样性为应对乡村多方面挑战、增加乡村活力提供了主体性力量, 对新的区域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21]
实现贫困农户空间的拓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多方行动主体对贫困农户和贫困村的发展空间进行抚育,为贫困人口实现发展创造条件。激发内生动力同样也需要一个过程,除了强调扶志的重要性之外,重要的是鼓励农户的自主性思考和参与实践。拓展不同群体表达、实践与互动的空间,这才能产生有意义的实践,并形成表达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3.增强可选择的、培育性的、非强制性的扶贫政策供给。
在减贫发展空间的表征中,最为强势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国家政策对贫困空间的干预。具有动态一致性的扶贫政策应指向为贫困农户提供发展平台、激发发展动力、提升发展能力,但是带有强制性色彩的扶贫政策使得本来就居于从属地位的表征性空间更受压制。
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出现了强制性募捐、强制性搬迁、强制性贷款、强制性产业等现象。一对一帮扶和发动社会力量扶贫的过程中,强制公职人员和帮扶干部捐款;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过程时出现强拆旧居强制搬迁的现象;金融扶贫中强制贫困户贷款,再“户贷企用”给贫困户分红;产业扶贫强制贫困户加入某项发展项目不顾产业发展的市场效益。在甲村的规划建设中, 所有家户的房子的外立面都被统一改造成符合本市少数民族特色的灰色墙面与木制窗棂。由于致贫原因和贫困人口的区位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多样性,只有多样化的扶贫措施供给才能有效地保障扶贫的精准性和稳定长效性同,[22]而不能将扶贫政策作为强制性政策来贯彻。扶贫制度建设依旧任重道远,需要建立完善的决策、管理、实施、监督和反馈机制,保障减贫的长足发展。
我们要在非强制性的政策表达与实践中给空间实践赋予更多的含义和内容, 村民才能有事可想、有事可做, 实现减贫发展,否则空间实践狭窄, 发展动力难免不足。只有在具有可选择性、培育性但非强制性的扶贫政策中,才能实现多主体减贫发展思路与实践的互动,即空间实践与空间的表征、表征性空间的良性互动,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左停，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田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阐述十九大精神重大专项“实现‘脱真贫’、‘真脱贫’跟踪评估研究”(18VSJ099)。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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