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乡村）出现自治，陌生社会（城市）产生法制，这就是一个真实中国城乡民主形式。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制、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乡村振兴之本，有了本才谈产业发展与富裕生活。中国共产党近四十年来第一次单独把“自治”放到首位，也是第一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乡村建设，预示着对1989年以来错误的推行乡建民主选举的终结。
皇权不下县
皇权不下县是什么意思呢？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弃智返朴，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是几千年农耕文明核心文化。今天为何"“三农问题”如此严重，一个十九大会议，高铁与飞机场如临大敌，北京截访政府官员高达260万人。为什么？就是我们蔑视乡村“自治、法制与德治”，把法制代替了自治，乡村几乎成为城市人的附属品或者是累赘，没有道义的市场不会长久，没有自律的生产力是血腥的。民主选举来自西方，生产学的是工厂化，生态学的是城市以人为本。
“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乡村基层政权散了、乱了，核心是一群不了解乡村的人来治理乡村，其中乡村民主选举是罪魁祸首。毛泽东伟大之处就是以人民为荣，以农民为基，以农民为尊，而并没有认为农民是愚昧与落后的群体。
城市治理是以法制为主，德治与自治为辅；乡村治理是以自治为主，法制与德治为辅。这就是中国式的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互动双向式民主。
近几十年的中国乡村，稳定与维稳已经成为全党的工作重心，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看出，农民问题是大事吗？不是，是小事，关键这些小事没有处理好，就酿成大事。全国几乎每个县区在十九大期间派60-120名县区领导驻扎北京准备接访与维稳，全国2856个县区，约280万人，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在北京处理一些小事，为什么？就是我们不了解传统，不了解乡村，不理解农民，以法制代替自治，用理性处理乡村的感性问题。用美国选总统的方法选举村干部，以酿成今天乡村基层政权的瘫痪，农民自治与德治消失。“三农问题”根子在自治，问题出在中国严重缺少一支专业的乡村建设的人才。
自治与道德
西方民主不适应中国，中国民主一直含有道德为主的法制观念，民主是国家文化与国家制理的混合体。近几十年，“三农问题”就是源于用城市人思维治理乡村，用行政手段解决家族内部问题，注定越理越乱。
“自治、法制、德治”的背后是推动与继承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保护长达3000多年的乡村自治，稳定小农经济中产生结构，保护土壤与生态，呵护乡村道德与法制的自治关系，最终推动以村支两委为核心的乡村自治。
十九大明确表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反对土地私有化，保持耕者有其田。中国小农不小，小农约6到7亿，不解决好小农问题，就不可能有大国的中国梦。小农落后吗？不是，三千多年下来，城市在高速发展，我们企图用工业化、城市人、大规模流水线改造小农。今天我们惊觉，全国人民吃不上放心的食品，小农越来越穷，小农形成“三农问题”。
乡愁、老乡、温度、传统文化、道德、慢生活、田园等等，这一切谁在拥护，谁还拥有？还是小农。
中国的农业特点是什么？农民的性格是什么？中国乡村特点是什么？田人合一，禽人合一，家祠合一，道法合一，只要遵守农业，了解农民，乡村才能真正的发展，城市才能快速发展。
乡村与乡建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乡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个队伍从哪里来？天上肯定不会丢下来，现在的行政体制培养不出来，高等教育就没有这个专业，也没有这样的教师，没有人才，没有乡建教育，三农也越来越远离现代农业。
中国每年有600多万大学生毕业生，几乎没有回到乡村的，关键也没有学过乡村建设专业，农村有83%的孩子没读过高中，更谈不上大学，82%的乡村小学撤并到镇。90%以上的乡村年轻人奔向城市打工。95%以上的乡村只剩下老人，孩子与几十条狗。中国乡村文化知识结构比1949年还低几十倍，这就是今天的乡村。
传统农业至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从1911年到2005年是一个漫长的工业文明时代。这一百年中，进入工业为文明时代，以工业代替农业，以城市文明治理乡村。其中是法律代替自治，以工业化形式介入乡村，以人为本代替自然为本，以养老代替孝道，以市场化规模代替传统小农与精耕细化，以城市陌生人的居住方式，冷漠的心怀代替温度与乡愁。以反季节转基因、人为繁殖代替顺应自然的食品。以农药化肥的工业文明代替传统的土地文明。以城市标准（反季节、产品化、绿色标准）要求限制小农标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远离乡村，不懂农业，不爱农民所致，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30多年终于把一个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幸存的文明推入到愚昧与落后，最后进入到精准扶贫的境地。
道义与市场
30多年前，中国没有有机论证，没有绿色论证标准，中国几亿人吃的全是有机与绿色的。今天什么标准都有，有机标准与论证学者专家群体庞大，论证严格，检验严格，结果今天中国人谈食色变，为什么？传统中国，法律一定需要道义，民主一定离不开自治（自律），农民的法律来自道义，农民的市场一直有乡约民约，这种乡规民约不是一年百年，而是几千年，几千年中国乡村一直是自治与法律兼容。
今天文明城市人与精英人群说到农村，就会用愚穷弱私、小农、愚昧落后来形容，这些长达三十多年的观念，包括十几年前“一号文件”，都在干挠乡村文明，也破坏了乡规民约。 城市法律为先，乡村自治为先，违背了这个规律，乡村永远看不到希望。我们第一次以“自治”放在“法制”之前，这才是解决“三农问题”之根本，“自治”是方向，方向对了“三农”自然自愈。
2017年11月1日 马鞍山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清农学堂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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