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权威与话语维度考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小农快速社会化,逐步从传统小农演变为社会化小农。小农的社会化或社会化小农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治理的基础、治理的资源,也改变了治理的条件。通过对小农社会化对乡村治理的空间、权威、话语的影响来考察乡村治理条件的变化可以看出:小农的社会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空间、削弱了治理的权威、建构了新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社会化小农；小农社会化；治理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小农迅速社会化，逐渐演变成社会化小农。社会化小农是一个解释性概念，它包括社会化小农经济、社会化小农生产、社会化小农发展阶段、社会化小农(主体)。顾名思义，社会化小农就是社会化程度非常高的小农，即“社会化 小农”，或者说与外部世界交往密切、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化程度比较高，但是经营规模比较小的农民、农户。小农的社会化或者社会化小农对乡村治理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它全方位影响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特别是小农的社会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条件。
一、治理空间
顾名思义，治理的空间是指治理的范围以及在此范围内的内容和对象。传统小农时期，乡村社会的治理空间就是村庄范围内的公共性事务，因为村与村之间隔绝，治理的边界非常清楚，村庄边界是其治理范围，村治理的主要内容是赋税、教化、纠纷调解及其简单的村庄公共工程等四项。但是社会化小农则改变了治理的空间，治理范围更广、治理内容更多、治理对象更复杂。
从治理范围来讲，社会化小农从两个方面突破地域和利益限制：一是农户家庭劳动力的社会化配置突破了传统小农的地域性限制，现在农民外出务工、经商非常频繁，动辄几千里，有些农民还外到国外“打洋工”。农民工流动到哪里，治理就应该跟到哪里。小农社会化也突破非利益化限制。农民外出打工其根本目的就是获取货币收入，小农内部的社会化同样以利益为纽带。通过市场、货币建立起来的外界利益联系，也变成了治理的内容，村庄通过信息服务、联络、维权等方式参与小农与外界的交易，如村庄帮助农民对外销售农产品、帮助农民获取种苗、帮助购买到假种子的农民维权等。所以，小农内部社会化同样也拓展了村庄的治理范围。
从治理内容来讲，社会化小农时期，小农交往的范围扩大，小农还要与外地企业和社会市场进行利益交往。因此，村庄治理的内容也要根据小农交往的内容和对象而进行改变。如小农与市场交往，村庄可以提供信息服务；小农可以代表村庄与外地企业进行交涉以保护务工农民的权益；小农与务工输入地交往，村庄要通过输入地了解计划生育的情况等。小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虽然已经没有教化、租税征收功能，但是维持村庄秩序、调解村庄纠纷的功能依然存在，而且还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如农产品的标准与质量安全、畜禽疾病的防治、村庄卫生、政策宣传、政府服务等都需要村庄协助，还有国家对生产的支持支援、国家对农民的养老医疗保障等也需要村庄协助完成。这些都是小农社会化后国家针对社会化小农而出台的扶持政策，它们也改变丰富和发展着村庄治理的内容，即村庄也要与时俱进，将这些与小农社会化紧密相连的内容纳入治理的范畴。
从治理对象来讲，小农社会化使治理对象更多、更复杂。对于村庄内部而言，有外来人口进入村庄，外来人口与村民的交往，外来人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需要村庄来维持、协调和保护。还有外部企业及其商品进入村庄，商品所到之处产生的问题需要村庄处理和衔接。还有村民与市场打交道过程中成立的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经济协会也成了村庄治理的
对象，需要村庄予以规范和引导。另外，传统治理对象也出现了分化，有相当大一部分治理主体外出务工经商，家里都是一些老年人、小孩和妇女。所以农民流动，还需要村庄将治理范围向外延伸，将外部务工经商的农民及其发生利益纠纷的主体纳入治理范围。
二、治理权威
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权威来源主要有五个：土地权威、伦理权威、长老权威、地缘权威、知识和身份赋予的权威，其实五个权威可以概括为四个：通过以血缘和宗族形成的权威、以年龄和经验形成的权威、以知识和国家赋予身份形成的权威、以土地形成的经济权威。中国能够维持几千年的变化，就依靠农民的不流动及其村庄权威。小农社会化则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小农不仅突破了村庄边界进入广阔的社会和市场，而且村庄内部小农也随着市场而相互渗透。传统乡村权威衰落、新的权威崛起，从而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治理基础。
第一，经济权威的崛起。经济规模和财富是形成经济权威的重要条件。家庭承包责任制及小农社会化，小农有了自主性和创造性，许多人依靠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才智积累产业和财富。农民有一定的经济势力后还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才能够变成经济权威，其机制主要有三个：一是通过与基层政府官员的联系，借助政权系统获得和实现权威。二是通过产业和经济势力造福乡亲来赚取声望而获得权威。三是通过产业和经济势力带动当地老百姓致富而成为老百姓拥戴的权威。发财致富后不关心村庄、对村民冷漠是无法形成村庄经济权威的。前两种权威是主动努力形成，后一种是自然形成。
第二，能力权威的出现。没有钱、没有产业也能够形成权威，即通过自己的能力形
成威权。社会化小农时期，通过交际、交往、交流而成为能力权威的人在增加。概括起来就是三类人：一是能办事的；二是能反抗的；三是能处事的。这三类都与小农的社会化分不开，在传统乡村社会中都不可能形成三类权威。能力权威其实是一种社会权威，它与经济权威和行政权威相对立，是一种社会权威，它最有可能向行政权威转化。
第三，行政权威的延续。社会化小农时期，村庄的权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老权威、伦理权威、土地权威逐渐消失，士绅的知识、身份权威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经济权威和能力权威以及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民主权威。经济权威、能力权威属于社会权威，民主权威属于赋权的行政性权威。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权威、能力权威能够转化为民主权威。可见小农社会化不仅改变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乡村的权力结构。因此，现有的行政权威必须寻找新的立足点。
三、治理话语
小农社会化除了拓展治理空间，冲击和改变着治理权威外，还改造和建构着乡村社会的话语体系，特别是社会化还建构着乡村社会的治理话语。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农社会化过程中，小农分别经过了话语平等、话语武器和话语系统三个阶段，形成了比较独特的乡村治理话语体系。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凝固的社会，信息单一，谁能够掌握话语权力，谁就能占居主导地位。士绅宣读国家政策，操纵教化系统，能够代表村庄与官员对话，可以说整个话语系统掌握在具有知识和懂得政策的士绅地主手中。但是小农的社会化则改变了小农在村庄中的话语劣势，从而改变了整个乡村社会的话语体系。
第一，市场话语与话语平等。在社会化过程中，小农与市场主体交往越来越多，小农外出务工、经商越来越远、越来越频繁，小农在交往中形成了市场性话语和交往性话语。不少农民通过收看电视、读书、读报还掌握国家政策话语，能够利用国家政策性话语与乡村干部进行对话，利用国家政策性话语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小农第一次与村庄管理精英掌握同样的话语，具有了平等的话语权利。掌握话语权利的农民再也不惧怕乡镇干部，他们能够振振有词地反驳乡村干部的不合理话语、不合理的治理活动。小农社会化不仅创造了农民的话语体系，而且也使小农掌握了市场话语体系。由于开放的社会和多渠道的新闻媒体，小农还能够学习官方的政策话语体系，掌握和运用政策话语。
第二，抗争话语与话语武器。社会化小农相对国家话语体系来说微不足道，但是他们的话语却能够与村庄干部的话语相抗衡、相抗争。传统乡村社会农民除了造反外，很难掌握反制村庄精英的话语武器和话语系统。但是小农的社会化使农民有了能够抗争村庄精英的话语，还掌握了如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对于前者而言，农民如果感觉到自己的权益受到村庄的侵害，他们就会利用上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许多上访者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反击话语体系。对于后者而言，由于社会化小农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小农运用的“弱
者的武器”很容易向外传播，并且随着小农社会化范围的扩大而扩大。抗争话语和话语武器能够给村庄精英施加很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弦更张，使其治理行为能够与村民利益基本一致。社会化造就了小农的话语和话语体系，同时社会化也是小农的话语体系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离开了社会化，小农话语和话语体系都失去了载体。
第三，话语整合与话语系统。1987年以来中国实施村民自治，农民自己行使村庄管理的权利。小农参与村庄选举、民主管理过程中会将自己的话语与官方话语结合，形成独特的话语体系。同时，村庄管理精英也会借鉴群众性的话语和市场话语，将官方话语、市场话语、群众话语结合起来，形成治理话语系统。在农民看来这种话语系统是“官话”，因为它们很虚，是村干部用来应付上级和外来人员的；在政府看来是“土话”，它们是用来说明和解释乡村工作的。当然如果本土性“官话”只是应付上级和记者、调查人员还好，但是这套官话系统还会经过适当改造，变成村庄的治理话语。村庄管理精英不能用纯粹的政策话语，因为老百姓听不懂，也不愿听，也不能用纯粹的农民话语，因为没有权威。治理话语系统是村庄管理精英与农民争夺村庄话语权过程的结果。乡村治理话语既是小农社会化的结果，也是社会化小农的创造。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文摘》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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