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仕政教授简介：
冯仕政，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党委书记、副院长。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不平等、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等领域的研究。在《社会学研究》和美国《亚洲研究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有《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等专著出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多项。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宝钢优秀教师奖、北京市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表彰。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北京市“四个一批”理论人才培养工程。
一、仕政教授，时值春运高峰，您是否要回乡过年？最近微信圈里流传着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您作为学者如何评判？
答：今年春节不回去，前几年都回去的，今年要赶一个课题，估计连年都过不成了。平时杂事多，好不容易有寒假这么一个时间窗口，能赶一点是一点。“五一”节带孩子回去过。
我注意到网上流行的这个帖子，也有好几个朋友把帖子转给了我，浏览了一下，觉得意思不大。之所以没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出身农村，对类似的故事熟稔得不得了，没有什么新鲜感。我在上大学之前，一直呆在农村，耳濡目染的都是农村和农民的故事，包括眼前的和史上的，当然也少不了该帖那样的悲惨故事。上大学之后，家庭和三亲六戚都还在农村，与农村的联系始终保持着，那些人、那些事，你想不知道都难。农村出身的人，割断与农村的联系是不容易的。
二是作为一个学者，对停留在感慨层次的思考总觉得差点意思。这些年，一边讲故事一边发议论的“感慨体”，不仅在媒体上而且在学术界都很流行。我对此很不理解。感慨体有助于增进感性认识，但如果不把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事实上，这种感慨体并不自今日始，已经存在好多年了。看的时候大家都感动得流泪。然而，流完泪之后呢？
这个故事不外乎讲了农民生产、生活和生命的脆弱。他们懵懵懂懂地被卷入一场巨大的游戏。他们的苦难常常来自城市、国家，甚至更遥远的“世界体系”。这些力量无远弗届地影响着他们，他们却无法理解、无法掌控，也无法回避。这种情形早有就了。茅盾的小说不就写了好多么？我的一个同学也说，她家农村保姆的故事比这还惨。
总而言之，这种帖子和故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唤起社会对农村和农民的注意，但实事求是地说，对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因为民众的感情和注意力是很容易转移的。学术研究必须更上一层楼，对问题做更系统、更深刻的思考。媒体可以传播这些东西，但学者必须理性。现在的问题是，连学术研究也常常被煽情牵着走或逼着走，失去了自性。
二、您经常将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嵌入国家视野中去观察研判，也曾研究过南街村的制度变迁与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那在国家视域之下您认为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路径在哪里？
答：要回答这么高大上的问题，有点犯怵。我不是专研乡村治理的，见机行事地批评两句还凑合，要系统地建言就有点不敢了。既然问到，就勉强说两句吧。结合个人的研究，我认为，从国家视角来看，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或者说“牛鼻子”，是解决农民的身份问题。所谓身份问题，一句话，就是首先把农民当国民，然后再来谈他是农民还是其他什么民。
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关键，是因为，在传统的乡村自治状态被现代化进程打破之后，国家就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力量和终极力量，其他社会力量都只能在国家同意或不禁止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的历史趋势。而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归根到底要落在人上，所以首先必须确定各色人等的身份，然后施以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和交往才有基准，社会秩序和发展才有可能。一个人总是会进行多种社会活动，因此会产生多重社会关系和打交道所需要的多重社会身份。那么，多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处理呢？就需要确定不同身份的性质和位序。在现代社会中，国民（或者说公民）是最基本的身份，是整个身份体系的“定盘星”，只有确定了国民身份的外延和内涵，才能确定其他各种身份的价值和相互关系。
现在农民不是没有国民身份，而是这个身份的内涵不但太单薄，而且太模糊和随意了，很多在宪法上规定了的内容都落不到实处，常常被农民这个身份“架空”。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首先是被当作农民，而不是国民来对待的。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现在很多农村和农民政策，不管是苛刻农民的，还是厚待农民的，都没有跳出这种思维窠臼。这样的政策思考和制度安排，即使是好心，也未必得到好报。
国家应该首先确认和落实所有人的国民身份，然后再根据其他属性把他们划分成市民、农民、X民，……。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不断地整合和统一，不然，永远是城乡二元结构。就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来说，只要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乡村总是弱势和吃亏的一方，好不了的。怎么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关键不是什么资本下乡、技术下乡，我看关键是“身份下乡”。只要获得了平等的身份，人的自由活动自然会把城乡鸿沟弥平。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只要把这个因素调动起来，比其他任何因素的作用都要大，都要有效率，都要更持久。不解决身份问题，其他生产要素再怎么下乡，人永远是两群人，鸿沟就永远在那里。
三、除了城市化的巨大拉力外，也有学者认为乡绅不再，还乡文化缺失是导致乡村空心化的关键所在，您对乡村空心化的切身体会是？
答：关于乡绅问题，不要浪漫化。在传统社会中，乡绅，包括家族等力量确实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首先，乡绅不“乡”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逐渐兴起，大批乡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是必然趋势。这些经济收入在乡村，基本生活却不在乡村的“乡绅”，其实已经难以对乡村治理发挥什么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已经成为城市汲取乡村、工商业剥夺农业的“中坚力量”。你想想，他们生活在城里，天天打交道的是工业和商业，即使对乡村和农民有所怜悯，也顶不住城市生活和工商业交换的现实压力呀。他们脚踏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商业这两条船，而从现代化和资本运作的内在逻辑来说，两条船在结构上是永远不平衡的。结构上失了衡，而要指望乡绅靠个人的人品和本事来平衡，完全是痴人说梦。
其次，乡绅并不都是良绅，也有很多劣绅。“土豪劣绅”这个词，并不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凭空捏造出来的，即使捏造出来，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相信。现在很多人怀念民国，然而， “平均地权”不是孙中山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一么？国民党不也搞土改么？只是它在大陆的土改搞得不那么彻底，后来到了台湾，痛定思痛，不也搞老老实实搞土改吗？“乡绅”里面到底有多少良绅，有多少劣绅？不能说全是劣绅，至少也不在少数吧？这个问题值得好研究一下。如果是劣绅当道，依靠他们，乡村同样是没有指望的。
同样的情况还有家族。家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也要两面看。家族并不都是“正能量”。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有很多控诉家族的。以我在农村的生活体验，家族内部的关系常常是非常复杂和势利的，大宗欺负小宗、勾心斗角的事经常发生。小时候我受得最多的“阶级教育”，就是家族内部的欺负和矛盾——不光是自己家族，也包括别的家族。反倒是最近几年回家，发现农村的社会关系和谐了不少，因为人都差不多走光了，利益竞争少了，留在乡下的“残兵剩勇”们知道“惺惺相惜”了。其实，不“惺惺相惜”也不行了，毕竟有个三病两苦需要有人帮着送医院，人死了需要有人帮着抬棺材。
现在一些人天天做翻案文章，把大清和民国简直吹到天上去了。又是雇佣关系多么和谐、又是乡绅多么厚道，又是家族多么敦睦，其中很多都是以偏概全、以讹传讹。以前的革命宣传有过头之处，但现在有必要完全反着来么？科学还得尊重基本的事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要是大清和民国那么美好，何至于一败涂地？革命有过火、过头的地方，但并不都是二杆子、无厘头。
确实，当前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才流失殆尽，都跑到城里去了。从乡镇企业的发展来看，原来农村的能人还是挺多的。现在有点本事、有点门路的人都进城了。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培养“乡绅”，也不可能培养“乡绅”。根本的出路还是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之间的利差不要相距悬殊，让农村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而不是把农村当城市产业的试验场和垃圾桶。
四、目前有一小批知识精英回到乡村（不一定是自己的家乡）参与乡村建设，试图将城市文明导入乡村，您对此是否看好？在目前的局面下乡村的自主性如何建构？
答：知识精英参与乡村建设是好事，关键是怎么参与。不必刻意保留什么“乡村文明”，也不必刻意强调“乡村的自主性”。“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两分法本来就是上流社会强加给农村和农民的概念和观念。农民并不认为自己代表什么“乡村文明”，也不想代表什么“乡村文明”。他们也是人，也有按照现代标准过日子的追求。谁要觉得这个“乡村文明”很好，他自己来其中生活好了，不要让别人在其中生活，然后他来欣赏。
问题的关键不是保留所谓“乡村文明”或“乡村的自主性”，而是尊重农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知识精英们参与乡村建设而不尊重农民的权利，无论扯什么“城市文明”、“乡村文明”，还是“乡村的自主性”，最终都没有意义，也一定会失败。
在现代社会中，“乡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结。这种情结，本质不是对农村和农民的尊重，而是对自身地位的失落或欣赏。只有离了乡的人，才会有“乡愁”。很多人产生乡愁，骨子里其实是欣赏自己有本事随时离乡而又随时能够回来。真正困守故乡的人，是不会有乡愁的。“乡愁派”对农村没有什么建设性，因为他们常常期望别人为他守着“乡”，然后他不时回来“愁”一“愁”。事实上是把农民和农村当作意淫的对象，而不是建设的对象，让人家给他当花瓶。
我在农村长期生活过，那些被一再怀念的农村不能说有多坏，但也没有那么好。那些一望无际的、让城里人大呼小叫的金灿灿的稻谷或油菜花，你知道是怎么种下去和收回来的吗？站在事外看，当然很爽；生活在其中的人，才知道有多苦。我现在也常常“乡愁”一下，但理性告诉我，“故乡”只是一个梦乡，是只能怀念，不能回去的。故乡永远没有梦乡甜美。
五、除去土地制度、户口制度的改革外，在国家层面还有没有更好的顶层设计来赢得乡村的生机？
答：我对顶层设计倒没有那么大的劲头。这么大个国家，农村这么复杂，企图搞一个无所不包的顶层设计，太难了，太冒险了，很可能欲速则不达，求全而致毁。一个务实的办法，还是在总览全局之后，确定一个大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方向边改革边调整。至于切入点，就是我前面所讲的，确定并做实农民的国民身份。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紫金传媒智库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