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城市时代"：开启中国新文明形态
一百年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只有5%多一点，甚至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不到20%，是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家。而短短三十余年之后，中国就迈过了城市化率的中位线，开始步入了一个“城市时代”。城市和农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空间和产业组织空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
步入“城市时代”，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文明形态，在观念、组织、治理等很多方面都将面临革命性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悉数出席，规格之高可见一斑。而这次会议，距离1978年的那次城市工作会议，已经过去了整整37年。
城乡二元结构的革命性松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不仅成为了工业中心、贸易中心，随着人口的聚集、教育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还在变成科技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等。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一组数字见证了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近18%上升到2014年的近55%；城市人口从1.7亿人增至7.5亿人；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3个。每年城镇新增人口21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30%到70%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中超过50%就意味着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说过：“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只有那种有着深刻的欧洲生活经验的人，才有可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得出这样的观察结论。城市以经济功能为核心不仅使自身的面貌迅速改变，而且给乡村经济带来了剧变，“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在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看来，城市之所以有如此魔力，原因很简单。第一，人口和产业密度够大，促进分工发达。第二，城市的聚集效应，使得信息成本降低。因为越是分散，信息传输成本越高，就会阻碍信息的流通。第三，现在经济增长越来越多依靠知识驱动，知识生产要靠一批有头脑的人。而有头脑的人只有密集地凑到一起，才能互相碰撞，互相激发。最后，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先建好一批重点城市，资源和福利向之倾斜，这对人才构成吸引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在中国经济步入中低增长阶段的大环境下，创造进一步的增长空间，关键是要将生产要素从效率低的地方转移到效率高的地方。城市作为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地，其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因此，在城市中将资源和劳动力加以优化组合，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在空间。
无独有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斯甚至断言，中国的城镇化将是21世纪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关键因素之一。在周其仁看来，城市的聚集程度和效率高得惊人，目前世界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而全世界这一半人所居住的面积是40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仅占地球表面面积的1.5%。约2.4亿美国城市人口居住的面积仅占美国国土面积的3%，却创造了GDP的85%。巴黎人口占法国人口的3.4%，创造的GDP是24.5%；伦敦人口占英国人口的12.3%，GDP达到20%；布达佩斯人口占匈牙利人口的18%，GDP占35%。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鸣也表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所以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套开”，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今天很多的经济问题，需要通过城市化发展来解决。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去库存，这是住房问题，也是城市化问题。而且，城市问题几乎涉及每一个部委，如住建部、国土部、人社部、公安部等，要解决城市化面临的问题，需由中央牵头协调，“这也是城市工作会议升格的原因”。
然而，我国的城镇化也为一些人诟病为“土地的城镇化”。数据显示，相对于55%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当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7%。城镇现有7.5亿常住人口中，有2.5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没能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未来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规划建设的革命
如果说乡村风貌更多的是自然生长的产物，那么“城市style”就更多地体现着人类的理性精神。城市的形成和组织方式决定，人类理性在其中大有可为。城市的诞生和成长，深刻体现着人类的意志与想象力，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城市是人类“理念的产物”。然而，这种特殊性，既证明了人类的伟大，有时候也会反证人类的暗昧。
由于规划上的不科学，一些城市工作与生活功能区隔分明，一方面是“鬼城”“睡城”频现，另一方面却是潮汐性的人口迁移带来的城市拥堵加剧。一些城市打造新城“只争朝夕”，喊出“一年成名，三年成型，五年成城”等宏大口号，根本未对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进行合理评估。以致于不少大型建筑尚未投入服务即由于规划问题而被拆除，造成巨大的浪费，这些“短命建筑”令人扼腕叹息。还有部分地方领导人好大喜功，标新立异，拍板建造状如元宝、裤子、方便面桶、“白宫”等各式奇特建筑，中国城市建筑俨然已成外国设计师的试验田。反倒是在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国家，还能见到具有汉唐之风的古典中国风格的建筑样式。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郑时龄教授说，当下建筑界频繁出现盲目“山寨”、贪大求洋的现象，充分暴露出中国建筑行业正面临一场文化危机。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尚武教授说，城市需要积淀、生长和逐步繁育，绝非人为设定目标就能“速成”。地方干部出于政绩需要盲目追求短期规模，其结果只能导致供需失衡。
我国的城市建设还存在“顾面子不顾里子”的毛病，许多城市外表光鲜亮丽，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往往一场大雨就能让城市变内海。这方面，德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前瞻性和高质量令人汗颜。德国的道路和排水系统，运转几十年上百年依然良好如初。德国在青岛租界区建立的排水系统如今依然能够工作，而且一旦城市设施发生故障，往往故障点旁边就有保存极为良好的维修部件。
近些年，由于交通拥堵、城市污染、垃圾围城、文化缺失等问题的日益严峻，催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城市病。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说，消除城市病，靠现在的管理条条框框难以解决，必须有一种顶层设计，需要一把进入城市社会、能解决城市矛盾的钥匙，也因此有必要重启最高规格的城市工作会议。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研究员对本报表示，我国城镇化必须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市工作必须同“三农”工作一起推动，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城市治理的革命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长期在农村成长、战斗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管理城市的重任。当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要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缺乏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进城”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挑战。毛泽东就将进城比喻为“赶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发展和管理城市确实是一大严峻的考验。
马克思曾说：“它（城市）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现代文明主要是城市文明，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化。对于需要长期执政并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能否管理好城市，是它是否适应了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中央编译局文献编译部主任杨雪冬研究员对本报表示，中国的城市时代已经来临，呼唤一种新的“城市政治学”。从世界历史来看，一个国家逐步城市化的过程，往往也是它走向民主的过程。就像欧洲中世纪古老的谚语所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不仅孕育组织化的产业工人，还催生新兴的工商业者、自由职业群体和形形色色的其他社会团体，他们的政治理念、组织方式、社会交往与传统的“村民”大不一样。如果说村民文化孕育的是狭隘的地域观念和臣服思想，那么这些现代城市人则自然拥抱强调自主、参与、权利的公民文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社会组织方式和文化心理的转变是革命性的，这对传统的治理要求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罗马俱乐部著名城市经济学家乔根·兰德斯教授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一个真正的世界文明城市，不仅要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好的生态环境，更要有高水平的政府治理（good governance）。“信息、货物和人员有高度开放的流通渠道，官方和市民都有开放包容的心态（open minded），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到城市的规划与治理当中，这样的文明城市才是真正属于人的城市。”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对《新京报》表示，上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召开的，那时经济水平很低，中国城市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就业问题。而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发展在规模和总量上有很大的变化。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城市病等问题亟待解决。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要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确定管理范围、权力清单、责任主体。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教授也提醒，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彰显了城市工作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层视野中。不过，中国的城市化依然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即使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轨道上，其依然还是难以完全满足人的差异性、层次性和不断高级化的需求。所以，所有的城市化战略都只能是阶段性的，必须在动态中不断调整。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科学报》总第1494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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