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溪骗子’、‘诈骗之乡’，这样的‘称号’我们要不要？”在9日举行的福建安溪县诚信建设千人大会上，安溪县代县长刘林霜这样问。他得到的是在场1000多名安溪各乡镇、村、社区干部震耳发聩的回答：不要！(2016.9.10中新网)
其实这已不是“诈骗之乡”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诸如此类还有涉毒村”、 “造假村”屡见不鲜，也不是公众首次将乡村与“危险社会”联系起来。这些事件如一面镜子，折射出的不仅是“整村犯罪”，还有我们的乡村管理危机。旧有的规范在乡村的急剧变革中失效，新的秩序却未能建立。偏远贫穷的特性让国家的法治鞭长莫及，本地的基层自治组织也涣散软弱，这些乡村成为了监管的“盲区”，物欲，拜金替代了旧有的诚信，“一夜暴富”被大肆宣扬，“脚踏实地”被践踏地下。贫穷的围困，乡土文化的丧失，法律意识的淡薄，基层管理的失序，滋生了犯罪的温床，造成了群体性犯罪。
破解“整村犯罪”，走出“危险社会”，需要我们基层组织管理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在城乡化进程中，地方干部不能只顾征地搬迁，修建高楼大厦厂区，还要考虑新时期农民未来的发展，做好妥善安置。而精准扶贫的实施，不能只是走走过场，要真正的切实了解每一户贫困户的境况，给予切实的帮助。对于村中民风重塑，要让诚信走进校园，走进村庄。而对于法治，村干部可以利用村规民约作为法律的延伸与补充，充分运用到我们的乡村治理中。无论是民风重塑，还是加强法治，乡村法治的“最后一里路”需要我们的基层干部来打通。此路任重而道远，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走出“整村犯罪”的围困，需要我们基层这根“针”缝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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