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临时工”都是个饱受诟病的词汇，甚至是顶包、执法粗暴的代名词。有的地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吉林最新宣布，从下个月开始实施规范行政执法资格的管理办法，合同工、临时工将被禁止申领和发放执法证件。经媒体报道后，不少人为此举叫好，但也依然有很多人觉得这么做效果不大，约束不了行政执法。（腾讯网今日话题5月30日）
舆论对“临时工”现象的质疑，源于执法公信力存疑。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临时工”算得上行业领域的弱势群体，他们由于知识、能力不足等原因，无法挤进正式工行列，被所在单位临时聘用，领着较低的薪水，干着和正式工同样的活计。由此，“临时工”素质结构参差不齐，因为其特殊的编制外身份，在行业领域受监管约束的条件有限，个别人凭此放任自大，粗暴执法和甘愿替人顶罪乐在其中。
追根溯源，多数“临时工”是领导干部管理意志的产物。对于行政机关，如果出现缺人缺编，可以向组织申请，通过面向社会招聘、内部调剂等形式任用正式工，但事实却非如此。在人事监管不严的地方，有些领导干部为了解决身边的人情关系，特意在单位内部人为空出岗位，解决亲朋好友或领导干部子女的工作请托；有的地方或部门，为了营造部门声势，扩张执法力量，盲目招聘临时工进入执法前线；甚至个别地方，机构编制缺乏科学严谨的规划，有些部门无奈招聘“临时工”充数代劳。如此日积月累，在各种机缘巧合下，“临时工”走到了历史舞台。
如今，遭遇法治进步，公众认知觉醒，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清理“吃空饷”的号召席卷大江南北，“临时工”成为触目惊心的乱象。此刻，似乎“临时工”不再适合在体制内生存，更不宜频繁出入公众视野。尤其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工具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时代，在部分网民渲染炒作下，“临时工”们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演化成一场激烈的舆论战。
悲哀的是，无论舆论争议胜负在谁，“临时工”们最终都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只要把罪责推在“临时工”身上，舆论就能轻松解气收声，涉事单位也能全身而退。如此，个别领导干部感觉到“临时工”在消解舆论时的宝贵作用，热衷于保留任用临时工。
窃以为，“临时工”参与社会管理，本就不适格。从工作专业角度看，“临时工”并非行家里手，没有系统接受学习培训的经历，冲在执法前线必然纰漏百出；从身份角色角度看，“临时工”不需要承担过多风险，出问题小则辞职了之，大则移送司法机关，但“临时工”不是干部，没有干部纪律约束。再者，机构中“临时工”过多，必然引发正式工懈怠自满情绪，有编制的正式工工作饱和度不高，人浮于事诸多不利。
所以，“临时工”饱受诟病凸显社会管理规范缺位。任何执法粗暴问题，顶包代罪问题开除或清退“临时工”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只有行政机关内部管理法治化，避免人为的“潜规则”大行其道，“临时工”才不会成为舆论的唾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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