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起，中国的精英们就开始探索乡村建设的路子。至1934年更是如火如荼。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县的实验，以及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的实验。前者从“村治派”得到启发，发展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乡村建设哲学，因而被称作“旧派”；后者信奉基督教，依靠美国的资助，因而被称作“新派”。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专辟一节“乡村建设运动”来书写民国时期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之前，中国还出现过一阵短暂的“新村主义”的乌托邦思潮。“新村”的思想最初发端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実篤1910年创办的文学杂志《白桦》，它混合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等思想，主张在一个无政府、无剥削、无阶级的“新村”展开耕读式的共同生活。持有这种思想的一批日本作家因此被称为“白桦派”，他们后来又创办《新村》杂志，并于1918年在日本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新村”的实践。与乡村建设派的“躬耕者”们比起来，“新村主义”更多地耽于空想，所以在中国很快就式微了。
乡村建设派的好景也不长。就算不被1937年的抗日战争打断，他们启蒙与改良的努力，也会被自身的局限迫入困境。1936年，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中，千家驹等知识分子对此有过批评：“他们以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之愚、穷、弱、私，所以要救中国必须针对这四个字着手，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愚、穷、弱、私，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病态之表现，怎样会发生这四个病态的现象这问题，是不能由这四个字本身得到解决的。”
至当代，1996年，“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提出，渐被媒体及官方广泛引用。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于是便有“三农问题”这一提法。有个数字虽枯燥却非常重要：2001年的调查表明，财政5%用于中国农村。理论上，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口还只有70%享受了国家5%的财政。
温铁军本人在海南和福建等地建立新的乡村建设实验点；又有同道中人在河北建立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动员大学生下乡；北京西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致力于发展生态农业与城市市民的产销网络。同时在做此类实践的还有湖北的贺雪峰，河南的李昌平，四川的廖晓义。作家野夫在四川罗江曾试行乡村代议制度和乡村戏剧的实验，李英强在各地乡村建立的“立人图书馆”邀请城市里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给农村儿童讲课。
但是，凡有志于亲身参与实践的人，都深知乡村建设的困难。首先，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今天，乡村建设作为一种民间自发运动，它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能否获得合法性和更大的社会空间，取决于它与政治的微妙关系。知识分子对城市刻板生活的厌倦与诗词曲赋中的田园梦想，通常会在现实的南墙面前撞得眼冒金星。
我是带着多年农村采访的经验与想法与杭州临安“太阳公社”的创始者陈卫接触的。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个年轻人是前去取经的，他的预设目标与出发点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打算在乡村建设中有所建树有所分成。陈卫没等他说完就把头摇得拨浪鼓：“劝你没把钱亏完之前乘早收手。”
1，做生态有机农业，你不使用化肥会减产70%。农业专家蒋高明在自己的生态农场做过实验，一袋化肥都不使用，减产30%左右。虽然随着土质改变会逐年增产，但毕竟需要耐心与时间金钱的大量投入。
陈卫做生态乡村的条件比一般人要好。他出生在一个农业世家，父母都是农大教授，母亲专注于大麦种植研究，姐夫则是水稻博士。从小就是跟着母亲在稻田里长大的。职业经历中虽然有过17份不同的工作，但也有过杭州某大型农场有过四年的运营经历。做自己的有机生态农场始终是他的理想。2013年，他真的建起了一个自己的农场。光是找地，就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他定下农庄立足所在地的4条标准：第一，要有好山，但山不能太高；第二，要有好水；第三，要有优质的土地；第四，不能距离杭州太远。还有一条是他通常不会对媒体说的：当地人不能太“刁”。
太阳公社地形狭长，所有的稻田、猪舍、鸡舍、兔子谷、羊谷都像树干一样，在一条长3.6公里的公路为轴向四周延展。公社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以路口的石桥为界，汽车不得跨桥。步行与搭乘越野电瓶车是进入农场仅有的两种方式。当然这是出于保护环境的考虑。
太阳公社的猪圈
2，农民的问题。农民是非常理性的，他在农业生产中投入一份力，就必须要得到这份力的回报。采取生态农业的种植方式，农民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按照目前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这份人力投入是不划算的。因而，即使生态农场用实践证实了不采用农药、化肥也不会影响产量，农民也不愿意将目前的生产模式改为生态农业。
目前，太阳公社一共拿到600亩土地20年的租期。签约时，当地农民甚至愿意以相对较便宜的价格把地租给他们。探其原因，和陈卫善于讲故事分不开，他把日本农村的见闻，尤其是日本农民的富裕程度绘声绘色告诉当地农民，“日本人的人均收入是二三十万人民币，而日本农民是六七十万人民币，这是因为日本农民所属农协和当地的家庭主妇们的主妇联合会形成了订单式购买，按需种植。他还说，双庙村的这个农场就要走订单式的路。如果一年有60万元的收入，你干不干呢？毕竟这已经超过绝大部分人的收入了。你们的儿子女儿，出去读了大学远远挣不到这个钱吧？”
这时，有村民举手说，那么你来带我们一起干，我会种菜。这个瞬间，陈卫心被猛一触动，他想，为什么不让村里的人加入自己的理想当中，每个人干自己拿手的农活呢？太阳公社成立得有点意外，除了养猪和鸡，后来还有水稻、玉米、水果，以及30多种四季蔬菜。租下土地后，陈卫将土地按农作物品种区分开，分成小区域，每块区域都由一位农民打理。想要种什么可以由农民自己认领。也许这都是来自日本的精细农业意识，太阳公社的每块田地上都插着写有稻田负责人的座右铭、贴有本人照片的海报。陈卫以前管理着一个2000亩面积的大型有机农场，那时，他根据一般的管理经验，把农民像产业工人一样进行量化考核：除草、施肥、采收，什么时候干什么活，花多少时间，都一一量化。“但是效果不好，因为每个人的专长、年龄、体力都不一样。”陈卫发现，即使请来人力资源专家，也只是多花一笔人力成本。倒不如由村民自主，再加以现代化农业养殖业的调教管理。说实在的，现在的做法倒与《红楼梦》中探春的理家改革有几分相似，老叶妈老田妈老祝妈各包了一份儿活计去，年终分配不与管家们相干，只与当家奶奶结算，省去了中层的“盘剥”与罗嗦。
目前，公社有20多个负责生产的社员，他们只干自己最擅长的。比如罗金林，他只管20亩水稻；杨根强，他照料着100只猪（我见到时是40多头）；因为我们用的是原始肥料，虽然亩产没有那么高，但是质量有保障，花费的精力也不小。”猪舍是太阳公社较早完工的区域之一，为了让猪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陈卫专门拜托中国美院美籍外教陈浩如来设计猪舍。整个猪舍两边对外通风，主材料是木头、毛竹和稻草。最近这个猪圈还被选为中国环保建筑代表作品之一，选送到威尼斯双年展参展。猪舍的室外活动场所包括一片草地、一个游泳池和一条泥沟。整个猪舍，包括室内和室外，占地在10亩左右。每天中午，随着一阵敲锣声，猪舍内的100头黑猪就会一拥而出，在室外玩耍。哨声响起，黑猪们又有序回到猪舍中。太阳公社的鸡舍、羊谷，留给动物的活动空间都大，你甚至能找到美国西部农场放牧的感觉。
罗阿姨，看护着500多只鸡。他们工作得得心应手，不用什么量化考核，一样把农活料理得妥妥当当。罗阿姨遇到陈卫之前是村妇女主任，能说会道满口新名词，“有机农业是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健康如果能用钱买到为什么不买？毕竟没了健康钱都没有用了。”她现在的冤家对头是四面山上时时窥视着那些漂亮鸡们的老鹰。“时不时飞过叼走一只，只好放炮仗轰它。”
太阳公社农业社员的海报
3，市场竞争的问题。陈卫一再向那位有意投入农业的年轻人提出的问题是“产品卖给谁？”农业是一个进入门槛偏低的行业，如果农产品的价格和利润比较高，势必吸引大量的人进入农业，提升农产品的供给，而价格也就随之降低了。相反，在目前市场的作用下，农产品很难维系较高的价格。农户获得利润的方式就是控制成本。在人力成本提高的情况下——进城打工的工资高于种地的收入，农户自然倾向于使用农药、化肥来节约人力投入。化学农业的发展就是这一过程的体现。陈卫视为农场成功的关键，其中就包括了城市社员与村民结对子的设想。他想要打造一个理想社区，社区里面会有两种社员，一种是农民这样的生产型社员，还有一种是城市居民这样的消费型社员。丰收时，陈卫会以比市面价高出一倍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农产品。以会员制方式向消费社会提供产品。目前消费社员的会费为2.5万元/年。每周都可获得5斤大米、3斤猪肉、10斤蔬菜、一盒鸡蛋，一个月2只鸡或鸭的供给。初始会员还能享受农场鲜奶、蓝莓等福利。这些农产品每周会以第三方物流冷链配送方式送到社员家中。按照2.5万元一年的价格来算，消费社员每天需花68.4元拿到这些农产品。当然，配送量会根据太阳公社的实际产量作相应调整。按理想设定，今年太阳公社招收300户社员，明年会扩充至800户。眼下，褚橙、柳桃、潘苹果、佳沃蓝莓……如今似乎每个行业都有几位大佬在跨行做生态有机农产品。品牌农产品网上卖，似乎正在成为一个潮流。但陈卫明确表示，未来太阳公社的农产品不会放到网上去销售，仅仅只会供给社员和公社集市。他认为，农产品网上卖，虽然可以让消费者便利地获得商品，但是产销间的信任却很难实现。但陈卫对于太阳公社很有信心，“两年后，我们应该就可以通过农业来盈利。我们还是希望实际消费的城里人与实际生产的农民之间有更多的情感链接，消费的人知道食物从哪里来，生产的人也知道自己为谁而生产。”
每天游泳的猪
陈卫在“太阳公社”要实现的当然不只是做一头幸福的“猪”的梦想。在他的宏图中，幸福的猪与饲养它的幸福的与享用的人息息相关。但这些离不开与所有现实问题的纠缠。
其一，养鸡户罗阿姨的女儿大学专业是财会，毕业后来到太阳公社工作，但两年后辞职，理由是“我得出去找对象。”太阳公社与中国农村其他地方一样缺少年轻人。公社当地社员平均年龄55岁。
其二，接下来太阳公社还会有兔子谷、鸭谷、鸡舍、草莓谷、垂钓水库、民宿、餐厅等设施。但这样一来，与目前许多地区的一些农业度假村有何不同？
“不一样！”陈卫说，“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城市人与农民和谐共处的社区。在这里农业是基础，城市居民可以来这里体验农耕文化，亲近自然。农民可以得到生活保障，并且以传统的方式耕种自己热爱的土地，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这是一个唤醒城市人的过程，是一个社区模式”。
可是这个声明并没有完全消除我的疑问。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会饮读书 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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