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所以要千方百计地逃离乡村，为的不仅是更高的收入，更富裕的生活，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荣耀。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我们称其为“行尸走肉”。当一个村子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与习俗，变得不再像一个村子，我们可否用“形神俱灭”来形容？近一百年来，对于乡村未来出路的实践与探索从未停止过，时至今日这种实践与探索仍处在一个模糊期。
一、村里的人，去哪儿了
幕夜返乡，迎上爹娘，天明闲逛，青春飞扬；
此地长大，这里梦想，一朝远行，久在他乡；
遥想当年，如影在目，猛然放眼，心神惶惶；
誓言无声，容颜有变，一切美好，收入心田。
2015年7月20号，我和爱人一家四口赶了上千里的路，终于在夜色中回到了河南开封老家。这是我离开这里十多年中，第一次非春节回家，虽然这次自己只在家呆了四五天便急匆匆赶回了北京，不过如今掐指算来爱人和俩个孩子留在老家已有月余。
此次夏日回乡，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心灵之旅。天亮时看着院子里长满叶子挂满果子的树，还有那块原来压在抽水井上方方正正的石头，曾经的读书桌及锁在柜子里的一本本记载着那个时候自己幻想和青春的日记……恍然间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生命的原点，一种熟悉又陌生、好近又好远的感觉跃然心头。
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出门时兜里装着的满满一包烟没有发出去几根。除了一栋栋建的七零八落空空然的二层小楼，依旧坑坑洼洼的土路及路两边长满了的杂草，还有一个个没有水的到处是垃圾的干水坑，一路走下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
回到家问母亲，“村里人都去哪儿了，咋都看不到人呢？”母亲笑着说，“你这个时候回来能看到什么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留在家的都是出去打工人家都不要的。”我苦苦地笑了一下，即可开始怀念起小时候，当时尽管村庄破落，各家都不富裕，然却道路干净、家家有人，每个孩子都在父母的陪伴下幸福地成长。
不过，想想几年前我同爱人一起回她的老家的情景，自己老家的村子还是足够幸运的。那是2013年7月23日，冒着火一样的夏日，我们一起回到了她的老家，湖北咸宁幕阜山脉中的一个村子。从20年前走出这个村子，她再也没有回去过。然而，随着离开时间越长，我发现，她的思乡之情似乎开始变得愈加浓烈。
在她的各种描述中，那里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生活在老家是那么轻松，那么快乐，那么令其念念不忘。她老家的村子只有一个姓氏，据说其祖先是明朝时期由江浙一带迁居到此的。几百年来，这里从开始的几户人家，到当年她离开村子时的上千口人，可以说是生机盎然，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我们从高桥驱车，在蜿蜒难走的山林里穿行了近半个小时，才终于进了坐落在半山腰的那个令其魂牵梦绕的村庄。走进村子，我恍然觉得这里的一切和她描述中的大不一样。整个村子几乎完全被萧条所包裹，村子里没有什么人，冷冷清清、安安静静的，简直可以说是“外面像个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少人住，山空人无踪。”
曾经一个上千人的村子，现在继续在这里住的只有十几口人，除了上了年纪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嗷嗷待哺的小孩子外，整个村子似乎再找不出其他人。据村里一个老人说，他们这个村子的人还算多的，对面半山腰的那个村子只住着一对上了年纪的老两口，其他能动的全都出去打工挣钱了。
对于农村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作家王朔一直很羡慕，他说：“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心中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穷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然而此刻，我们俩个人的老家，那个承载着彼此无限遐想的村子，显然已不再有拿给城里人去炫耀的资本了。乡村空了，荒了，变成了一个冷冷清清平日里少有人住的地方。对很多外出打工者来说，这里虽是自己的家，实际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临时住所，一年回来不了几趟，住不了多久。
在我国的广大农村，这一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原本自成一番天地的乡村如同一个蓄水池，里面最精华的东西要么被城市吸走，要么已经萎缩或消失不见。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莘莘学子离家进了城，有一定知识基础的青壮年劳动力也纷纷进城进厂务工去了。伴随这些最优质人才人力从乡村抽离，往日充满活力的农村青春已不再，仿佛成了一个个行走迟缓的老人。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开始进一步恶化，农村留守人口和家庭生活分裂问题日趋严重，其中农村留守儿童达到6000万人，留守老人达4000多万，留守父母接近5000万人。有的家庭是夫妇一方在外打工，妻子和子女与老人在农村生活；也有的夫妇在外打工，而子女并没有随着父母流动，子女和祖父母在农村居住。
这些问题不仅是农村成了孤寡老幼的集聚地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其也必将为农村孩子的健康成长埋下严重隐患。
对于这些问题，有专家认为主要乡村的空心是土地法律制度不完善，村镇规划管理不完善，人口制度不健全；还有专家认为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农民靠着一亩三分地过生活难以度日，辛辛苦苦在地里劳作一年还比不上在工地工厂干几个月挣得多。
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很多农村发展不好原因有三，一是村子或周边没有特色产业，村民留在村里赚不到钱，只有外出打工；二是一些村庄在整治改造中，过于注重“面子”，对改善农民生活的“里子”重视不足，老百姓生活不方便；三是农村集体经济财力薄弱，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依赖公共财政，总体投入不足。
在笔者看来，农村的衰落与萧条，更多是由于单个农民长期所处的弱势地位，还有农资企业集体对农民的无情盘剥，同时还包括农业生产和组织方式的落后。面对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其只能毫无抵抗之力地被城市与工业肆意裹挟和吞噬。
农村包围着城市，而城市则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快速向周边乡村蔓延。其势吹古拉朽一般，被吞噬的不仅仅是土地、房屋、村庄，同时还有维持祖祖辈辈赖以生活在那里的文化与传统，文明与精神。
伴随着一个个村庄的没落、凋零，我们传习了几千年的乡土文化，不得不直面生死存亡的终极大考。
二、村子的魂，丢哪儿了
农村的核，正在不知不觉间塌陷。
虽然很难用一两句话将这种塌陷说清楚讲明白，但从自己几十年来所亲身经历的乡村和城市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足以让我从另一个视角来观察乡村之核——乡土文化之巨变。
之前的农村，村里族中说话最有权威的，大多是年龄偏大的长者。为何？一是其耕田种地的经验最为丰富，对时令节气的把握更为准确，年轻者不得不向其求教；二是他们对约定成俗的乡约民规了解更透彻，村中的婚丧嫁娶由他们来主持操办才不会出现披露，才显得庄重、正式。
当下，这种长者为尊的风俗显然已不再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如耕田种地，老一辈的那一套显然已经不再管用。之前每家每户田里的庄稼可谓五花八门，什么都种些，不是为了卖，只为自给自足留着自己食用；现在农民种地图的是个简单、省心，一年到头一茬麦子一茬玉米足够，因此年轻人的“化肥、农药、半机械化”“三靠式”种田思维早已成为主流模式。
另外对于婚丧嫁娶也早已和从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广大农村，除丧葬依然还保留着传统的仪式外，婚嫁流程早已被城市化、西方化等新形式冲的七零八落。在河南、河北等一些农村，严肃隆重的丧葬礼节中脱衣舞表演居然大行其道。
之前的农村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农村社会的稳定靠的是什么？一是稳定的家庭关系，即超低的离婚率；二是在一个熟人社会背景下，传统道德对生活在其中每一个成员的舆论压力，也就是农村常说的“唾沫星子淹死人”。
之前的农村，若是发生谁与谁离婚的事情，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会成为一条爆炸性新闻，迅速在本村及周围十里八村传开，而离婚者将承受极大的社会压力与集体排斥。现在的农村离婚率正逐年攀升，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鲜事儿。通过村民对离婚现象的态度转变足以窥视乡村传统观念变化之巨大，受城市化冲击之猛烈。
之前农村家庭一直遵循着“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那时的农村女性几乎不必为家庭收入操什么心，只需要将孩子、父母照顾好，营造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港湾即可，至于挣钱养家，那是男人们需要考虑的事。
现在的农村，这种男女分工关系早已发生改变。挣钱成了夫妻双方共同的事情，女人这半边天不再是相夫教子，而是和老公一起在挣钱的路上风雨同舟，有时甚至女人比男人挣的钱还多。孩子的教育则成了一个不得不漠视和用金钱来弥补，或者直接留在家里由年迈的父母看管。
之前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多半生活在一种放养的环境中生长，在父母家人的看护下，可以和四邻八舍甚至全村年龄相仿的孩子满村撒花儿地跑着玩。那是一个由孩子组成的自由开放的小群体，每个深处其中的孩子都有一个或多个要好的伙伴，大家相互之间相对独立，却又相互交织。
现在的农村孩子似乎已经很难再有那种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成长的经历。原因有三：一是每家每户的孩子少了，不像之前每家都有三五个，家长看护的没那么紧；二是不少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点心理缺失感，这主要与父母的长期在外和隔代教育问题有关；三是不少农村孩子已经不在村中读书，而是被送到了县城更好的学校，其成长被放到了一个农村与城市相互交织的更大环境中。此时，其内心对家的归属感不得不在游离状态中造成错乱。
其实关于乡村教育，最严重的还不是孩子在哪里读书的问题，而是大量乡村学校（小学、中学）正在被边缘化。乡镇初中快办没了，小学在大面积萎缩，不少地方学校“空巢”现象已经见怪不怪。这其中有城市化的冲击和影响，更有“撤校并点，学校向中心镇集中”等教育政策的推波助澜。
在一个城市化和GDP压倒和统领一切的年代，有多少人在考虑城市与乡村教育的机会公平问题，有多少人已经意识到随着乡村教育被肢解和边缘化，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将面临无法维系的生死危机。
当下，伴随“美丽中国、中国梦、生态文明”等成为新的时代追求目标，乡土文化正变成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话题。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乡土文化，导致乡土文化萎缩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乡土文化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包含物质和非物质两个部分，它是一个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乡土文化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某种生活的总和，它是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文化生活。
方言是乡土文化，民歌是乡土文化，各地特有的风俗、习俗、建筑、服饰、舞蹈、饮食、礼节也是乡土文化，还有固有的理念、思想、制度、精神、品格、气质等都可以列入乡土文化的范畴。也就是说，乡土文化本就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某种生活方式及背后所隐藏的各种态度和观念的集合。
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我们的乡土文化是什么？传统的农耕文化，如男耕女织、聚族而居、渔樵耕读、精耕细作等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亦是；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天地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是，琴棋书画及各种传统手工艺也是……
还有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及对待事物的态度，还有日常生活很多性格习惯、做事方法、为人态度、审美标准等，都是乡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我们的这种源自农耕的“根文化”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传承力和稳定性，且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功能。
然而，当这些在我国延续上百年上千年的乡土文化，面对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时，却显得毫无招架与还手之力。生活在乡村的人在逃离，乡村文化在遗失中开始没落，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到底是一种情怀还是历史发展的必须？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人在行动中开始思索。
三、乡村之路，通向何方
谈起乡土文化和乡村建设，有三个人不得不说，他们分别是晏阳初、费孝通和梁簌溟。他们也是近现代最早关注乡村发展的三个人物。
晏阳初，1890年10月生人，是民国时期我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只有通过平民教育，培养广大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才能真正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30岁时，他从香港回到国内，并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两年后，他从上海转到长沙，开始在那里推行他的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口号的全国识字运动。随后，他在湖南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取得了重大的影响。
1923年，他来到北京，并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经过两年的实地调查，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州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随后其与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州的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1940年至1949年期间，他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组织开展华西乡村建设实验。1950年离台湾赴美国。
作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与探索中国乡村未来发展之路的缘分则要追溯自1936年对开弦弓村的一次实地调研。那一年，他仅26岁。当时正在燕京大学社会系读书的他，对于老师课题上讲的东西很不满意，于是决定自己到社会上进行调查。
1936年夏，他去了英国留学，两年后凭借一篇《江村经济》的论文，使他顺利拿到了伦敦大学研究院的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不仅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农村之路通向何方，指明了一条道路。
在他看来，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还需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即农工相辅。21年后的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开弦弓村，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
关于中国的乡村发展，费孝通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恢复农村企业，二是发展乡村工业。而同一时期比他大17岁的梁簌溟则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
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他着重阐述了，乡村建设为什么必须依靠教育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现代科学生产及生活知识的灌输，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从而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真正以民为主的现代国家并由农业引渡到工业化的思想主张。
梁漱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农村和农民问题则是其学术研究的强项，是乡建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然而与预期相比，他搞的乡建试验并无什么成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
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他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提出了质疑，明确地提出了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重要性，并批评政府脱离群众、在政治生活中只依靠党政干部而没有依靠广大群众。
对于他的这番言论，毛泽东的“回复”是：“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
最终，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很快在党内达成了共识。而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则主要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民手中的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经营，地大家一起种，饭大家一起吃。当时这种绝对公平的大锅饭主义带来的结果则是人人吃不饱甚至没饭吃。最后，这个寄托着亿万农民万千憧憬的“乌托邦式”的新农村运动，20年之后被安徽凤阳18户包干到户的农民彻底终结。
土地再次回到了农民手中，然而乡村发展的路并没有因此变得明朗。面对工业化、城市化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大批农村精英和劳动力争先恐后地涌向工厂和城市。几十年下来，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提高了，生活变得富裕了，只是乡村成了大家谁也不愿意回去的地方。于是在这种大的趋势下，乡村，这个承载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地方，开始一天天衰落下去，成了很多人再也回不去的遥远记忆。
伴随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严重失衡，各种潜伏在发展中的危机一点点浮出水面，如人与自然的失衡导致了我国能源环境的危机，传统与现代的失衡导致了多样化文化被破坏的危机，物质与精神的失衡导致了国家精神缺失的危机等。
想要破解这一系列危机，应从如何重构城市与乡村的均衡开始。而乡村重构的发力点是什么呢，现代化规模农业，还是家庭农场式农业，亦或是以乡村文明、乡土文化复兴为核心的立足于第三产业的大健康产业经济模式？
关于未来的各种答案，大家正在积极实践与探索之中。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土观察》内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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