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蓬村现在是浙江省衢州市[③]柯城区石梁镇的一个行政村，包括麻蓬、桥头山和花坟前三个自然村，共有11个村民小组，310户人家，合计1067人。村民以柑橘、香抛、胡柚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农闲时的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
2008年8-9月，笔者对麻蓬村进行了一项田野调查。笔者住在村民家中，与他们一起生活，参加和观察他们的宗教活动，并对村中的二十多位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下，本文将以调查获取的经验材料为基础，按照历史脉络呈现麻蓬村天主教信仰的嵌入过程、传播手段、细节调整、以及目前的发展。
一、历史中的宗教嵌入
浙江的天主教历史悠久。元朝时期天主教已传至温州，杭州是十七世纪耶稣会活动中心，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宁波是其中之一，依黄埔条约补充条款，天主教和新教取得在宁波传播的特权。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多次发布“通谕”和“命令”，禁止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群众与人民政府合作。此后，全国范围内的天主教开展了“三自”运动，割断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文革中，浙江省的天主教经历了一场变故，有所不同的是其恢复比全国要早。
麻蓬村的“小历史”与村庄外的“大历史”息息相连，如果追问麻蓬的历史来源，需要上溯到三百年前。村里世代流传的说法是，明末利玛窦在他传教的第三站南昌使许多信徒受洗，其中就有从江西南丰到南昌做苎麻买卖的付姓人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罗马教皇格肋孟十一世发出了一道通谕：禁止中国教徒使用“天”或“上天”等词汇，并宣布祭祖禁令，派特使多罗主教来中国予以发表。此后教皇又重申禁令，遣特使嘉乐来中国，带来教宗禁令的汉文译本面呈康熙阅览。康熙不悦，不久便发布了禁教的命令。1722年康熙驾崩，其子雍正即位后不久严格执行了康熙的禁教旨意，下令查封教堂，清查信徒数目，所有传教士离开本省移至澳门。
此时，江西南丰天主教徒傅佑我，傅佑仁兄弟因为坚持信教不肯返俗而遭到官府的追捕，在逃难途中，兄弟二人携带家属四处迁徙，最后决定定居在衢县的石梁地区，因为这里山川秀美，且不易为外界惊扰。付氏兄弟二人各生了三个儿子，成为此后族谱上的六房。付姓后人在石梁山间的河谷中开荒，开始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但由于坚持天主教信仰，他们在石梁当地颇受压制和排斥。
村中流传的故事说，有一年衢县地区发生旱灾，当地动员百姓祭拜龙王爷求水，家家户户的壮丁都要去，但却遭到麻蓬村村民的拒绝，因为天主教信徒不能参与祭拜鬼神的活动。结果，付姓的一个长老被恼怒的当地人绑在磨盘上暴晒，直到他苦苦求饶才被放开。这件事情过后，当地人把耶稣像刻在他们舂米的石缸底下，让舂米的石头不断地碾击，以此来羞辱这些信奉天主教的外地人。由于在信仰习俗上的差异与隔阂，那时的麻蓬村民与当地人在土地界限，水利灌溉等方面也经常陷入争端，并屡屡吃亏。
付姓宗族到了第三代人的时候财富有所积累，便想到福建穆阳去“请神父”，那里靠近出海口，神父多有聚集，官府来抓便可立即转移至澳门。“请神父”的过程很不安全，一方面是因为路上有灾荒与匪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化上的冲突，神父很容易遭到攻击。无奈之下，村里不得不派人到福建少林寺去学习武艺，从此，麻蓬人竟有了练武健身的习俗，全村男女老少会武耍拳的一度占总人口的70%之多。[④]
从1730年至1838年，麻蓬的教务归福建穆阳（今邵武）的多明我会管辖，到1838年法国遣使会接管为止共104年。从1838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111年都是由法国遣使会管辖，在这111年中傅姓有六位、王姓有五位晋铎。[⑤]麻蓬村历史上能够出那么多神父，和天主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有关。晚清时代，村里没有人去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考取功名之后这些人就必须必须祭祖、祭孔，而这在天主教中是不被允许的。
“过去从村子里出去的人少，唯一可以从村里走出去的路就是修道，读经（圣经）的出路就是去做传教士，所以村里头脑聪慧、智力较好的人都会走修士再到神父这条路。麻蓬村可以说是浙江历史上出神父最多的村，他们最早到澳门去学，后来主要是到宁波、舟山一带学习和传教。因为神父不能结婚，这些头脑聪慧的人并没有自己的直系后代。除了神父之外，村里出的修士、修女也很多。”[⑥]
尽管今天的麻蓬村民在与附近村子的村民交往时已没有外在的障碍，但心理上仍有隔阂。因为要学神父用普通话念经，村里90岁的老人都会讲普通话；因为要与周围村民交流，麻蓬的所有村民又都会讲石梁话；但与此同时，他们自己的方言又带着江西口音；衢州的当地人几乎都听不懂麻蓬方言，由此我们可以想见麻蓬村在当地的融入程度。村中老人介绍，以前因为麻蓬村由法国人在村里传教，被邻村人叫做“ 麻蓬鬼子”。但现在，邻村人已渐渐接受了麻蓬村信仰天主教的传统，不再歧视他们，关系也大为改善。
二、天主信仰的传播与调整
由于笃信天主教，解放前麻蓬村的村民作为天主教徒只与教内人士婚配。
“当时找对象必须是教友，劝你入教了才娶你，女的嫁出去也必须找教友，或者劝男方入教了之后才嫁，这样靠通婚圈子的扩大来扩大传教范围。当时村里的女儿很难外嫁，多半是嫁到自己村里，能够嫁出去的都是通过神父介绍给远方教区的教友。不过，男的只要有一定的财产还是可以讨到附近的媳妇并且让她入教。对外来媳妇，开始谈对象时信不信这个教要求并不是很严格，但要确保她们不反对。她们开始不信，后来参加活动多了就会信。”[⑦]
因为通婚圈狭小，近亲婚配者多，村里出了很多的低智商者，还有一些先天性的残疾。后来，村里引入了另一支王姓的教徒世家。王姓宗族世居金华，也是由于教难逃到当时的衢县落户，其中一支于1821年也迁到麻蓬村，另一支则迁往桥头山。王姓家族的迁入使得村中近亲繁衍的局面有所改善，两姓以此为据地互相婚配，并向外传教。
在麻蓬，付姓和王姓之外的人被称作外姓人，他们要么是招来的上门女婿的后代（不强制子女跟母亲姓），要么是解放前村里的长工、雇工的后代，不过现在他们和村里其他姓氏的人已经没有地位上的心理差别。
由于村里的姑娘多半是出嫁在村内，村里的亲属关系网非常复杂，村民们互相之间不是宗亲就是姻亲：
“我们信教的人互相牵一牵就是亲戚。我的祖母来自廖家，嫂子也是来自那里，侄女又嫁到了那里，大家都是亲连亲的。现在，嫁娶外教人都已经默许了，神父也不反对了，不过原则上最好让他/她信教，事先讲好不能反对，不能阻止自己的子女信教。”[⑧]
教会的这个“不能找外教人”的规定到解放之后有所松动。尽管在老年人那里，这种观念仍然很重，但是，随着近年来人口流动的加剧，在外读书、打工时自由恋爱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多。
麻蓬村的天主教在当地的传播速度很慢，几百年来也只是向邻近的村子有所渗透。一直到现在，邻近的非天主教村落中，许多村民仍视天主教徒为异类，那些加入教会的邻村村民很多都是病人，残疾人，或是因各种原因被村庄排斥的边缘人。对此，麻蓬村的老人解释说：
“天主教不太重视传教，传教一直都是神父的任务。神父人数很少，因为不能结婚生育，所以培养后来人就是一个问题。天主教的规矩难守，约束太大，要不是特殊情况，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做这一行啊。基督教就没有这么严肃，传起来就快多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长期办教理班，坚持做弥撒讲道，这样来感化别人。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太长，不是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很难进入的。”[⑨]
当问及为什么神父必须独身的规矩不能修改时，一种回答是：“这是罗马定的，改了就不是天主教了。”另一种回答是：“耶稣本人就没有结婚，结了婚的人私心重，没有牺牲精神，不能一心一意地为上帝服务。”除此之外，村民们认为传播速度缓慢还与教会过去对一些仪式性的细节太过强调有关。
“以前对一些仪式性的东西抠得太死，我们现在的看法，祭祖先牌位也是可以的，没有必要反对。如果教会变通一下，其他教友也会支持。比如用另外的形式来祭奠，简单一些，卫生一些，唱歌啊，献花啊，点蜡烛啊，都是可以的，表达出来就行。烧香烧纸，烟雾缭绕，对环境不好，对人的健康也不好，应该修改。人的观念总是可以更新的嘛。”[⑩]
另外，当涉及到一些伦理问题时，村里的信徒也很犯难，要想邻村进教堂的非信徒也来遵守，就相当困难。举堕胎一事为例，梵蒂冈明确反对堕胎，认为这是一种谋杀，但是我国政府一直鼓励堕胎，有时为了计划生育还需要强制堕胎。麻蓬的天主教徒既不能反对梵蒂冈，也能不违反国策，尺度较难把握。
总地来看，经过一些细节调整之后，麻蓬村的天主教信仰不仅在观念、教义层面有所变化，其生活习俗也带有一些中西混杂的特征。比如麻蓬村有自己的节日：天主教年历中的四大瞻礼，耶稣复活、圣神降临、圣母升天、圣诞节。与此同时，村民们也过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拜年、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元宵节玩龙灯，但不过清明节和“七月半”（鬼节），只是会在大年初一时拜完年到山上去扫墓，献花。
另举丧葬为例，麻蓬的丧葬仪式非常简化，不烧香、不烧纸。死者去世的当天晚上众教友会去他家念“通功经”；第二天请神父过来做追思弥撒，并送死者遗体火化；翌日便送骨灰上山。但从丧礼中的灵堂布置、跪拜亲属等环节来看，又到处可见汉人传统习俗的痕迹。死者的墓碑是用石头刻的，但是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富有特色，既有来自西方的天主教文化的元素，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一个典型墓碑上的铭文如下图所示，铭文中间的圣名是死者入教受洗时所取的名字，通常是圣经中的一个圣人。
三、今日的村庄生活
1949年，麻蓬的天主堂被征用，1958年成为石梁人民公社的食堂，文化大革命时又成为战备仓库。文革期间，教堂里的圣像、石膏像、木头像、经书、档案资料等悉数被毁。1982 年，教堂归还给村民，恢复了正常的宗教生活。1983年村里的土地承包到户，80年代末，以麻蓬为代表的天主教村庄在经济上学习附近的非宗教村，改变农业结构，种植柑橘、养猪、养鱼、面向城镇市场。
麻蓬天主堂曾有历届本堂神父23人，其中有3位法国人、1位匈牙利人、1 位意大利人。[11]1978年之后，麻蓬村曾一度没有神父。1984年，麻蓬村派出十几个村民，到嘉兴平湖请来了周神父，他在村中一直服务到2006年去世。而天主教爱国会从外地调入的林神父又在2007年被调往杭州，麻蓬村从此没有了本堂神父。目前麻蓬天主堂每个周日的礼拜只能请城区天主堂刚刚晋铎不久的徐神父来做，做礼拜的时间也从上午调整到了下午。村民们说，没有了本堂神父，村里的宗教生活慢慢冷清起来。
不过，村民眼中的冷清更多地是反映了天主教信仰的淡化，这从村庄日常观念及公共生活中可以反映出来。
（一）日常观念
麻蓬民风醇厚，小偷几乎绝迹，在村中闲逛时，可以见到每家每户都敞开大门，即使无人在家也是如此。不过近几年来，村里的麻将桌逐渐多了起来，村路旁的一家麻将馆从早到晚都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村里以财富为基础的面子竞争也很激烈，“赚了钱就要盖楼房”。中等收入的家庭都购置了彩电、冰箱、摩托、太阳能热水器等，另外，在家具的品味，房屋装修的气派特别是厨卫的舒适度上，村民都在互相攀比[12]。
村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相当高，子女非常孝敬父母，这从他们平时跟父母说话时谦卑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哪个小辈对家中老人不尊敬，肯定会受到全村人的谴责，因为这违背了天主的十诫。作为天主教徒，麻蓬村民对祖先并没有强烈的缅怀和依恋，在文革期间丢失了族谱之后，他们也不再能区分清楚自己的房份，取名字的时候也不再加上辈分了。村民对亲属关系非常看重，但这种关系不再以姓氏、宗族、房份或者堂兄弟间的联合家庭为基本单位，而是以夫妻双方的嫡系亲属为核心而展开。
在日常关系中，村民愈益表现出小农看重自身利益并且短视的特点。村里的治保主任在向我介绍纠纷时，非常无奈地说：
“人都是以利益为第一的，天主教人做人，那是蛮好，要真的按天主说的那一套来，哪里会有什么纠纷呢。有的人教堂也去了，但是心没到，念经也念了，但是心没念。每个村都有几个差劲的人，碰到公家的事情，只要他们一闹，大家心里就不平衡，就不好搞。”[13]
村里的纠纷主要是宅基地纠纷、土地纠纷和水利纠纷。如常见的水利纠纷是溪水上游和下游的农户之间所起的争执，干旱的时候上游的要堵下游的要挖，雨水多的时候则刚好相反。修水渠的时候离小溪远的肯定赞同，但是离溪水水近的就未必，因为对近水用户而言不修水渠橘树也有水用。笔者曾就此事与一名信徒讨论，他回答说：“是自己应得的就要去争取，上帝说了要行善，并没有说要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事情与道德无关。”
（二）公共生活
村里的公共生活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涉及村庄政治的由村两委组织协调，涉及宗教事务的由教会长老负责，二者互不干涉。
在教会事务中，村民们作为信徒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村民们自动捐献、自我管理的堂管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运行。村里的几位“长老”在财务上非常谨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而一般的村民在教会的活动中也充满了主动性，因为大家给教会的事务添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
“教徒要讲牺牲精神，要奉献给主，奉献给所有人。生前的所有东西都是主给的，死后要还给主，捐给教会或者去做慈善事业都可以。耶稣自己都牺牲了，我们世俗的人怎么能够有私心？” [14]
但是，当把这种无私与奉献的精神从教会的“神圣”事务推广到世俗的公共事务时，村民们则表现出明显的原子化的特征，无论是村委会选举还是公共品供给，大家都抱着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只要政府有了明确的组织意图，选票投给谁无关紧要；只要有项目下来，村里的公共工程就可以实施，但如果需要向村民集资修建，难度就非常大。
可以说，村庄历史上由教会组织一切公共事务的局面转变为主要由乡村基层政权来主持，但村民的参与度并不高，这种转变带来的效果一方面是村庄对于国家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教会的凝聚力也在慢慢减弱。
“解放之后这么多年，村里的信仰没有以前那么虔诚了，现在村里的公益事业都由党支部、村委会在弄，困难补助，公共工程现在国家管了，政府有钱拨下来。这样的话村民就离国家更近些了，这是很现实的。以前国民党什么都不管，大家完全围着教会生活[15]，当然会非常认真地去信仰。现在不行了，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宗教的盛世了”。[16]
四、结语
在对以麻蓬为代表的浙西天主教村落作了一个相对粗陋的历史素描之后，我们可以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梳理这一过程。首先，这批村庄的历史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民间社会的一个缩影。殖民时代的传教士以狂热的宗教热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留下的痕迹到今天依然无法抹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以宗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在中国乡土的土壤中能够生根发芽甚至长成参天大树。事实依然是，有着强大涵化能力和包容精神的中国文化能够与其实现融合与共存。其次，晚清历史上以天主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大规模植入恰恰是依托了传统农民的组织形式——宗族，才实现了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维系。麻蓬的天主教信仰如果脱离了宗族这个载体是不可想象的，以血缘铸就的亲属关系网是其传播和承继的核心手段。在有关周围村庄的排斥、教难的打压以及政治事件冲击的集体记忆中，村民形成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与日常生活中初级群体内处处渗透着的宗教情感紧密相连，以至于他们的信仰基础牢不可破。[17]
不过，麻蓬村落的天主教氛围正在淡化，原因除了世俗文化的注入外，更由于村中宗教的组织功能已逐渐为政治所取代。老年村民们所抱怨的今日教会组织的纯洁性[18]在年轻人那里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他们的宗教观念淡化更多地是由于自身的流动性：外出求学或打工的年轻人虽然从小受洗，但无法常规地参加每周的弥撒。不在村中的日子里，年轻人多和非教徒生活在一起，无法过正常的宗教生活。虽然有时间依然能够读经、祈祷，但没有集体的气氛，也就不会起到定期强化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宗教观念淡化并不意味着天主信仰趋向于消失，因为在高度流动的日常生活中，在充满物欲的市场经济中，他们更加需要一种信念来作为支撑。区别只在于，父辈们表象化的，以村庄共同体作为依托的宗教生活在他们那里正变得逐渐私人化，信仰变成了个人内心世界的事情。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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