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摘要：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一、发展主义的逻辑与土地精英的阶层化
三十余年由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全部社会行动和制度系统的正当性依据。[1]而耦合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理念与实践的发展主义也以各种“软硬兼施”的途径侵袭乡村。这使乡村以多重方式与外部更深远的资本主义的场域力量相连，使乡村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试验场。土地的商品化、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凭借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发展”成为难以驾驭的势力而一路高歌猛进。[2]所有的这一切便构成了本文所要考察的议题的宏观背景。
在此背景之下，发展主义凭借人员和资源的重新组合使乡村成为现代化机器运作的齿轮。农村劳动力外流、“三留守”问题的出现等都刻画出现代化图景中的乡村之殇。[3](P68)可以说，发展主义确实改变了原来乡村结构生产与再生产的逻辑，乡村的自洽结构也越来越受到外部势力的扰动。而乡村结构是由涵盖不同类型人的阶层关联而成，阶层就是综合权力、声望、收入的社会身份群体，[4](P12)而阶层变动正是考察发展主义视域下乡村结构变迁的极佳切入点。
考察农村阶层的形变与村庄政治的关系，可具体分解为两个问题：在村庄日益浓厚的商品化氛围下，村庄权力精英是如何异化为土地精英并进一步阶层化的？土地精英的阶层化对村庄政治结构及治理形式究竟带来了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仍需回归至具体的村庄场域中才能得到细致的解答。
二、宋村近景：遭遇土地商品化的村庄
本文的个案发生地——河北省宋村，呈现出现代化浪潮席卷下中国农村的典型特征。宋村原是村民的生活世界，而选铁厂的兴办与高速的修建改变了村民日常化的体验方式，村民由此感到宋村“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宋村位于太行山支脉，该地蕴含丰富的矿藏。临近的区域都将铁矿石运到宋村做进一步加工，原因是宋村拥有丰沛的河流用水。选铁厂要筛选铁粉，需要经过粉碎铁矿以及磁选机吸引铁粉的环节，最为关键的一步是用大量的河水冲刷剩余的碎石粉末。这不仅带来了水源污染，同时修建选铁厂还需硬化地面，而这需要占用平坦的耕地且将对所占耕地造成持久的破坏。尽管部分村民对占地持复杂的态度，但由于村干部的积极“斡旋”，使征地成为没有引发冲突的事件。面对选铁厂对村庄生态可见的负面影响，宋村村书记依然有选择地强调：“铁厂占了村民的地，但对老百姓来说也合适。厂子给的钱，远比种地强多了。厂子也能增加就业，一个厂子弄好了，村里的经济自然也就上来了。”可见，村干部所倡议的依然是所谓“发展”的话语，在这一话语空间内，只有符合“村庄经济”的事物才能被言说。在具体的村庄场景中，村干部有意识地助推了土地商品化的进程，并以社区权威的身份赋予了选铁厂持续经营的合法性。虽然不能期待宋村村民理解“土地商品化”这类抽象的概念，但是种地与占地之间的利益差距使村民虽心中略带失去土地的不舍，但依然选择接受选铁厂土地征占的合理性。这就奠定了宋村即将展开进一步土地商品化的群众心理基础。
高速的动工给原本传统农业型的宋村带来了发展机遇。村内的餐饮业以及商品交易由于人员和需求扩大而变得欣欣向荣。同时，高速的修建依然需要招纳一些建筑工，而与项目部每日接触的宋村村民自然就成了首选。村庄商品经济的活跃以及不用“离土又离乡”就能获得高额的工资，使部分村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观。“高速”也因此成为村民崇拜的意象，不仅是因为“高速”所暗喻的国家实力，而且确实给宋村带来了“发展”。然而在参透“发展”的幻象之后，“高速”给宋村带来的其实是进一步的土地与自然资源的商品化。高速庞大的沙石需求再次瞄准了宋村唯一可供开发的生产资料——土地。不过，这次浮现于村庄前台的不再是所谓的“老板”，而是村干部。
三、平静的“圈地运动”：土地精英个体的浮现
选铁厂的巨额利益刺激以及高速修建所带来的大量沙土需求使村支书决定“大干一场”。然而，国家对采沙的严格政策限制使村支书难以明目张胆地进行采掘活动。尽管如此，村支书依然在政策限制外创造了合法的策略空间即以“公共利益”——“清理河道以方便农业用水灌溉”为名进行公开的土地攫取。这场公开的土地攫取没有招致村民的任何抵制，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
1.名实分离：项目运作之名与利益攫取之实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户虽掌握土地的使用权，但村委会是具有法律意义上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虽然村支书作为村委会的人格化代表，但要想无缘由地获致村内大规模土地的使用权很容易受到三方面的掣肘：一是大规模集中土地所招致的村社舆论压力；二是对村民小组进行协商的时间成本；三是政府严苛的采沙禁令。其中采沙政策禁令的刚性构成了主要的结构性限制。为此，村书记所采取的策略再次体现出了中国政治的内部消解之道即以“关系”消解政策的确定性：[5]村支书利用过去在大队工作时期积累的人脉，通过疏通与县水利局两位朋友的关系，以“清理河道”的项目报批县水利局，从而绕过政府的采沙限令，获得了公开采沙的合法权。项目的具体内容是：由项目申报方自筹设备与经费，县水利局根据清理质量进行“按亩补贴”。项目持续时间从2015年4月30日到2019年4月30日。这一时间恰好与高速的竣工时间保持一致。面对这一事件与修建高速时间上的巧合，许多村民对其中原因都心知肚明。正如村民许某说：“要清理河道早就可以清理了，我看书记这个沙场开得挺好，正好高速那边也用得着。”而在笔者再次调查时，发现书记的“采沙证”刚刚印发，但在此之前，书记已经“无证经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置备机器到“采沙证”正式颁发下来这一空白期，可见书记一心扑在采沙上的焦急心情。不过原本的河道没有丝毫清理的痕迹，而是被铲车中途截断挖成了一个个“蓄水池”，沿河两岸的林木也因需要建卡车通行的道路而被砍伐。在这次土地攫取“名”与“实”的分离中，村干部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结构—制度的限制下，[6]清晰地展示出在政策内部创生自己行动空间的努力。村书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转换限制性规则，从而使“制度的不利降到最低”。[7]这就一改“压力型体制”下对村干部“代理人”角色的消极认识。然而，任何土地攫取必然涉及农民这一相关利益主体，农民的配合才是实现土地攫取的关键原因。
2.创造依附：沙场开发中“生存伦理”与“经济控制”的双重借用
在经历选铁厂给宋村带来的变化时，宋村村民也过足了“土地商品化”的瘾。面对种地与征地所得的利益差距，原本纠结的“土地情愫”也最终让位于“理性小农”的意识。选铁厂带来的远不仅是村庄物质形态的改变，而且更加重塑着村民理性计算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赋予土地商品化在宋村合理性的基础。沙场征地依然走着进一步土地商品化的路径，经历选铁厂先前的“洗礼”，村民明显表现出对沙场征地配合的态度。
沙场征地和选铁厂征地不同：选铁厂征地只需占据一整块平坦土地进行建厂；而沙场征地除此之外，还需要沿着河道的走势进行采挖，必然涉及不同村民小组不同村民的土地，这就意味着涉及的土地相关主体也相对复杂。
从表1可以看出在被沙场征占土地的43位村民中，年龄在61岁以上的老人就占了25位。同选铁厂土地征占的策略一致，村书记也是通过利益网罗的途径获致土地。但沙场采取的是不同于选铁厂一次性的征地补偿方式：在沙场占地期内，按照每亩3000元的补偿标准固定在每年的4月30日给付农户补偿金。对于这种补偿金的分配形式，村民都表示认可。一是村民认为书记的补偿标准很高，虽然按年分发，但最后总额并不会减少，书记也不会拖欠；二是每年四五月份，正值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春播时节，这时书记发钱无疑具有“及时雨”的作用：三是对于宋村的贫困老人来说，将土地变现不仅可以免除劳役之苦，而且即使家里出现特殊情况，每年按时分发补偿金可以起到“托底”的作用，至少补偿金可以保证每年的生活水准不会下降到固定程度以下。这无形之中强化了斯科特所描述的乡村保护中的“生存伦理”。[8](P33)同时，对土地被占的中老年人，也以提供沙场工作机会的方式提供给雇佣农民工资。这两种利益网罗的方式，不仅再次减轻了对占地村民的情感伤害，而且更将村书记与占地农民的社会关系稳定化。然而，村书记始终是处于村庄前台的“舞者”，以每年提供补偿金和农民工作机会的方式体现了其负载权力的特性，村内获得收入机会的结构性限制无疑使书记的利诱具有重要价值。村支书正以经济机会控制的方式使其与占地农民的关系自然地转换为依附关系。可见，正是项目的“国家之名”以及依附形式的综合运用使这场“圈地运动”展示出平静的氛围。
在此，宋村书记终于可以担当土地精英的个人代表。黄增付将“土地精英”描述为通过土地流转从事规模性农业经营，并在此基础上拥有或扩大了村庄社会政治影响力的人群。[9]笔者在这里适当扩展“土地精英”的概念，即不将其完全限定为通过土地流转方式获得土地，而是注重描绘精英获致土地采用的多种策略性手段，以此可以展示出“土地精英”的生动内涵。在村庄土地商品化的背景下，“土地精英”的称谓确实更加符合村干部的异化角色，也更能体现农民经历的现实意义。但宋村支书至多只是土地精英典型例证，面对绵延千米的河滩，仅凭一人根本无力完全开发。由此，在宋村书记的“活动”下，个体化的土地精英逐步走向阶层化的内聚。
四、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结构的异化
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需要具备组织条件和社会条件，即个人和组织领导的感召以及基于共同利益的聚合。[10](P257)循此思路，实现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一是需要作为土地精英的个人代表在阶层形成前发挥“卡理斯玛型”人物的感召力。因为宋村书记连续三届任村书记，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社区权威”，所以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一条件。二是基于社会关系或利益的一致以达成阶层内聚。宋村书记亲属关系利用的可及性以及沙场开发对村内“大户”的利益吸引，使第二个条件得以保证。宋村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不仅相应地改变了农村自生的阶层发育逻辑，而且最终影响到村庄政治结构的组成。
1.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亲属关系的动用与“大户”的吸纳
在这场土地精英阶层化的进程中，宋村书记所展现出的行为符合方便性以及策略性的特征，这集中表现为对亲属关系的内部动用和对“大户”的外部吸纳两个方面。
亲属关系是宋村书记最容易获致的社会关系。宋村书记首先想到的是“自家人”。宋村书记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早年当兵，现在退伍落户西安。二儿子一直在保定市经商，年富力强且头脑灵活。因此，宋村书记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二儿子。而二儿子也确实不负书记的期望，在短期内筹得购置机器的款项并相应配备了技术指导员。全天无间歇运作极其耗损机器，而机器维修又要增加庞大的固定资本，技术指导员的作用就是能够及时发现机器存在的问题以便改进。实际上，这一举措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机器采沙时没有出现一次问题，这保证了沙土可以及时供应并获得了持续不断的超额利润。资本在利润面前展示出对技术的组织以及对时间的挤压，使其在短期内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沙场一天的产值竟相当于宋村中等农户一年的纯收入。因为平时二儿子在保定还有生意，他亦欣然做起了“不在村地主”。面对日益繁盛的沙土需求，仅凭两台机器难以满足，而添置机器又要耗费大量资本投入且需承担一定风险，在这种境况下，吸纳“大户”的加盟成为书记的策略性选择。
“大户”一般指有闲钱且必须是信得过的人。书记瞄准了两类人：一类人是居住在村里的农户。常年村庄生活的经历使书记对大部分农户的道德品性和家庭财产情况十分熟识，这就减少了甄别村内“大户”的交易成本，因此选出的8位“大户”，书记都十分信任。但宋村只是传统的农业型村庄，由于近年的打工机会才使村民积累了部分剩余，因此最终每人平均只筹款8万元。这不足70万的筹款离购置机器还有几十万的金额缺口。书记开始将目光瞄向村外的“大户”。这些村外的“大户”大部分是书记担任乡镇企业负责人时积累的人脉资源，都是曾经在县城担任公务员而现在退休在家的干部。这些村外的“大户”有闲钱且注重诚信，因此不存在中途撤资的情况。除逢年过节例行性的访问之外，书记还曾组织过所谓的“农家乐”活动邀请村外“大户”来宋村“赏景”。表面目的是满足这些“大户”回归自然的心愿，实际上宋村的沙场才是真正的“景致”所在。书记“绵里藏针”的策略以及沙场繁荣的外观，使这些村外“大户”相信这是赚钱的买卖。这些村外“大户”动了心，不仅在短时间内汇来购置设备的款项，而且还时常关心沙场的经营情况。由此，书记扩大了沙场的再生产，而且因沙场开发吸纳“大户”的策略性行为也使书记在村内形成了稳固的声望基础。
由此，经由人员的吸纳和物质资源的聚合使土地精英阶层化最终完成。在这场土地精英阶层化的演进中，书记的行为在阶层化的提升中确实展现出更多的主动性意涵。但阶层同时是成员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观念结构和物质结构的统合体，围绕着沙场开发使想要谋利的书记、亲属以及“大户”成为绑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这一阶层自然会强化固有的谋利观念和实践使其更具社会封闭的特性。[11]土地精英阶层化的最终完成亦对村社共同体阶层的正常发育构成明显的阻碍。
2.阶层自发育的阻碍：土地精英阶层的突进
沙场开发作为利益的“引爆点”是由于突生的外部需求即高速的修建所催生。与沙场开发紧密关联的土地精英阶层的形成亦脱离常规的阶层发育路径，而显现出突进形式。在沙场开发以前，普通家庭通过家户制的传统农业耕作以及农闲时外出务工的渐进财富积累使阶层发育呈现出自然状态，家庭之间差异不大。用村民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只是不富不穷”。在宋村还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是由高龄老人组成，他们构成了村庄的贫弱阶层。而村内的“大户”或是由于家庭内部劳动力充足而占尽打工经济的优势，或是在村内经营商店或餐饮行业等获得了比普通农户家庭更多的财富收入。在村民的经验中，他们“要比我们富，但只是村里的富人”。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如果将普通家庭称为“中间阶层”，而所谓的“大户”至多就是比“中间阶层”生活好一些的农户。在宋村几乎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富裕户”。村庄的阶层分布也由此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椭圆形结构”。
如果没有沙场的开发，宋村标准的“椭圆形结构”的阶层分布可能依然可以保持在相对稳定的形态。在短期内，根据人口周期律的作用，作为贫弱阶层的高龄老人虽逐渐消亡，但依然会有其他的老人补充，而普通农户家庭依靠“半工半农”式的经济活动至多只能保证阶层地位不至下降。村内的“大户”因为所经营行业的稳定性，也可保持在相同的阶层上。但沙场的开发却相应改变了阶层的演化路径及分布形态。加盟沙场的村内“大户”获得相当充盈的利益分配，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生意几年的营业额，而书记及家属自然是最大的得利者。部分普通农户尽管获得了村内沙场的工作机会，但对自己的阶层提升作用不大，但其中有部分农户筹款购买了卡车为沙场服务，由此获得高额收入，这使拥有卡车农户的阶层地位相对提升。而依然保留“半工半农”的其余中间阶层也由于粮食价格走低和外部经济低迷呈现出阶层地位的相对下降。贫弱阶层的老人虽获得了征地补偿金，但因数额不多依然难以改变其底层阶级的境遇。中间阶层的收缩已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由此，宋村的阶层分布变动为“两头大——中间小”的“葫芦型阶层结构”。
沙场确实提供了一个可供窥探的“实验场”，阶层分布因沙场开发这一刺激变量而呈现出变动状态。然而诚如滕尼斯所言：“不平等只能增加到一定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共同体作为差异的统一体的本质就被取消了。”[12](P71)土地精英阶层的突进所带来的不平等正在逐渐侵蚀村社共同体的本质，日益增加着共同体的分殊化倾向。除了对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土地精英阶层的作用力也日益渗透进村庄的政治结构方面。
3.土地精英阶层的政治嵌入：村庄政治结构的异化
村庄政治结构是社会群体在村庄政治所处的地位，政治结构能够反映出一定的权力状况和权威性质。[13]在沙场经营之前，村内“大户”一直处于“单干”的局面。虽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入，但却排除于村庄政治体系之外。沙场的“出钱出力”使书记增加了与村内“大户”的联系，这为“大户”进入村庄政治系统提供了准入的可能性条件。但要想“进人”只能采取“换人”和“增人”的方式，在既定村庄选举的格局下，村书记既无权撤换群众基础好且威望高的老干部，也不能再次组织村民选举，所以只能另辟蹊径。由此，村干部再次利用了“国家之名”，适逢政府正在推进“精准扶贫”项目，宋村当选为扶贫试点单位。村书记以此名义在村委会内部设立非正式的扶贫小组，将村内5名“大户”的儿子吸纳进扶贫小组之中，其余的村干部对此并没有异议，而且他们认为“由村内比较富的人进行扶贫有好处”。村书记顺理成章地完成了村委会内部隐蔽的权力分配，这对村庄政治决策与村庄政治导向发生了潜在的影响。
在村干部看来，现在宋村最大的事情莫过于村内选铁厂、沙场的开办以及国家的“精准扶贫”项目。村委会开会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些事情讨论。除了有村干部提醒村支书征地时要注意照顾群众利益外，其他具体涉及沙场的经营业务，这些村干部一概不问。成立“扶贫小组”后，具体程序的商谈也主要由村书记和“大户”的子女完成，村干部感觉自己“递不上什么话儿”。村会计阐明了这样的观点：“村子里平时也没什么事，开会无疑就是那些事，要不就是学习学习党的政策。沙场那边书记自己弄就行了，我们也管不了，除了希望能多给征地的人多点钱，扶贫那边让年轻人干去吧，我们现在没这么多精力。”村干部的“沉默”扩大了村支书的行动空间，村委会作为为村民服务的组织也逐渐异化为由村支书和村内“大户”组成的土地精英阶层的“茶话会”，但是村委会并未完全异化为纯粹的“分利集团”，却增加了分利化的倾向。在奥尔森看来，“分利集团”就是这样的社会典型组织，它“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组织必然不肯为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14](P52)由于现任的老干部依然可以对村支书不顾村民利益的谋利行为进行掣肘，村委会完全异化为“分利集团”在短期内并不会实现。但考虑到老干部任期将至，并且明确表示不想继续再干，活跃于村庄政治系统内部的年轻人必将成为未来的主力军。正如书记所言：“我老了，不想干了，让年轻人来吧，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也可以在后面帮帮他们。”可见，书记将“大户”的子女吸纳进扶贫小组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在村庄“露脸”，进行实际的锻炼以为村委会换届提供准备。但原本由利益集结起来的土地精英阶层在逐渐把持村庄政治时，因缺乏村委会内部的权力制约，将来是否会异化为纯粹的“分利集团”确实难以预测。然而，目前村庄政治结构的混合生态使村庄决策显然具有土地精英阶层的偏向。村委会内部权力均势的明显变化使沙场具备在宋村持续经营的合理条件。
综合来看，经历阶层化的土地精英更具村庄影响力。它不仅改变了村庄社会阶层构成，而且还以介入村庄政治的方式，发挥着全方位的作用。布迪厄认为，资本具有不断转化和膨胀的特性。[15](P208)通过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重新转换和组合，土地精英阶层增加了资本总量并强化了阶层的作用力。土地精英阶层的崛起作为村庄物质基础变动的产物，也日益对村庄上层建筑施加影响。而治理形式作为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综合关系能动式的外显事实，它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村庄政治甚至村庄整体结构的变化。
五、“分条治理”：利益依附型村庄的治理逻辑
在宋村，由沙场开发所形成的巨额收益并不是在村庄内部进行流转，而是由土地精英阶层把持。这不同于集体资源丰富的利益分配型村庄，村庄的治理活动主要围绕村集体资源的分配展开。[16]在宋村，土地精英阶层是通过财富的“涓滴效应”营造出利益依附型的村庄，而相应的治理形式也不同于利益分配型的村庄。
1.利益依附型村庄的形成与稳定
除土地精英阶层化外，宋村沙场开发形塑了三类相关主体：每年领征地补偿金的老人、为沙场打工的宋村人以及跟沙场开发无关的旁观者。不同类别的农民之间没有联系，但却与土地精英阶层相连，共同催生利益依附型村庄的形成。
这些每年领取征地补偿金的老人现在依然把宋村书记看作“队长”。在这些老人看来，自己年事已高，能把无力耕作的土地转让并每年都能获得高于种地的补偿金，全是因为“队长”的照顾。部分老人还谈到这样的“历史记忆”：在集体化时期，土地归生产队所有，他们每年都可以获得一些粮食。虽然现今的经济基础不同，但这种分配方式没有实质变化，只是粮食被换成了现金而已。这远比分田单干要好得多。可以说，沙场开发的利益补偿满足了贫弱阶层老人的情感期待和现实需要，他们对土地攫取以及土地精英阶层持积极的认可态度。
沙场开办使部分宋村人不用外出打工就能获得就业机会。沙场工人多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沙场工人主要包括卡车司机、后勤人员和装卸工人。其中以卡车司机收入最高。村里这样的卡车司机共有9名，每天千余元的收入，用不上一年，就可以将卡车投入的固定资本收回来，而高速项目至少持续四年左右，期间卡车司机将积累不小的财富收入。由于卡车没有证件，只能在村内及附近的区域行使，这就使卡车司机具有为沙场专门服务的意味。正如卡车司机张某所言：“只要沙场开工，就能养活我们这几台车，这活儿得好几年才能停。”可见，卡车司机已经紧紧与沙场捆绑在一起，并依附于土地攫取所产生的就业机会。另外，后勤人员和装卸工人虽然工资远远没有达到卡车司机的水平，但是相对于微薄的农业收入而言，这也是宝贵的财富来源。并且由于每月的工资都会有人准时发放，也使这些不想或不能外出打工的人获得对土地攫取的心理认同。
还有一类人是与沙场无关的人。沙场既没有征用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这一部分人虽作为旁观者，但拥有未被征地情绪上的不满。例如，笔者在沿河滩行走时，偶然碰到一位农民并向他问起了对沙场占地的看法。他以略带情绪宣泄的方式向笔者表达了他的看法：“我其实挺生气，我家的地也在河边，怎么不被征嘞！”可见，这类人虽与沙场无关，实际上充满了对占用土地的情感期待，依然呈现出对土地攫取心理依附的情状。
总之，在宋村，农民并没有对土地攫取进行任何抵制，而是采取了适应性的形式。不容置疑，农民的适应性行动正是“被他生存其中的制度所刺激、鼓励、指引和限定的”。[17](P12)由沙场开发所形塑的土地精英阶层以“创造依附”的方式勾连不同的相关主体，这些不同的相关主体跨越不同的阶层，不同阶层农民的“合力”均指向土地攫取的合理性，并紧紧依附于土地攫取带来的利益机会。由此，多方面主体聚力形塑的利益依附型的村庄最终得以完成，并展示出不同以往的治理逻辑。
2.从“无为之治”到“分条治理”：村庄治理方式的形变
自分田到户后，宋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村集体资源全部承包给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需要将所承担的事务降到最小，“无为之治”是最好的治理术。[18]村干部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处理一些村民之间的人际纠纷，对于村内的公共事务，老干部也确实是有心无力，如农田灌溉渠也因资金缺乏而一直未被疏通。但沙场开发后，村庄治理的效能得以提升，书记不仅修缮了被卡车压坏的村间公路，而且更动员村内“大户”筹钱疏通全村的灌溉水渠。除此公共事务的治理之外，针对沙场开发所产生的农民阶层分化，还呈现出一种“分条治理”的形式。
“分条治理”是“村庄治理”理念的具体化。基于主体视角的“村庄治理”往往笼统地将“治理”二分为权力阶层治理主体与农民治理客体的模式化关系，[19]而“分条治理”在二分的视角下，更加注重考察精英阶层与异质性结构农民的治理关系。在依附型村庄的视域下，由于沙场开发而创生了多条“依附线”，这些“依附线”之间虽没有交集，但却通过如补贴金和工作机会的方式与土地精英阶层捆绑在一起。土地精英阶层以“创造依附”的方式贯穿了宋村的贫弱阶层和中间阶层，由此可获得相当巩固的村庄治理基础。可以设想，在即将到来的村委会换届以及老干部不再担任村干部的情况下，村庄土地精英阶层成员由于已经嵌入到村委会的内部，在未来村委会权力结构的组成方面必然有所反映。特别是由于沙场开发已经将村庄结构分条缕析，这将增加治理的针对性。依附形式又再次固定土地精英阶层与村庄各阶层的社会关系，更加凸显出“经济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重要性。既然，这种“分条治理”是依赖于经济控制的方式施行，那么沙场的经营情况将决定“分条治理”的成效。而沙场的经营情况又取决于外部高速项目的需求。那么，在高速竣工之时，基于利益一致的土地精英阶层是否会走向瓦解？
六、土地精英阶层走向瓦解还是继续生存？
土地精英阶层作为村庄内部的突生阶层，仍然无法脱离具体的村庄视域，因为土地精英阶层所掌握的土地生产资料不可迁移。但是，土地精英阶层的“生存状况同样由市场决定”。[4](P110)由于高速项目部的用沙标准相应提高，这意味着沙场加工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书记坦言，“现在生意不好做”。而且谈及未来的规划时，他说他明年不再担任村支书，想要继续合伙筹资在沙场旁边建砖厂。一方面可以利用沙子烧砖以回应村里日益繁盛的建房潮流；另一方面书记也考虑到高速竣工后，砖厂也是一条后路。可见，由于转换经营的方便性，即使高速项目完成，以书记为代表的土地精英阶层仍可在村庄内部保持利益的稳固。然而，土地精英阶层是基于土地商品化而催生，外部的高速项目无疑暗合这一趋向。高速所隐喻的国家力量与土地商品化扭结在一起，并具体影响村庄的阶层构成。土地攫取依托村庄的“生存伦理”和“经济控制”获得了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土地精英阶层的政治嵌入也在日益改变村庄政治组织的权力生态，增强着分利集团的气息。尽管以“创造依附”的方式稳定了村庄结构，但却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利益为代价。特别是土地精英阶层所展现出的转换性和策略性，使其在面对不利境遇时依然可以保持生命力。归根结底，土地精英阶层难以抑制的原因就在于权力和资本固有的“选择性亲和关系”。这种“选择性亲和关系”在权力和资本任何一方受压的情况下都可以顺势得到另一方力量的补充。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日益消蚀着村庄共同体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机会，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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