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上普遍弥漫着对传统乡土社会的怀念，其中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就是对乡绅消亡的惋惜和感叹。从大环境上来说，这与感慨当前社会拜金主义盛行、道德风尚不佳的趋势一致；从小气候来说，则也夹杂着对现今农村基层干部不满情绪。很多人期盼通过重建乡绅阶层、重建乡村秩序，形成更加独立自主、自强自治的力量，让村民自治制度真正成为乡村稳定的基石、乡村发展的新动力。这种想法美则美矣，然而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乡绅阶层的消亡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带来的产物。简单说来，乡绅之消亡主要有三个过程。
首先，民国时期的特殊环境“迫使”乡绅逐步交出农村管理权。这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有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详细的叙述。在传统乡土社会，基于儒家文化意识的影响，乡绅倾向于维护本土利益，与政权之间有合作也有博弈，最终达至平衡，成为政权和村民都能认可的乡村领袖，杜赞奇称之为乡村的保护型经纪人。但随着民初战争机器开动，沉重的赋税和摊款压力使原来的乡村精英不堪重负，保护人的职责越来越难以履行。只能将“村长”“保长”等职务交给手段强硬的土豪恶霸、地痞流氓。在征税、摊派过程中，这些土豪恶霸地痞流氓又借机中饱私囊，壮大自己。于是，慢慢地原来作为保护型经纪人的乡绅阶层让位于盈利型经纪人恶霸地痞，退出了直接的农村管理权，但此时一些乡绅还具有道德、宗教方面的权威，仍然可以对村务村民产生一定的影响。
至建国前后，这一局面有了颠覆性的改观，原因在于土改及政治运动的兴起。土改摧毁了乡绅阶层存在的主要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政治地位。因工业发展不足，资本投向渠道狭窄，千百年来士绅从“朝”退回“野”之后安身立命的本钱主要来自于求田问舍，农村手工业占比极小，而且都是初级工业。因此，土改对乡绅阶层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更甚的是，不仅土地被收走重新分配，还戴上了地主、富农等帽子，原本优渥的政治地位也丧失了，人上人成为“过街老鼠”、专制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受人身及精神的双重打击。与经济、政治打击同步，文化及宗教等也在打击之列。如果说建国初期对胡适及其他学者的批判还只是对“大知识分子”的不满，那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集中代表了对在农村占支配地位的乡绅阶层主导的文化的着意清除。电影《武训传》一度得到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各级各类人士好评，然而正是如此才被视为最危险的信号。电影中所宣扬的以乞讨供养农村学校，与耕读传家、寒士高第的乡绅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当然是大毒草。至于以农村宗教信仰为表征的封建迷信，就更加在扫除之列了。
土改及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时间跨度长达30年之久，对乡绅及其子嗣的影响（精神羞辱、肉体打击）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足以中断延续上千年的乡绅文化传统。因为在历史上，乡绅（类乡绅）阶层也曾多次受到毁灭性打击，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作为农村社会的稳定剂，承平一段时间后，农村总会产生出这样的阶层来。所以真正“釜底抽薪”、彻底铲除乡绅阶层成长沃土的，还另有原因。
乡绅阶层并非单纯农村内生的产物，而是在“乡-市”“野-朝”“民-官”多重对立下的产物。或言之，乡绅是连接农村与城镇、乡野与朝堂、乡民与官吏之间的纽带，属于“两栖”的存在，入仕则为官、出仕则为民，还有些即使一辈子没有官做，但只要有一定功名，也算脱离了普通草民，能够直接跟官府对话，成为乡野的“代言人”甚至“保护人”。所以，“乡-市”“野-朝”“民-官”之间稳定的流通渠道才是真正提供乡绅的土壤。
民国时期，乡绅们（其中部分被称为封建地主、旧官僚等）大都是城市危急就躲入乡村，乡村匪患太多就避难城市，其中也不乏在城市接受教育或为官后又回到乡野办学、参政的例子。总之无论是空间迁移还是身份转换，都没有太大的障碍。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建国后实行的户籍政策与政治身份划分，在地域上将普罗大众划分为城市、农村两种户口，在政治上则划分为农民、工人、干部、军人等身份及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阶级成分，当然还有“红五类”“黑五类”等特殊成分。如此一来，“乡-市”“野-朝”“民-官”之间便划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人员不能再随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甚至城市与城市之间迁徙，而且政治身份、成分一旦定下来，就很难再改变。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待遇、社会地位、政治影响等方面的巨大反差。城乡之间藉此拉开距离，而且越差越多，原本双向的流动逐步单一化、固定化，参军、考学、招工作为少数几条改变户籍、身份和命运的出路，多少人为之挤得头破血流，还有什么人愿意主动回到农村、回到乡下。即便在城市供应及就业不足前提下“自愿”上山下乡、到农村广阔天地学习的大好青年，也在政策松动后千方百计走出农村、回到城市，更不用说无法改变的出身了。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日益边缘化，逐步沦为为城市输送人、财、物的配角。改革开放及之后实施的土地制度改革，虽然大大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成了堪称世界奇观的中国人口大迁移，但“根子”没动，大部分农民从哪来还回哪，始终难以在城市扎根。导致的结果是，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囤积”在农村，对农村低效的产出和脆弱的环境生态，构成持续的重压，导致农业大而难强、农村生态恶化，农村不再是那个可以置产买地当地主维持体面生活的农村，也不再是那个民风淳朴山清水秀的农村，更不是那个可以平居乡间、通达京衙的农村。加之财政资金、社会资本投入过少，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进一步加大了优秀年轻人、有限资本的逃离。
不得不说，这是一条难以逆转的道路。年轻的农村精英们带着父辈乃至几代人的期许和积蓄努力奔向城市，回头却发现自己回不去了。习惯了城市的灯红酒绿，带着社会化分工背景下学成的“手艺”回到农村，只会是满满的不适应。而那些早些年走出去的老一辈精英，囿于农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房产地产户籍等诸方面的不便，也难以回到乡村。这才是导致农村乡绅阶层被阶段性“消灭”后始终难以复苏的根本原因。
因此，乡绅阶层的消亡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在现代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资源向更能体现价值的地方流动是不可阻挡的，是历史的必然。不过，土改及政治运动让延绵已久的乡绅传统丧失了抵抗力，而迅速而强硬地建立起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加剧了资源从乡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这就是偶然了。历史大势，不容阻挡，却可以因应；偶然因素，不容假设，但可以改良。在农村土地、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越来越为资本追捧、农村良好生态环境与城市形成巨大反差的当下，我们完全可以因应大势，在户籍制度、土地管理政策、公共服务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深化改革，让呼吁多年的城乡统筹发展、平衡发展有更加切实的制度安排、更加有效的措施、更加实在的投入，让更多学有所得的优秀年轻人返乡创业、更多少小离乡的城市精英回乡休憩，让更多寻找投资机会的资本进入农村、更多有志于继承发扬农村文化传统的社会力量一起努力，让农村与城市形成双向互动，互相供血、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发展，这样，农村的发展才有希望，农村乡绅阶层的重建才有可能。
作者单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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