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在外之“故乡人”①的反哺
【摘 要】贫困问题是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包含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综合性社会现象。物质扶贫与文化扶贫是脱贫攻坚战的一体两翼，物质扶贫是摆脱贫困的基本策略，文化扶贫是摆脱贫困的深层手段和根本策略。如何促进现有贫困人口逐步脱贫并保证脱贫人口不再返贫，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重视，其中文化扶贫以尊重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出发点与旨归，将与物质脱贫的举措紧密关联，共同发力。
文章提出重视既具有“他者”身份又具有“本己”身份的“故乡人”对农村文化扶贫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将“故乡人”对家乡的反哺视为农村文化扶贫的路径之一。
【关键词】故乡人；文化扶贫；六个精准
贫困现象是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伴生物。导致贫困的原因错综复杂，是多种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广义上人们把贫困分为物质性贫困和精神性贫困。早在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就提出了对贫困的看法“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糜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②而精神性贫困亦即文化贫困。文化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含义具有广阔的包容性。特别是在当下，处于新旧价值规范的代谢与重建的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缺失、文化失调现象普遍存在。
贫困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不同因素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依存，贫困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致使其唯有在被不断认识、反思、实践和不断再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中才能逐步缓解和消除。
我国反贫困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主要依靠总体的经济增长对贫困地区实行道义性扶贫，并逐步发展为一种制度，即“输血”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脱贫攻坚的第二阶段，由道义性的救济扶贫转向依靠政府开发式扶贫方式减贫脱贫，辅之以贴息贷款为主的信贷扶贫计划、区域开发计划相结合，即“造血”阶段。在由“输血”到“造血”的不断实践、摸索以及不断认识、反思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被帮扶主体的文化素质、价值观念以及信息技术、知识能力等与现实要求不相匹配。换言之，贫困人口的主体性无法彰显，人的能力、素质成为制约贫困地区减贫脱贫的瓶颈。因此，“扶贫先扶人”逐渐成为共识，以人为本、挖掘潜能以及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的主体素质成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贫困问题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发展问题，文化扶贫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一环。
有鉴于文化扶贫在系统性扶贫工程中的重要意义及现实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困境，笔者尝试提出以“故乡人”反哺家乡为突破口的文化扶贫路径，以独特的乡缘归属为情感依托，倡导乡贤返乡，反哺桑梓，用其学识、经验、财富和文化参与乡村文化扶鑫缸“故乡人”对家乡文化扶贫的参与既是节约扶贫资本、提高扶贫效率的举措之一，又是“因村派人精准”要求的重要体现，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达。
一、“故乡人”的反哺之由
城市与乡村之间需要不断的沟通和交流，原因一则在于城乡始终是整体的，厚此薄彼势必影响整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进程；二则在于从长远看，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是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和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隐性动力，助推国家经济—文化的良性循环发展。
(一)反哺的必要性
“故乡人”的反哺是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这个群体是城市与乡村互通和交流的枢纽，他们既熟谙乡村生活的思维方式和人际关系，又正在接受着城市现代化的洗礼。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对国家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中间阶层—地方精英团体予以高度重视，认为在中国这样基于差序格局亲属关系下的乡土背景中，地方精英群体的培育对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自治有重要意义。其观点在《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中都有过类似表述。乡村治理的研究学者贺雪峰也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就是要建设一个让农民出得去、回得来的、可以容纳9亿农民在其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在其中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社区共同体，从而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要建设这样的新农村，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而发挥乡村自主能动性，吸引人才反哺，提高基层自治能力才是摆脱乡村贫困、解决乡村问题的关键所在。
“故乡人”的反哺是均衡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的关节点。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应当为全社会所共享，而不是先进知识、科技、理念等资源的有限集中。发展成果的普惠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又是社会公平的要求。贫困群体受社会结构J险因素和主体限制性因素的影响，通常未能全面享受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成果，对主流社会缺乏认同感，主动或被动地被搁置于社会边缘地带，他们宿命意识较强，缺乏自我发现和自我认同感，主体参与性不强。如此特征也印证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提出的贫困文化概念，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对自身现状的消极适应，是一种自我对外界环境的调适机制。这种贫困文化的特点包括屈从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3](P.311)这种贫困文化在贫困群体中的扩散和传播将进一步加深贫困程度，恶化贫困现状。因此，有效扶贫必须有打破贫困僵化、实现贫困地区与主流社会交流与对话的通道。户籍在外的“故乡人”一方面是城市文明的“融和者”，一方面是乡村文明的“传导者”。通过这个群体把城市文明中现代化的知识、技能、信息、观念、资源等传入乡村，有助于将扶贫任务化整为零，积小成大，啃噬落后贫困的硬骨头。应该认识到的是，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尤其是不同文化的吸收和借鉴更是一个缓慢的渗透过程，因此文化扶贫必须要有决心、有耐心、有匠心。
(二)反哺的可能性
悠久的农耕文明使土地承载着人们的绵绵情怀，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和敬畏使安土重迁的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紧紧附着在土地上，家族在一方土地上开枝散叶，遂有了《礼记·大传》中“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之所谓“人道亲亲”。也因乞“孝”成为建立在农业文明背景下绵远留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高度概撬‘孝”饱含了中国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信仰，成为在外游子眷恋家乡的情之所起。落叶归根遂成为浸入骨髓的文化基因，“人是故乡好，月是故乡明”深深的内化在年轻子女内心并外化在行为表现中。‘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③即便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繁华喧嚣的城市依旧无法取代家乡带给人们的独特情感体验，归属感的剥离使对故土的思念成为萦绕在独在异乡的异客脑海中不变的情I。因之，由血缘和地缘萌生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对家乡的情感归属成为大部分漂泊异乡的游子在外打拼后衣锦还乡的内在动力。
除了这种挥之不去的原乡情结，现实需求同样是“故乡人”反哺家乡的重要原因。首先，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找非农就业机会和新的发展机会。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制度性障碍的存在，这部分城市务工人员较少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也很难享受城市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因此他们如候鸟迁徙般往返于城乡之间。尤其在一年一度的春运时期，大量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回流的状况蔚为壮观。其次，大量青壮年的入城务工使农村家庭“空巢”化和农村社会“空穴”化现象严重，古语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④农村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生活慰藉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特别是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性别留守老人情况各异，呈现多元化特征，急切需要相应的社会支持和保障。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和陌生感是很多中老年群体排斥城镇生活的重要原因。同时，如何保证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也己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受长久以来反馈式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以及传统“孝”文化的影响，对于不能将父母、子女随迁入城的在外人员最终多会选择回归原乡照料父母家人，这也是从城市回归的“故乡人”为农村输入新鲜血液的契机。再次，城市拥挤的交通，雾霭蒙蒙的空气，激烈的竞争压力以及令人望房兴叹的高昂房价使人充满城市焦虑。而农村生活相对来说较少有城市物欲世界的碾压，可获得更多精神上的享受和慰藉。特别是对这些“根”在农村的“故乡人”来说，两相比较反差更甚，田园牧歌式生活对他们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因此，内在的情感归属和外在的现实需求使这些户籍在外的“故乡人”有较大的可能性最终回到故土。文化扶贫是一种“软实力”的渗透，只要这些来自农村的“故乡人”心力有余，就可以通过多种灵活的帮扶方式为家乡文化扶贫工作和乡村建设作出一份贡献，实现与家乡的共融与共荣。
二、“故乡人”的角色及担当
户籍在外的“故乡人”具有双重角色，于城市而言，他们是“他者”，与乡村而言，他们是“本己”。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可以游离于城乡之间，比较和权衡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去粗取精，对乡村文化扶贫和文化建设具有正向引导作用。
(一)城市文明的“融和者⑤”
城市是人们聚集居住和生活的物理空间，同时兼赋文化交流功能和商品经济等功能。在古化‘城”与“市”常常分而论乞“城者，所以自守也”，⑥“日中为市’f[4](P.313)。城市文明随工业文明而兴起，是社会和谐、社会文明在城市空间的集中体现。城市文明的核心在于市民群体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质，换言之，人的文明是城市文明和城市现代化的本质所在。而文明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或泛指对不开化的克服”CS]CP.12)，这一内涵暗含了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上的先进性。
离开农村流入城市的“故乡人”成为城市文明的新的文化实践者，在此意义上，该群体以“他者”的身份“闯入”到城市生活和消费系统中，通过参与城市化并一定程度上“再社会化”的过程，试图调适和重塑出一种有别于乡村文明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人际交往的，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新的价值取向。一种好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需要历时养成，需要有人作为文化主体的对差异性文化的理解和领悟。乡土社会中许多维系传统的“潜规则”在工业化、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社会中难免产生许多流弊，这本身就是不同文化、不同场域间的碰撞和博弈。因此“故乡人”首先要克服城乡文化差异的适应性障碍。此外，作为来自农村的“故乡人”，固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使他们对城市文明的优劣并非全盘接纳，而是带有主观判断的选择性吸收，诸如如何看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孰轻孰重等问题。可以说，作为城市文明的“融和者，，“故乡人”的这种新的文化体验和实践的过程是革新思想、开拓视野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也充斥着城市物欲社会的多种挑战与涤荡。因之，经历了城市文明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锤炼“故乡人”应当理性避免文化抵悟，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二者的融合与借鉴之上培育和构建一种更为积极健康、更为开放包容的现代化视野和思维导向，同时要不分时域，抓住机会，积极争取自身知识、技能、观念、信息等的全面发展。
(二)乡村文明的“传导者”
“故乡人”不仅是城市文明的“他者”，更是乡村文明的“本己”，具有主体性地位，是为农村树新风、谋发展的新鲜血液之源。有学者指出，“人的素质差，既是物质贫困的结果，又是物质贫困的根源；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更是智力贫困、文化贫困、信息贫困、观念贫困”。有鉴于此，应最大程度地发挥“故乡人”对优秀文化的传递功能。“故乡人”对乡村文明的“传导”，主要体现在对优秀城市精神的传播和导入上。城市精神主要是指获得市民广泛认知认同的文明素养和与时俱进的开放精神。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勇于追求的奋斗精神、平等自由的竞争观念等都是贫困地区缺乏的文化精神。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知足、安分、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是和传统的匿乏经济相配合的，共同维持着这个技术停顿、社会静止的局面”。因为“故乡人”应该通过亲身感受将城市精神中昂扬进取、独立创新的精神品格传播到农村，着力扭转贫困地区的陈旧风气和落后文化，改造和克服部分贫困地区农民消极“等、靠、要”的思想和“自在贫中不知贫，‘懒散无为混春秋”的愚昧取向。
(三)重构乡村文明的“建设者”
“故乡人”既是他者又是本己的双重角色使他们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中。主体间性的转换一方面能够通过对比对自身固有的文化有一个更加清晰明了的认识，包括己有的优势和弱势，做到文化自觉；另一方面，能够在面对不同文化价值体系时有的放矢，避免盲从、盲信，即文化自信。因此，这种既“入”又“出”的双重角色相比毫无乡村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来自城市的扶贫人员来说无疑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此外，作为新的乡村文明的建设者，“故乡人”发挥文化扶贫作用的另一个显著优势是在对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双重熟悉基础之上的对不同思想和观念的揉合和应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有不同的生成土集“它们作为整体适应于不同的方向……在一个社会中的目标和手段不能按照另一个社会中的那些东西来评判，因为本质上它们是不可比较的。因此，现代化的思维观念和意识的植入不是一狱而就的，新的思想、精神必然要与旧的观念、意识有一番内在的博弈。尤其是新思想新观念的传入并不是要将固有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全部推倒重建，而是汲取双重文化的不同营养，为我所用。应当意识到，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多种社会问题交织，多元化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表现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这是信息时代现代化发展背景下所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善的体现，或说是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阵痛问题。解决该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不断省思，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文化涵养，培养自身的道德约束力。因此，在向农村传播和导入新观念新思想时，不能将固有的文化传统全盘否定，要有“破”有“立”，对于优秀的文化品质，如诚实守信，勤劳淳朴，真诚友善等，要坚决拥护，对于伴随工业文明产生的消极价值观如金钱至上、享乐主义、信任缺失等，要能够抵制和消解。只有以这种理性态度建设新的乡村文明，才能从根本上正向改造保守落后、封闭陈旧的思维方式。
三、“故乡人”反哺：农村文化扶贫的创新性探索
“故乡人”对家乡文化扶贫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瞄准重点扶贫对象、培养贫困地区自组织能力、促进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相互转换以及重塑贫困地区精神风貌等方面。著名实践活动家和哲学家梁漱溟先生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上主张中国应该走一条重建乡村礼俗的文化改良之路，以此为突破口来解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之端倪；基于对中国文化和农村基本矛盾的不同认识和态度，费孝通先生提出通过发展乡土工业这样一条经济改良之路来进行乡村建设。两种迥异的思考路径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和发展前途的关切和求索，均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文化改良和经济改良之路是乡村建设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农村文化扶贫和物质扶贫的另一种文化解释。物质扶贫是对贫困地区展开帮扶的初始阶段，文化扶贫是扭转贫困现状的深层策略。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摆脱贫困、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文化扶贫既要紧紧结合物质扶贫，又要深深渗透在物质扶贫的方方面虱“故乡人”参与农村文化扶贫事业所发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一)瞄准重点扶贫对象，制定科学有效的文化扶贫计划
瞄准扶贫对象既是高效利用有限的扶贫资源的保证，又是促进贫困地区稳步发展的前提。在精确瞄准扶贫对象的过程中，“故乡人”的乡缘身份方便了扶贫工作的顺利实施，拉近了与贫困人口的距离，更易深入了解贫困人口的所需所想，并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可通过走村串户、拉家常、参与观察等多种“生活态”的方式了解农户家庭收入及消费的一手信息。据此，按照不同农户的不同情况确定扶贫程度和等级。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要分清扶贫对象和救济对象。扶持一批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劳动能力、有强烈发展诉求的农户作为模范户，带动文化程度低、有劳动能力、经济条件差但有较强发展诉求的农户。在贫困群体中树立一批勇于尝试和创新的典型模范，实施“结对帮扶”扶贫计划，营造踊跃学习、奋勇争先的学习气氛。将这批既有劳动能力又有发展诉求的农户作为重点扶持对象。而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列入社会救济范围，因为对这部分人来说，扶贫效果的边际效益非常有限。同时，将有劳动能力但缺乏发展诉求的人(如贫困地区某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青壮年劳动力)作为思想扶贫的重点扭转对象，找准突破口，激发内生动力，逐渐将这部分人口列入重点扶持对象。另一方面，瞄准扶贫目标是基础，培养自我发展能力才是关键‘故乡人”与当地领导干部等负责人一道确立不同贫困主体的需求位序结构，据此确立不同贫困主体的不同扶贫方式和手段，定制个性化的文化服务。具体来说，针对贫困农村新生代群体而言，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毛泽东，1917)，身体素质与文化素质两手抓”。相关研究己经表明，我国农村的代际贫困现象较为严重，必须花大力气重视新生代群体的基础教育，从根源上切断贫困代际传递之链。针对青壮年劳动群体来说，要加大文化培训力度，根据不同个体情况开展差异性文化业务培训，如专项种植培训、畜牧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及开展成人教育、家庭教育等各项活动。治贫必先治愚，古语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加大贫困群体的培训覆盖面“故乡人”尤其要发挥农村与城市的沟通桥梁作用，积极引进先进的科技、生产知识等，打破区域僵化，利用一切适宜渠道开拓贫困人口视野，加强对外交流。总之，根据不同贫困人口的不同致贫原因分类施策、‘摘灌”到户。
(二)培养贫困地区自组织能力，大力提高贫困主体参与性
忽视贫困主体自身的反贫困作用不仅会造成反贫困效果大打折扣，还会使贫困主体内生动力缺失，滋生消极‘懒散的被动心理。因此，除了政府的积极引导，贫困主体自身的反贫困意识必须被挖掘并充分发挥作用。贫困人口自组织能力的表现就是贫困人口主体性的发扬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自组织能力是指“长期生活在特定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自发形成的具有一定同质性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社会习俗、传统习惯、价值观念、族群意识、地域心态等，培养贫困地区自组织能力的过程实际是激发农民主体参与和形成内生动力的过程，是村民主人翁精神的体现。主动参与、表达诉求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大多数的贫困人口并不缺乏理性，而如何把贫困者的个体理性发挥出来并顺应贫困地区的集体理性才是问题关键所在。贫困人口对扶贫项目的参与不仅体现在了解和支持项目的实施，也体现在施策对象的瞄准和扶贫效果的评价及监督上，这是完善干部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的必然要习屯“故乡人”对贫困人口的天然亲和力以及自身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具有优越的精英气质因而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和信任，因此要充分发扬草根精英的带头作用，积极引导、鼓励、带动贫困人口在参与扶贫项目的选择和实施过程中，培养民主参与、民主审议、民主决策的现代公民意识，建构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和自下而上的回馈闭环。总之，针对贫困主体的内在帮扶，必须发挥贫困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使贫困地区主动发声，主动参与，唯此各项扶贫措施才能有的放矢，针对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各项举措才能对症下药并落到实处。
(三)构建文化扶贫的多元投资平台，注重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相互转换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资本可以分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不同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我国贫困地区多分布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公共基础设施、人口结构及人口素质等多方面原因，这些地区在脱贫攻坚战中必须因地制宜，尊重地方文化发展规律，走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实践表明，文化扶贫项目必须与市场经济因子相结合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更显著的扶贫效果。因此“故乡人”作为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文化实践者，要借助外力，启动内力，增强活力。具体来说，在遵循本土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应当摸清本地的文化资源优势，利用自身多元的社会资本探索和扶植本地特色文化因子。在深入了解本地资源现状的同时积极寻求贫困地区现有资源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契合点，促成文化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适宜的投资交流平台。
首先要辩证审视地方资源优势，摸清地域文化特色，提高当地村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充分彰显文化拥有者和文化实践者的主体地位优势，逐步使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成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点。因地制宜，针对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资源等，寻找突破口，如有些地方可以在民俗旅游度假、建立户外实践基地、古村落保护示范基地等方面着手进行相应改造和修建。其次要根据自身地域情况突破地域限制，积极与外界建立合作开发关系，提高市场判断准确性和敏感度，积极招商引资，完善农村文化设施和网络及公共文化服务基地。尤其是“故乡人”中的精英群体要善于把握时机，积极整合优势资源，调动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积极为贫困地区争取更多发展机会，带领贫困群体走出一条特色脱贫之路。再次，要重视贫困地区文化扶贫与经济扶贫的后备人才储备。加强加大媒介宣传力度，吸引和倡导更多“故乡人”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同时加强对贫困地区新型农民的培养和培训，通过视听媒介、网络在线、现场指导等多元方式开拓贫困人口视野，增强贫困人口的商品经济意识。
(四)重塑贫困地区的精神风貌，营造健康文明的向上之风
改变贫困地区的精神风貌是文化扶贫任务的重要内容，关系着贫困群体的生活信心和发展前途。文化扶贫必须建立贫困群体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度和开放自由的学习精神之上。一方面，文化扶贫重在扶“志”。贫困群体中不乏存在消极等待、不思进取的反面案例，这种状态对扭转贫困现状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在贫困群体中有传染扩散的可能趋势，必须及时防治和制止。面对挫折和困难，改变现状的志气和勇气是支撑一个人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强大动力，贫困群体的文化贫困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改变命运的决心和毅力。因此‘志气”应该成为贫困群体的脊梁，培养贫困群体不甘落后、勇于拼搏的精神是文化扶贫的要旨所在“故乡人”中的精英群体对贫困群体而言无疑是成功的榜样，而相同的地缘拉近了“故乡人”与贫困群体的距离，因而榜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更为强夕几“故乡人”要找准思想懈怠的贫困人口之症结所在，根据不同情况为贫困户立档建卡，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竭力扭转落后思想和心态。此外，文化扶贫是以无形的精神对贫困人口实行长期而缓慢的文化渗透过程，因之有必要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态度、生活状况作阶段性跟踪监测，及时调整扶贫对策与措施。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化化人，着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改造贫困地区的不良社会风气和落后习俗。在部分偏远的农村贫困地区，某些农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较为淡薄，赌博、酗酒、封建迷信陋习时有发生“故乡人”要积极倡导举办多元化的乡村文娱活动，并丰富和提高农民文娱活动的项目和层次，增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利用率。充分发挥乡村文化场馆、文化站、图书室的育人愉情功能，通过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锻炼体魄，陶冶情操。加强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劝导作用，构建良好的乡村风气，为系统扶贫工程的开展奠定文明健康的社会基础。
结语
物质扶贫与文化扶贫必须两翼并举，才能真正帮助贫困地区脱贫。当贫困群体的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能真正得到有效发掘和启动时，国家政府给予贫困地区的物质扶贫往往不能标本兼治，看似繁荣的扶贫结果往往是昙花一现，返贫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在物质扶贫的同时，必须加大对贫困地区人们思想上、观念上、精神上的帮扶力度，着力减少“文化堕距”(Culture Lag)现象，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现状，使贫困地区顺利实现变被动“输血”为主动“造血”，争取完成自我“供血”的华丽转身。
文化扶贫是利用文化手段和文化力量对贫困群体在思想观念、知识水平、地域文化上进行改造、提高和挖掘，文化扶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贫困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此过程更中，既需要更多户籍在外的“故乡人”的带动和支持，更需要全体农村贫困群体的配合和参与。文化扶贫的效果具有延时性和隐蔽性，因此，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导向，在国家政府领导下社会多方合力的攻坚过程。户籍有边界，拳拳之心永远无边界！
注释：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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