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层层“对上负责”的领导体制没有改变，加之农民参与机制严重缺失，评估和验收越严格，离实际情况可能越远，形式主义可能越猖獗。
基层干部的强烈呼声
年终岁尾，精准扶贫的评估和检查活动在各地乡间普遍开展。关注这件大事的人们，既可以通过媒体看到很多“莺歌燕舞”的喜讯，也能够通过多条渠道听到基层干部种种抱怨之声。
12月11日《人民日报》披露，“一位驻村扶贫的第一书记吐槽：扶贫工作中，各类登记表、调查表、明细表、记录表雪片般飞来，“5+2”“白加黑”都难招架，最多时一天就填了48份。大量时间、精力耗在纸面上，要为村里做点实事，反倒只能挤时间。”
12月16日，各大网站转发《经济日报》一篇题为《精准扶贫不是“精准填表”》的文章，文中写道：“正在驻村扶贫的朋友抱怨，他说最辛苦的是加班加点填表，一个村上百户脱贫户的表格，加起来数百张、上千个填写项。不仅要填的表格数量多，每家每户还都有好几张，时常忙到深夜也填不完，而且，每张表格填多个不同项目，费尽口舌向农民都解释不清，有的表格填了一次又一次，来回重复。这样下去，年末的精准扶贫验收大有向‘精准填表︐演变之势。”
网络和微信中，随处可以看到基层干部的吐槽。如：“追表像追命，天天迎检”；“连表也填不完，哪有空搞扶贫，今年农村工作最虚伪；“贫困老人真是难，帮扶措施不好填，土地种了一点点，咋算不够脱贫线，劝说子女来供养，子女摇头也困难，儿媳娶家欠几万，如今外债没还完”；“脱贫工作是关键，干部头脑天天练”；“天天加班时间白费，天天工作干活白累”……
南方一位大学生村官在微信中给我发来多幅乡村干部全力以赴加班“迎检”的照片，他说：从省到县，都强调必须完成当年的扶贫工作任务，只有几天时间，不是等于公开号召基层造假吗？
北方一位负责此项工作的副乡长告诉我，他有一天，曾上报了8套表格，在最忙的一个多月中，平均每天要上报两、三份材料。
窥一斑可见全豹，仅从表格上，就不难看出：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很可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基层干部的情绪，很可能达到了怨声载道的程度。
已经造成了费力不讨好的严重后果
形式主义的危害有多严重？本人依据在基层工作的感受，曾多次说过，它造成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以及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损毁，可能比官员贪腐还要大。
就扶贫工作来说，最明显的后果是，部分贫困户对政府的帮扶不但不感恩，反而还“放赖”、取闹。
去年，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的原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在网络上发了一篇题为《精准扶贫中自强感恩教育要跟上》的文章。文中披露，本县一个贫困户在获得政府十多万元的帮助后，建起了新房，却以地基款补助不足为由到政府大闹。陈行甲认为，少数贫困户“不自强、不感恩”是当下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痛点”，所以，他强调要对群众进行“感恩教育”。
有些干部在抱怨上级“追表像追命”的同时，抱怨贫困户“受惠不感恩”。一篇《六问贫困户》的微信写道：贫困户档案中多次要签字，三番五次，贫困户不干了。扶贫干部百感交集，一村贫困户180余户，户平档案40余页，前后调整口径五、六次，重整档案四、五回，用纸10余箱，有多少扶贫干部曾加班加点，熬更守夜。如此付出，让你签个字，就不乐意了，良知哪去了？最后，这篇微信发出了“道德补课”的呼吁。
我曾在微信公号上发一短文，首先表示，陈行甲能够把本县扶贫工作中一个负面案例，公开披露出来，是比较“阳光”、非常勇敢的，值得点赞。但同时认为，不应该把“自强感恩教育”或“道德补课”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措施，而应着重反思我们的扶贫模式。
多年的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始终没有摆脱“层层对上负责”的路径依赖和工作模式，“费力不讨好”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本人在《扶贫工作的困局及出路》（刊于2015年《改革内参》第47期）一文中，曾依据大量数据和案例说明：“政府投入的扶贫资金流失严重”、“相当一部分扶贫项目效益低下”、“形式主义泛滥导致诸多扶贫措施偏离工作目标”、“权力寻租行为使扶贫工作的公平性受到极大损毁”。普通农民，特别是贫困户，对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完全了解，但也会有些直观感受。那么，你怎么可能指望他们从内心感恩戴德呢？不骂娘就不错了。
遏制形式主义难于上青天
形式主义，不但饱受公众舆论诟病，而且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高调围剿的对象。君不见，十八大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反四风”，不就包括反对形式主义吗？但身在官场的人恐怕都看得很清楚，奢靡之风、享乐之风，特别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之类的事，确实大大收敛，但文山会海、形式主义，似乎没有明显转变，在很多领域还可能愈演愈烈。去年10月27日，国务院扶贫办专门下发了“解决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等问题”的文件，但刚过一个多月，“表格漫天飞”的闹剧就上演了。
拙文《扶贫工作的困局及出路》第二部分曾大胆断言，“精准扶贫”面临着五大矛盾，各个环节都难免出现程度不同的走样变形。
以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为例。贫困户的标准，主要是人均收入，但众所周知，农民收入的数据是很难搞准，且不断变化的。实际运作中，只能是自上而下地下达指标，根据指标分级确定重点县、重点乡、重点村和贫困户名单。收入水平，反倒成了参考标准。某乡镇干部告诉我，本乡各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无几，但戴着贫困村帽子的村，可以确定80%的贫困户，相邻的村只能确定10%。过去，只要按指标，经民主评议确定到户就可以，虽不精准，但矛盾不大。现在，却不得不按指标编造出符合标准的数据来，这样的“精准”当然很难真实，也无任何实际意义。不但村与村之间难免攀比，村内10%或80%之外的“邻近户”，更不服气。特别是贫困村中扣到“盔外”的20%，除了特别富裕户外，都有明显的吃亏感。扶贫干部，对上要填好成堆的表格，对下要苦口婆心安抚。
再说所谓“精准管理”。就目前情势而言，如果离开自上而下监管、验收、督查，扶贫工作中的种种乱象，很难得到有效遏制；如果过分倚重这些措施，又势必形成权力不断向上集中的路径依赖，而这种路径依赖，又恰恰是诸多乱象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这是一个难以摆平的悖论。由于层层“对上负责”的领导体制没有改变，加之农民参与机制严重缺失，评估和验收越严格，离实际情况可能越远，形式主义可能越猖獗。
很多地方为了提高评估验收的“精准度”，组织了庞大的评估队伍，制定了详细的评估方案，南方某省还抽调2万名大学生，搞起所谓“第三方”评估。按理说，搞点抽查，岂不可以节约成本；搞点突然袭击，岂不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但咱的上级偏不，不但下达方案，还层层召开迎检动员会。本来，十天八天到个把月时间，不可能突击完成预定脱贫任务？但咱们的各级领导者已经习惯这种工作方式了，做起动员来振振有词。随便上网一搜，就可以看到XX县、XX镇召开“脱贫攻坚迎检动员大会”或“誓师大会”， 领导讲话都突出了完善“台账资料”、“户档资料过关”、“贫困户问答过关”、“从严追责”等内容。有的还要求做到“四个一”：每一个干部都要抓扶贫，每一天都要抓扶贫，每一项扶贫扶贫任务都要落实到人，每一户贫困家庭都要有人负责。一扶贫办干部在微信上发出通知，要求扶贫人员理解好“两不愁三保障”精神后，教会贫困户说好下边的话：“吃得好穿得好，新农合交费想着俺，孩子高兴进学堂，我们都住安全房。”
在这样的氛围下，形式主义不要说“减轻”或“杜绝”，不“加重”恐怕就是奇迹了！
减轻形式主义须从县以上领导机关做起，把扶贫工作与推进治理转型结合起来
愚以为，改进扶贫工作，遏制走样变形，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在全面落实中央有关扶贫开发工作部署的基础上，把着力点放到推进乡村乃至县域治理的转型上。
当下，起码应努力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应使“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富有一定的弹性，适度减少基层压力，最大限度地避免弄虚作假和急功近利行为。应该看到，贫困人口脱贫，主要靠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调节机制的完善和贫困人口的自身努力，政府帮扶，仅仅是辅助手段。你把农民脱贫的目标压给基层政府，又要求农民自强自立，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其次，应把针对穷人的“精准帮扶”与促进整个农村社会的“机会均等”、“公平共享”有机结合起来，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下更大的功夫。应采取过硬措施，确保县以下的财政支出，真正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倾斜，向贫弱边远地区倾斜，减少“锦上添花”和超前达标的形象工程，让不同区域、不同身份的居民享受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城乡各个角落。
再次，应适度弱化自上而下的监管考核，坐实村民自治，扩大农民在扶贫工作中的话语权好参与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扶贫资金投向不合理，甚至被挪用、侵吞，主要原因是农民参与机制和受益群体维权机制缺失；农民对政府帮扶态度麻木，甚至放赖，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利益偏好表达机制缺失；农民的参与能力低下，主要原因是民间组织发育缓慢，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所以，只有在基层民主和自治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才有可能减少政府包办一切带来的尴尬。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作者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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