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只有深入自身实践活动和过程,探究社会实践的成功经验,解决社会实践的重大问题,以实践为依据,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体系化的理论成果,才能真正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是在一个农业大国的基础上开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陈文胜教授所著《中国乡村何以兴》应运而生,这是陈教授继《中国农业何以强》后的又一力作,从三个方面为“三农”问题研究作出了贡献。
一、贡献了知识生产的方法
自主知识体系侧重于内生性,也就是强调自主研究,即以自身实践为依据的自主构建,这就要求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该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依据,而不是从既有理论出发。“三农”问题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成为一门显学。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从农村开始,“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三大创举,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开展研究。陈教授有14年的乡镇工作经历,并担任过镇长和镇党委书记,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三农”专职研究14年,亲身经历并参与了乡村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变迁。该书置身于实践当中来研究“三农”问题和领域,针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研究,不仅客观反映了农民和基层的呼声与愿望,而且积极回应了党和政府的战略决策需求,在推动“三农”政策和理论成为社会共识的同时,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原创性成果,引起社会的重大关切并获得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二、贡献了行之有效的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抓住前所未有的中国式实践当中的中国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才能形成中国方案,进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是“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不以抛弃农业发展为路径”的现代化,这是最重要的特征。中国的“三农”研究从研究之初就是一门“实践中的学问”,一方面以实践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将指导实践作为理论研究的目的,主要形式为政策研究或对策研究。在该书中陈教授直面当前中国乡村“为何要振兴”“振兴的方向”“振兴什么”“怎么振兴”“谁来振兴”,以及“从哪里突破”等经典问题,通过对这一系列经典问题的回答,提出了观点鲜明的针对性建议,探索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大国小农的全面现代化贡献了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案和认识成果。
三、贡献了紧密联系实际的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实践特征,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中有待丰富,或者说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持。西方社会科学诞生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在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前,已经通过商品化和市场化同步解决了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形态的问题。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问题、韦伯的科层制和理性官僚理论、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等,都源于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和商业社会所提供的知识资源。显然,在这样的实践进程基础上产生的经验,没有办法回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农业化与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不同步问题。
将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中的经典理论用于认识和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就会产生一个适用性和不适用性的辨析问题。从中国实践当中寻找“不适用”的方面,或者说理论失灵的方面、中国实践还没有得到既有理论阐释的方面,也许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方面。该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抓住这些“关键命题”,回答这些“关键命题”,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视野空间和知识来源。陈教授在该书中致力于将理论、政策与农民的根本需求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使理论与经验相对照,最终提出了以和美乡村为目标构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与路径选择。
(作者系华中师大政治学部副部长、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该文系作者在《中国乡村何以兴》新书发布会上的演讲的录音整理,作者原文已刊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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