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来说,如何超越村落研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困惑,而为解决这一困惑所做的种种努力也成为人类学发展的一大动力。在这一问题的观照下,许多超越村落研究的人类学研究路径被提了出来,其中关于流域的人类学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还处在村落田野和乡村民族志阶段,如何走出这一阶段一直是中国人类学者们探讨的课题。近日在西南大学举行的由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主办的第十五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便对此做了有益的探讨和大胆的尝试,40余位学者以“人类学与流域文明”为主题各抒己见。
人类学家格尔兹在论文集《可鉴之光》中讨论人类学学科发展时认为,“我们的困惑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学科发展面临困惑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学科的幸运,可以让一个学科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保持生机和活力,避免学科发展的“内卷化”。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来说,如何超越村落研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困惑,而为解决这一困惑所做的种种努力也成为人类学发展的一大动力。在这一问题的观照下,许多超越村落研究的人类学研究路径被提了出来,其中关于流域的人类学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流域人类学被作为一个学术方向的提出,将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从村落扩展到了流域,同时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出了挑战。与会学者大多肯定了流域研究在人类学研究内容或对象的新尝试。
在主旨演讲中,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从珠江流域族群和文化研究的不足,指出了超越行政区域和族群的流域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珠江流域现有的研究,或者过于偏重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来进行研究,或者过于偏重以民族为单位展开研究,两种路径都无法对珠江流域内的族群差异和互动的复杂性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而从流域的视野展开研究,则可弥补两者的不足。所以,珠江流域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的现实状况,迫使我们在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采用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进行反思,从而为流域人类学的提出创造了条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提出了村落不可以代表中国的命题, 指出流域文明的民族志书写,对中国人类学的视野提升和范式转换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传统民族志以村落为研究单位,必然面临如何通过村落研究认识中国这一问题。流域研究则通过研究单位的提升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可能,同时流域研究也将推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换,即促使一种超越传统田野调查方法的线索民族志呼之欲出。所以,对于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而言,或许最佳的观察视角不是局限于一个村落,而是放在更大的视野中,即可追溯到流域范围。由此,江南的水乡泽国可以在江村得以映照;与此同时,假若眼光不是聚焦于村落中的土地和人民,而是转换到村落之中跟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是环绕开玄弓村的那条小河,那么作为划时代里程碑的《江村经济》一书就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写法和样貌。
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则通过对良渚古城的结构分析指出了中国城市文明与流域之间的紧密关系,让我们注意到在“乡土中国”的底色之外,中华文明的另外一个面向。中国有以农耕文明彰扬天下的传统,但“乡土中国”只说明农耕文明,所以,“流域”的形貌与“域流”的属性值得反思。西南大学田阡教授从费孝通学术发展的历程出发,指出流域研究是在民族走廊研究以及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上顺势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这个概念所凝炼的学术方向有极大的张力,那就是:方法论的转向,从社区研究到区域研究;对象的转向,从族群研究到流域研究;学科的转向,从人类学洞见到跨学科协同。显然,这种张力无疑是突破人类学学术视野的一种尝试。
在青年论坛中,南京大学杨渝东副教授以“敕建安澜龙王庙”为例对大运河的治水政治与权力象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江南大学王华副教授则对传统社会中太湖渔民的生存图景进行了描摹,以“底边”为概念对国家、社会与底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山西大学的郭永平博士则对宋金以降沁河流域白龙神信仰进行了研究;厦门大学赵婧旸博士则对闽江流域下游的族群格局和族群文化互动进行研究。这些具体研究表明了在流域研究的视角下所能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此外,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介绍了川滇泸沽湖流域文化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中山大学孙九霞教授的发言则探讨了洱海边双廊镇的劳工移民与社会融合问题。
在闭幕式上,台湾地区“国立清华大学”黄树民教授指出,对流域的研究,可以把人类学的研究引至一个新角度,即广泛地从生态学、水资源管理、地质学等多元学科看待问题的角度。流域的人类学研究超越了单一村落、单一民族,以区域的整体视角来看待问题。这种尝试,为突破人类学村落研究的瓶颈提供了一种可能。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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