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北地区旧志为研究视角
【提要】近代东北地区，乡绅作为乡村“地方精英”，活跃于官与私、中央与地方之间，控制了乡村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科举制度废除后，乡绅阶层逐渐走向没落，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乡绅；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可分为外在化控制和内在化控制，法治属于前者，礼治属于后者。近代东北地区乡绅地位的获得主要经由学校、行医、从军、从政、经商、婚姻关系等途径。学者、退体官僚和读书人虽与乡绅阶层有关联，但乡绅的核心是大地主，其次是富商。在东北乡村社会中，在统治阶级上层主要还是由乡绅来控制政权。当时东北的乡绅不仅在保甲、团练、警政、议会等充当主要角色，还是活跃在官与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地方精英”，成为国家和社会联系的一个中介。
一、 乡绅热心地方公益、福利与救济事业
东北一些乡绅的活动多集中在福利、贩济等这些公共领域里。如黑龙江省绥化市陈堂，享年86岁。于前清时蒙奖者老，经、绅、商、学、警各界以匾额贺，门第辉煌，令人称羡。胡榛，享年90余。少业医，后家道小康，常年施医药，活人无算[1]。再如依兰贾善人“自清道光年间，家居三姓东南土龙山，垦耕为业，积善传家，最著者。讳全。家日丰，凡邻里、亲族婚丧无资者，竭力助之，冬季专备房屋食粮，安顿老弱残疾数十人，率以为常，有老病死者，衣棺而葬之。善人之名，遐迩传诵。今家族繁盛，名文凌者，前清府经历衔，克绍箕裘焉。”[2]沈阳县“邑绅拣选知事举人董宗舒，世居城西宁官屯。光绪十四年独捐巨资建置义仓，积谷称贷。订立规约，务正业者贷之，力田者同，孤苦者贩镯，乡人咸知感奋，十六年复设义学二，招本村子弟入学肆业”[3]。“辽阳葛针泡人陈井梅建大石桥三座，修长堤二十余里，遇戚友之急，婚丧不能举，皆量为资助，不责偿”[4]。乡绅们热心于修桥补路、贩灾济贫等社会公益事业，也有一些乡绅为构建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致力于调解邻里纠纷。在事实上成就了自己乡村“社会精英”的地位，所以在新的选举活动中，乡民们自然把票投给了他们。
二、兴办并控制乡村教育，掌控乡村文化、教育话语权
东北很多地方的学校校舍、学校开支等必要的教育花费都是由当地的乡绅捐助的。如巴彦州“绅民报效之捐款，每岁皆有之，与各属特异，无他项杂捐”[5]。在青冈县，许多乡村学校多是由当地的乡绅资助兴办[6]。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海令昌宰治斯邑，奉命创办学堂，而细于经济，事将中寝。杨景芳遂立解佩囊，捐银2000两，张广志捐银1000两，海令昌赞叹不已，遂各照章请给同知衔，以资激励，而青冈之学校实肇基于兹。吴占元，和众社人，热心学务，遇有义举，挥重金略无德色。一日见里中儿童嘻戏，曰：“此皆国家之健儿也，而任于牧猪奴，怪哉！”
近代东北文化教育较内地落后，乡村更甚，所以乡村中识文断字之人受到村民极大的尊敬。当时的乡村塾师不仅掌握着乡村教育，还影响到村民生活各个领域，“此辈塾师，类能供给农民对于文字上之一切需要。如占卜、合婚、择吉日、看风水、写拘魂码、画拘魂符、丈量地亩、写契约、作媒、说事等，无所不能。”[7]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私塾的衰落与乡村话语权的消灭》中的结论：在实际生活中，乡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塾。私塾不仅仅是传授课业的场所，更承担着维护与承接乡村礼俗的功能，这一系列习俗恰恰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乡村社会得以良好运转的重要组织形式。于宣统元年(1909年)，遂慨捐房一处，为创办和众小学之需。前知事崇桂，以其急公好义，遂请奖以同知衔。该社至今感德焉。邑之东20里佃民朱甸印者，民国4年(1915年)，因学校无多，里中儿童坐误青年，慨捐校基一段，建筑草正房7间，校园操场等地二响，一切器具完备，专资兴隆泉学校之需，由是兴隆泉小学渐有起色。
三、维护地方治安，掌握乡村政治权利
一个地方的团练、保甲等多是由一方乡绅组织和领导的，维护一方治安，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如在甲午战争期间，辽宁复县“即将该营(捕盗营)取消，编练乡勇，就旧有之十二乡社，分设十二社长，以地方十绅充之，每社度地广狭，征壮丁五六十名不等，所有社内村屯，凡督催课赋，缉捕盗贼，登记户日之事，悉归社长分别管理。”[8]吉林省磐石县山朋硷村“清光绪年间，仙人村住民有陈兴者，当年六十余岁。性忠厚，平生好武善战，屯人公选为带会首领。伊衷怀义勇奉公，诚意为国为民，编练二甲，计附团十余处，每月训练之。时位政治不能统一之际，每逢春令，到处匪起，扰乱地方，抢掠民间，屡有所闻。该会首竟带队争先抵抗，终将地方肃静。后各股匪，多数闻名远飏，是以地方农人等均得耕耘。至伊死后，多受地方人民之吊祭，均称伊为造福之陈会首也。[9]许多乡绅因举办团练成效草著而名重一方，或得人民爱戴感激，或闻名于朝廷，获得嘉奖。奉天盖平人“高鸿印，庚子之变，俄兵蹂踊村屯，据理交涉，得免骚扰。适溃兵悍匪蜂起，肆行扰乱，遂与李声家倡设乡团，身先民众，匪望之胆怯，一方数十村赖以安堵。[10]再如吉林敦化县维新村刘大海“居县城西之香水河了。性慷慨，有胆识，尤善治家。自营烧锅油坊等业，当时富甲一乡。会日俄战起，地方被叛军骚扰，刘氏首创自卫团，练枪械，保卫地方。及俄兵至境，辄击退之，因是乡里赖以保全。人皆称之以‘老总’。享年八十余，始卒。”[11]
晚清东北实行新政，推行自治，通过选举，一些乡绅开始掌握自治的权力。在吉林省，“光绪筹备立宪之时，省城先有乡绅办之自治会，后改为筹办处，设自治研究所，各县学生毕业回籍，分设本县自治研究所，为城镇乡自治之初基。民国之初，通令取销，令又力筹恢复矣。自治在人，不在名义，果能一村一县自治，必众人以为模范，亦非难事也。”[12]“由各区巡警会同各该管者民，认真公举素无嗜好，并稍有财产者，每区各选正、副收入役各一名，专司催追钱粮、田房税契、巡学响捐，其余命盗各案，统归各区巡警经理查报，不与该役相干。[13]到了20世纪20年代，东北地区实行区村制度，村长及村董的资格如下：“村员在二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被选为村长副及村董：曾在中等学校毕业，办理行政职务在一年以上者。曾任地方公职，或行政职务在一年以上者。办理地方公意，确有成绩者。品行端正，家道殷实，素有乡望者。”[14]我们从前文内容可以看出，在一个乡村共同体中，乡绅的教化，礼教的普及，家族、家庭的管理，以及私塾教育等多方面都影响、塑造着村民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乡绅阶层几乎垄断了文化资源、政治资源，并且掌握了相当多的经济资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专制政体)、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和思想文化结构(儒家文化)是一个互为因果、共生共存的一元化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所孕生的伦理型文化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秩序。而独占着伦理文化解释权(即“文化权力”)的乡绅阶层则成为这一文化秩序的坚决维护者。由此可见，即使是在科举制被废除后，原有的乡绅无论是在政治、文化还是经济资源的占有上仍居优势地位。东北乡村在民国之前，尽管兴办新式学校，但仍普遍存在私塾教育。因此为乡绅参与地方自治、影响政府决策提供了契机。到民国时期，我们可以从《盛京时报》、三省档案馆资料以及民国审判庭案件文犊中发现，在东北二三十年代乡村社会官场贪污腐化、包揽词讼的情况下，出现了大批视乡民为榨取利润对象的“赢利型经纪”乡村官员。对此，何清涟认为：“中国科举时代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的责任。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靠科举制这种人才录用制度支撑的。科举制消亡以后，无论是官员队伍还是广大乡绅，这两种责任感都基本上丧失。与科举时代相比，他们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堕落了。”[15]
当然，乡绅作为一个阶层，其力量的消亡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首先，其成员不断减少；其次，新体制会产生新一类的精英与之竞争。作为阶层的乡绅在农村社会影响力的明显下降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很多土豪恶霸跃居乡村社会的中心地位，成为除了宏观经济政治原因外，农村衰败的另一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绥化县图志》，《黑龙江通志采辑资料》，第454页，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地方志研究所1983年内台出版。
[2]杨步握纂修：《依兰县志·乡贤》，民国10年((1921年)铅印本。
[3]王树楠等纂：《奉天通志》卷144《民治三·灾贩》，第3300页，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年。
[4]裴焕星等修，白永贞等纂：《辽阳县志·义举》卷13，民国17年((1928年)铅印本。
[5]柳成栋纂辑：《巴彦州志辑略·学务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6]《青冈县通志》，《黑龙江通志采辑资料》，第611页，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地方志研究所1983年内部出版。
[7]刘爽：《吉林新志》，第280页，长白丛书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8]程廷恒修，张素纂：《复县志略·官制略》，民国9年铅印本。
[9]《吉林乡土志》，第202页，长白丛书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0]石秀峰、辛广瑞修，王郁云等纂：《盖平县志·人物志·绅青》卷9，民国19年本。
[11]《吉林乡土志》，第200页，长白丛书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2]林传甲：《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第339页，长白丛书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李澎思：《公犊辑要·民政》，《宾州府政书》乙编，第30 -31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4]东北文化社编印处：《东北年鉴》，第249页，东北文化社1931年版。
[15]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第310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地方志》 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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