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朝凤”一词，旧时喻指君王圣明天下依附，后引申为德高望重者众望所归。这一成语意指以“百鸟”为代表的“众”对于以“凤凰”为象征的权威的道德认同和依附。影片《百鸟朝凤》的片名，与其说是贯穿影片的一首乐曲，毋宁说，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道德权威的生成及其强大作用，以及在乡村市场化、工业化进程中资本逻辑的强大作用下，此种道德权威的生成与维系所面临的冲击。
正如影片所叙述的，在无双镇，吹唢呐绝不只是单纯的娱乐，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故去者人生的一种道德评价：道德平庸者只能吹两台，中等者可以吹四台，上等者能够吹八台，德高望重者才有资格吹“百鸟朝凤”。换言之，只有生前获得“百鸟”所代表的村庄共同体成员一致认同之“凤凰”，方能在死后获得以吹奏“百鸟朝凤”这一乐曲为形式的道德褒奖和无上荣耀。然而，在以农业的工业技术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流动性、市民化为基本内容的乡村社会转型期，这一传统乡村道德评价体系却陷入了双重困境。
其一，道德评价优先抑或经济评价优先？在中外传统思想的价值排序中，道德评价均优先于经济评价。亚里士多德曾将善的事物分为三类，即外在的善、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每种类型的善事物都配以相应的德目。在他看来，幸福意味着“生活得好或做得好”，是对所有善事物的获得，是“最高善”，而财富作为“外在善”是多种善事物之一。可见，亚氏明确了财富较之幸福的从属意义和工具价值。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义利关系的处理，同样以“义以为上”、“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以义制利”为主流，因此，道德评价也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实践中保持着对经济评价的优先地位。道德德行往往在对个体或社会成就的评价中被赋予一种独立品性并获得相对于经济评价的优先性。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基本特征，由此，传统村庄在其形成基础、结构特征和指向意义上体现出显著的伦理共同体特征，呈现出一种以道德评价为基础并依系道德权威力量维持的组织结构。在影片中，焦三爷的言行体现的正是传统乡村社会的道德评价优先逻辑。
然而，市场经济的大潮及资本逻辑的强大扩张力，使经济行为的“求利”动机逐渐被赋予了一种正面意义，进而使以各种数字（收入、利润等）为直接表征的经济成就获得了在个人和社会评价上的价值优先性。而伴随着资本大规模地“进入”乡村，资本逻辑以其扩张性、同质化和意识形态化特征不断削弱乡村道德评价的地位并强化经济评价的优先性，也由此产生乡村道德评价体系的冲突与矛盾。
其二，何人方能成“凤”以及“百鸟”何以朝“凤”？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在熟人圈中进行，共同的地域环境和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天然地形成某些共同的偏好与倾向，产生有意识的共同记忆。并且，人们的道德判断与评价往往经验性地传承于父辈、老师。由此，村庄共同体成员的道德评价标准具有同一性。也正是基于此种道德评价优先的价值次序和评价标准的同一性，乡村道德权威能够得到村庄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同。在这一道德评价体系中，“百鸟”以同一的道德判断和评价标准刻画并推举心目中的“凤”，“凤”则由此获得基于个人德行和魅力的强大道德权威。影片中的焦三爷及其率领的焦家班之所以获得极大的尊重，并非单纯出自于对其唢呐吹奏技艺的肯定，而是更多缘于其具有是否给予死者“百鸟朝凤”这一乡村最高道德荣誉的决定权。并且，正是由于焦三爷始终坚持以“德行”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以他为代表的唢呐匠才能在乡村社会获得一种超越“匠”而被尊为“师”的礼遇。
然而，伴随着乡村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道德评价的优先性及此种标准的同一性受到了强大的冲击。一方面，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加剧和村民异质性的提高，再加上价值多元化趋势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促使传统乡村社会的道德评价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庄共同体成员不再具有同一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也难以形成共同的权威认同。“百鸟”难以形成共同的“凤”，乡村社会道德权威的生成和延续方式产生了变化。正如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的，失去了作为“道德荣誉”意义的唢呐乐曲，仅仅只是乡村红白喜事上可有可无的背景音乐，于是，唢呐匠也就不再受到“接师礼”的尊贵待遇，而仅仅成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化职业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道德传承与道德教育更多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进行的道德教化，子辈自小便从长辈那里获得经验性的道德判断与评价，父辈（父亲、师傅等）也因此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力量。而在乡村市场化进程中，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市场化、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及个人主体性的增强，使人们的道德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都受到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由此，乡村道德传承与教育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父系权威力量被削弱，焦三爷也无法再依靠自己作为“师傅”的权威力量凝聚起被“打工潮”冲散的唢呐班。
影片上映后，“八百里秦川不能没有唢呐”也成为影片引发的热议。诚然，八百里秦川不能没有唢呐，但八百里秦川不能仅仅靠情怀留住唢呐。当丢弃唢呐比守住唢呐获得更高的利益回报时，无论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还是作为一种乡村道德评价的象征，以唢呐为代表的乡村道德文化符号的传承延续，都更需要契合今天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经济和文化基础。
应当看到，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中，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生活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传统乡村伦理文化是由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地方性道德知识”构成的，不同区域的乡村道德生活经验和道德知识迄今依然保留着自身的地缘独特性。唢呐，正是“八百里秦川”独特的乡村道德文化符号。然而，伴随着乡村市场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资本逻辑的同质性特征不断消解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伦理文化的地方性特色，这已然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从伦理视角看，中国乡村社会出现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乡村伦理传统理念与现代意识间的种种矛盾和冲突。由此产生的乡村伦理共同体的断裂、乡村伦理文化的流失以及乡村道德评价和道德权威的困境，不仅使仍旧居住在乡村的广大农民产生了诸多道德困惑，也引发了社会大众关于“留住乡愁”的关注与探讨。今天，乡村仍然是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生活所在，而乡村独特的地方性道德知识和文化符号，更是大多数国民剪不断的“乡愁”所系，是转型期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道德文化资源。因此，充分认识到乡村发展的地方性特色，关注和利用作为村庄独特文化资源的地方性道德知识和文化符号，既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重建村庄共同体道德评价和道德权威的有效路径。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28日第9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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