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引发了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观念的变化，原来意义上的乡村伦理秩序不断被解构，传统孝亲伦理走向断裂，婚恋伦理发生裂变，乡风民俗不断颓败。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直面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现实，书写出农耕文明裂变下中国乡土伦理的嬗变景象，传达出作家对乡村传统伦理和淳朴民风飘然远逝的焦虑与忧思。
关键词:乡土小说；伦理叙事；孝亲伦理；婚恋观念；乡风民俗
费孝通先生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P6）在这种前现代农业社会，乡村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处于一种近乎平衡、稳固不变的状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引发了乡村伦理道德和农民价值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在日渐加剧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遭受空前冲击，广大乡村社会伦理道德呈现某种脱序状态。中国乡土作家痛切地感受到世纪之交乡土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将笔触直面转型期乡村社会现实，书写出农耕文明裂变下中国乡土伦理嬗变景象。无论是西部乡土作家贾平凹、夏天敏、罗伟章、谭文峰和陈继明等，还是中东部乡土作家赵德发、阎连科、陈应松、刘醒龙和孙慧芬等，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展现出乡村孝亲伦理断裂、婚恋观念裂变、乡风民俗嬗变的现实图景，传达出作家对乡村传统伦理和淳朴民风飘然远逝的焦虑与忧思。
一、乡土现代化与孝亲伦理的断裂
孝亲，即孝敬父母。《孝经》援引孔子的话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千百年来，孝作为传统伦理之本，一直倍受人们推崇。但在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大潮冲击下，一拨拨乡下人带着“向城求生”的梦想，开启大规模进军城市之旅，数以十万计内陆村庄蜕变成“空心村”。在这种情形下，乡村“四世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被彻底打破，进而导致乡村长老权威失去存在的土壤，一些农村老人被子女遗弃在乡下独守“空房”现象不在少数。与此同时，随着城乡双向流动的不断加剧，城市商业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乡村强势登陆，原来意义上的乡村孝亲伦理不断被解构，“家庭原有的温情渐渐淡去，利益的冰冷本质逐渐暴露出来”[2]（P122）。世纪之交的乡土伦理叙事最突出的主题之一，就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传统孝道日趋式微的现实图景。
贾平凹在新世纪前后创作的《高老庄》、《土门》、《秦腔》等乡土小说，就从文化层面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伦理的嬗变景象。在《秦腔》中，夏家以仁、义、礼、智四兄弟为代表的夏氏天字辈中，遵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兄弟团结和睦，互敬互爱，互帮互助，传统家庭伦理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夏天仁为了让母亲大病早日痊愈，跪在地上祈祷苍天愿意将自己寿命减去十年给母亲，结果上天让天仁母亲活了下来，而他自己却过早地离开人世。夏天智为了兄弟健康，深夜到两位哥哥住宅旁埋下“大力丸”，以此来保佑他们健康长寿。这种至诚至孝的行为，正是中国传统孝道的真实写照。但到了第二代以君亭、夏风、夏雨、中星为代表的儿辈，传统文化被逐渐抛弃，对老一辈的伦理亲情与道德准则置若罔闻，出现了很多违背孝道伦理的做法。夏天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村长，在村里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可在家里却不得不忍气吞声。因为五个儿子儿媳为各自利益争论不休，妯娌之间闲言碎语，叔侄之间打骂逞凶，在给老人摊派粮食上斤斤计较，甚至连在怎样处理老人丧事上力争三分，在家产分割上更是錙铢必较。君亭的父亲夏天仁去世后，君亭很长时间没有去上坟，即便父亲的坟被老鼠掏了个深洞，遇到下雨天水直往坟里灌，他也没有与叔辈一道去修理坟穴。夏风在大年三十不顾一切离家出走让夏天智颜面扫地，尤其是夏雨与金莲侄女之间的“淫乱”，更使他身心遭受极大的刺激和重创，这些不孝行为加速了他最终走向死亡。小说通过两代人鲜明对比，展现了乡村传统孝道不断走向衰败的现实。
相对于贾平凹，更多的乡土作家则从现实主义视角，展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孝道的沉沦。像无为的《爷爷》中的爷爷，在饥饿年代独自养活四个儿子，但当年迈体弱时却遭到子女的虐待，更可悲的是儿媳们视公公为累赘。农历有大小月之分，每当轮到大月，儿子儿媳都不愿意多赡养一两天。尤其是遇到闰月，爷爷的生活更是没有着落，最后在儿子儿媳不孝中绝食而亡。小说在父辈无私与儿辈自私的强烈对比中，呈现出农村传统养老、敬老、尊老观念逐渐丧失，以及重建乡村孝道文化已迫在眉睫。芭茅《来福》里的父亲身在农村，生活艰辛，靠卖血送儿到城里读书。为了凑足五百元生活费给儿子，他在去背柴途中掉入山崖，临终前仍念叨还差二十元钱，但儿子却用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血汗钱在城里花天酒地。可见，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强调双方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可年轻一代却忽视了“子孝”的义务，更加关注的是自身利益，甚至“啃老”现象屡见不鲜。在李广智的《人貂》中，当父亲因病归西之后，在城里当局长的大哥、在兰州做主任的二哥迟迟未归，尤其是二哥忙于生意，不但不愿回家处理父亲丧事，还在信里惦念着父亲留下的家产。敬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一个儿女应尽的法律义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互相推诿、不尽孝道的现象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在商品经济冲击和影响下，乡村年轻一代为了自身利益相互争斗，甚至出现虐弑父母的极端异化现象。阎连科《黑乌鸦》中的老爹病倒还没断气，但两兄弟为了钱便给父亲办丧事，扼杀了老爹生还的希望。不仅如此，兄弟姐妹在丧礼上不但不为死去的爹尽孝，反而彼此为了遗产而相互吵闹纠缠。可见，儒家所主张“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传统已经被抛弃，丧礼俨然变成了一次分赃会。更让人悲哀的是自打工潮的兴起，很多农村年轻人离开家乡外出打工，昔日的家族长老变成无依无靠的留守老人，甚至还遭受儿女的唾骂和遗弃。像梁晓声《荒弃的家园》中的芊子，由于哥哥姐姐外出打工，独自一人留在家里伺候年迈瘫痪在床的老娘。为了早日摆脱成为累赘的母亲，她冷酷无情地让娘受冻挨饿甚至遭受毒打，最后竟然用赤裸裸的肉身引诱一个十五岁男孩纵火烧死了母亲。可见，以金钱和物化为主导的价值观，正在无形中改变着乡村传统家庭伦理观念，进而导致延续了几千年的“父慈子孝”伦理道德走向瓦解。
自古以来，“孝”就不是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在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和宗法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归属于各自的家庭，子女与父母的经济纽带非常紧密，家族长老是一家之主，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孝道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被推崇到极致，像《秦腔》中夏天仁、夏天智兄弟至诚至孝的行为正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但随着小农经济和宗法制的解体，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走向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家庭的原子化，进而导致家族成员之间的纽带趋向松散，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颠覆性变化，由家庭中的核心地位转变为从属地位。与此同时，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家庭意识、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数代同堂、天伦之乐的观念逐渐淡化，进而导致乡村孝亲伦理日渐式微。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创作，对乡村孝道现状给予了深切关注，展现了农耕文明裂变下乡村孝亲伦理的嬗变，传达出作家对乡村价值体系不断解体、传统孝道日趋式微的担忧与思考。
二、乡村城市化与婚恋观念的裂变
婚恋观是指人们对恋爱、婚姻和性等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在传统婚恋观中，传统女性信奉“男主女从”、“从一而终”、“忠贞不二”，没有离婚自由，只能被动接受一切。自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处在社会转型变革中的乡村女性，被挟裹在市场经济洪流中，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这种时空背景下，一些乡土作家将眼光聚焦乡土上的女性，在诉说乡村女性苦难命运的同时，展现出乡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像80年代初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的荒妹，从惶恐地拒绝爱情，到勇敢地追求爱情，实现了新时代乡村女性的自我超越。路遥《人生》中的刘巧珍则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脚步，决心要选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还有贾平凹《鸡窝洼人家》中的烟峰，对爱情的追求比巧珍更加执着和坚定，并且在实现自身价值上比巧珍走得更远。而新世纪孙惠芬《歇马山庄》中翁月月、小青等一批乡村女性，已开始尝试摆脱对男人的依附，主动找寻自己想要的生活。从荒妹抗拒包办婚姻、巧珍大胆追求爱情，到烟峰重新选择生活、翁月月实现自我脱胎着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加快，由于受市场经济和拜金主义的影响，城里盛行的一些所谓时尚风气侵入农村，导致乡村传统婚恋和贞洁伦理不断颓败。比如：不断升高的离婚率、日益泛滥的第三者、“二奶”，迅速结婚然后离婚的“闪婚闪离”族，不负责任和见异思迁的“婚外恋”，只同居不结婚的事实婚姻，等等[3]（P102）。这些昔日城里人玩的爱情婚姻游戏，在乡村世界也堂而皇之地上演。世纪之交的乡土伦理叙事主题之二，就是展现了农耕文明裂变下乡村传统婚恋观念不断裂变的景象。
在贾平凹的《高老庄》里，主动接受城市文明的子路，因不满婚姻生活的平淡，移情别恋抛弃结发妻子菊娃，再娶了高挑年轻娇小的西夏。然而，他这一离经叛道的不道德行为不但没受到村人唾弃，反而得到村人默许甚至羡慕。由此可见，乡村社会从一而终的传统婚姻观念不断淡化，对男性背叛婚姻的不道德行为予以默认。如果说，《高老庄》里子路与结发妻子的离异存在某种文化冲突因素，那新世纪创作的《秦腔》则展现传统婚姻美德在现代生活方式追求中被彻底击垮的现实。像夏风婚前对白雪百般地迷恋，但婚后却抱怨妻子的不顺从，进而彼此间经常发生争执和吵闹，最后竟然寡情地抛弃亲生女儿；庆玉与武林之妻黑娥明目张胆地偷情，最后置家族尊严、社会公德于不顾，抛弃妻儿公然与黑娥结合；三踅在庆玉唆使下，依靠其砖窑老板身份，霸占了武林的小姨子白娥，还恬不知耻地狡辩为“借地播种”；白娥也不守妇道，竟然与三踅勾搭成奸，同时又与引生有着肌肤之亲；夏雨放荡不羁地与金莲的侄女谈恋爱，直到小说结束也没有结婚；陈星和翠翠曾几次大白天做爱而被人发现，甚至在夏天智丧事上还偷空“干事”，事后翠翠还竟然向陈星张口要钱。可见，清风街年轻一代不再恪守传统婚恋伦理，甚至出现背离最基本伦理道德的行为。小说展现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以金钱为主导的价值观正在无形中改变着乡村传统家庭伦理和道德观念。贾平凹在《秦腔》中所展现的清风街，正是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
不仅如此，在城市化、市场化大潮冲击下，数以千万计乡村打工妹走进城市，她们在城市文化的熏陶和侵染下，从传统趋向现代，从保守走向开放，其生育观、贞操观、性观念等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时空背景下，乡村传统婚恋观正逐渐被替代、移植或否定，一些非主流婚恋现象得到一定程度宽容和认可。像王梓夫《花落水流红》中桃花冲的小簸箕外出打工，在城里做小姐发了财，村民们个个对她羡慕不已。孙惠芬《天河洗浴》中的吉美，离开歇马山庄进城打工，后来“变成一个坏女人，像电视里演的那样，身体被男人占了”，但亲戚朋友却对“能干”的吉美啧啧称赞。《上塘书》中的张家二姑娘和吕家大姑娘，进城打工成为别人的“包二奶”，然而上塘村人对此也没有产生多少非议。夏天敏《牌坊村》中的荷花，经受不住城市金钱和物质的诱惑，选择以出卖美貌和肉体的捷径来致富，而且在心理上没有丝毫感到耻辱。可见，受现代金钱意识污染，乡村传统价值观被扭曲，婚恋伦理发生变异，性不再受感情忠贞的束缚，而成为赚取大把钞票的工具。相对于那些进城打工妹而言，乡村留守女性在男性缺失的无性婚姻中，有的忍受不住长期的空虚寂寞，在男性的引诱和骚扰下则出现情感出轨行为。像羊角岩《沉默的老樟树》里的老樟树湾，一些农村留守妇女由于忍受不住长期的空虚寂寞，在男性引诱和骚扰下出现情感出轨的情况。其中女主角凤子怀孕后，经常坐林大力的出租车去镇上检查，在频繁接触中两人慢慢产生感情，最终陷入林大力布置的情欲之网。但让凤子没想到的是，老樟湾少说也有三十个女人跟林大力有过暧昧关系。姚岚长篇小说《留守》中的翠萍，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与村主任进行肉体狂欢，又与高乡长保持着暧昧关系。另一个留守妇女腊香背叛丈夫与村支书常刘保偷情并生下私生子龚星。小说不仅映照出当下留守妇女心灵深处的精神困顿，同时折射出乡村传统婚恋观在现实面前已全然崩溃。
纵观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作家们真实地记录了农村婚恋伦理观演化的历史轨迹，同时折射出现代性侵入下农村婚恋伦理处于被解构的境地。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社会人们的婚恋观变得日益自由和开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乡村女性的独立性、自主性不断增强，不再遵循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更多地选择和追求自由恋爱，其婚姻圈突破了原来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狭隘限制；另一方面，随着城乡壁垒的打破和双向流动的加快，受城市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农村青年的贞节观和性行为也逐渐开放。乡村社会的传统婚恋价值观被市场经济的金钱意识所解构，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婚外恋等逐渐被人们接受，甚至出现“笑贫不笑娼”等民风异化现象。我们透过这些文本不难发现，在市场经济冲击和商业文化渗透下，埋在骨子里的乡村传统婚恋伦理正日趋崩溃，那个质朴清纯的乡村世界似乎已经渐行渐远，整个乡村陷入一种史无前例的“道德困境”之中。
三、村社松散化与乡风民俗的颓败
传统中国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邻里之间以礼相待、和睦相处，“远亲不如近邻”便成为最质朴的乡村伦理认同，构成了一个个乡土村落的情感凝聚。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所持有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现代观念，极大地冲击着农民传统价值观念，市场伦理和市场逻辑正在替代传统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进而导致乡村传统“差序格局”走向解体，村民之间传统人伦关系淡化，甚至一些农村乡风民俗走向颓败。尤其是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不再与农民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松散状态，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联系和交往。世纪之交的乡土伦理叙事主题之三，就是展现了村社松散化背后所呈现出的乡风民俗嬗变图景。
首先，表现为人伦亲情淡化。像陈应松笔下的望粮峡谷（《望粮山》）是“一个遍地虚妄，神经错乱的地方”，在这里传统家庭“差序格局”已全然解体。金贵的父亲余大滚子，早年以打老婆远近闻名；王起山为了报复岳父余大滚子，便将自己的老婆“下了膀子”；小满为了熬黄包刺将自己姨妹作为诱饵，骗了金贵一头猪去买铁锅；金贵无意中讨饭讨到内乡找到了他的娘，而他娘却以为金贵是来要钱的，便以一种冷漠和嘲笑拒绝了金贵。可见，望粮峡谷不仅自然物质资源匮乏，同时更缺乏的是人伦亲情。不仅如此，在城市化大潮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统的家庭人伦关系也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阎连科的《黄金洞》则反映出传统父子之情、手足之情被赤裸裸的物欲追求和畸形的乱伦关系所异化。小说中的桃是一个城里人，为了金子抛夫弃子，来到农村倒卖金沙，成了富甲一方贡贵的女人。桃与“我”的大哥发生过关系，“我”也被桃的美色所诱惑。贡家为了财产和桃开始一场内斗，最后桃让“我”弄残了爹，大哥被爹设计而被“黄金洞”埋葬，最后桃成了“我”的媳妇。而“我”是个憨子，桃的目的全部达到。在罗伟章长篇小说《不必惊讶》中，成米和苗青夫妇为了金钱利益不惜牺牲手足之情，在房倒事件上自私自利让老大成谷承担修房任务，而成谷在修房时宁愿请外人帮忙也不愿意请自己兄弟帮忙。不仅如此，姐妹情感也因生存利益问题而异化，小夭到北京打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寄居二姐家，二姐夫因此常与二姐吵架，最后连二姐也变得不理不睬，甚至换掉了手机号码。由此可见，为了保全自身物质利益，兄弟之间手足亲情荡然无存，姐妹亲情也因功利影响不断疏远。在贾平凹的《秦腔》里，年长的父辈遵循“兄良弟敬、兄友弟恭”的传统伦理纲常，而年轻一辈为了各自利益兄弟失和、叔侄打骂、妯娌争吵。赵德发《缱绻与决绝》中的封运品为了能娶到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丛叶，不惜制造车祸害死自己的发妻。还有阎连科《丁庄梦》里的丁庄，金钱至上观念腐蚀人伦、亲情，促使血缘亲情变质，人与人之间互相提防，甚至父子之间相互猜疑、兄弟之间相互反目，整个乡村伦理和淳朴民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土崩瓦解。由此可见“，1990年代以来乡村生活中家庭、宗族意识逐渐边缘化。这种亲情的解体，使得各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呈现在阳光底下。因而，缺乏温情包裹的乡村越发显得凋敝和丑陋”[4]（P99）。
其次，表现为村社人际裂变。像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李平和潘桃，在男性世界空缺出来的背景下，因同病相怜而交往密切甚至达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然而，当男性世界回归时，“姐妹情谊”退到了幕后，两个女人间的“攀嫉”心理开始占了上风。成子回来后，李平的世界丰满了，而潘桃一个人孤单徘徊在幸福世界外，于是强烈的心理失衡使潘桃不顾一切地想要压倒对方。最终，潘桃、李平两个新媳妇走向反目而形同陌路人。在另一篇小说《民工团》中，工友们为了能“换取轻松一点的活儿”，巴结工头、互相告发，甚至不惜牺牲血缘亲情。小说中的“我”只想做好份内工作，不想搀和他人是非，但却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告密的怪圈中。如果不接受告密这一潜规则，就会被罚干最累的活，被群体孤立甚至谋杀。孙惠芬以细腻的笔触传达出在现代商业化的冲击下乡村人际关系的变迁与异化。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也同样向我们展示出乡村伦理的溃败和农民人性的裂变。小说中以祝队长为首的地矿踏勘队肩负着为当地经济发展、为世居深山区的群众致富的历史重任，来到马嘶岭勘查金矿。然而，踏勘队勘测到的金矿极可能被少数权势者霸占，九财叔等普通农民只能出苦力、当挑夫，这便激发了九财叔等人的怨恨。最后，六名踏勘队员全部被九财叔砍杀在马嘶岭上。这令人震颤的血腥悲剧背后，让人们看到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个人欲望的膨胀，在仇富心理诱发下人性发生畸变，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被撕裂。更有甚者，像刘庆邦《神木》里的唐朝阳、宋金明两人靠抓“点子”将人带到煤窑将其杀死，并谎称是自己的亲人在矿井出事向矿主索要赔偿金，农民元清平和他未成年的儿子元凤鸣被惨遭毒手。可见，在金钱的诱惑下，传统人伦道德被彻底抛弃，进而泯灭最起码的人性。在宋剑挺的《水霞的微笑》里，为了给哥哥盖房娶媳妇和给爹治病，水霞不得不拼命地接客赚钱，甚至来了例假也不放过。她用自己的身体赚来的血汗钱，帮哥哥盖好了房、娶了媳妇，为爹爹治好了病。但当水霞结束噩梦般的城市生活回到乡下时，却遭遇父兄的嘲讽和村里人的非议，丈夫新婚之夜发现她不是处女提出离婚。水霞为了解救乡村亲人而走进城市，当伤痕累累的她返回时却遭到故乡的冷落和抛弃。同样，黄建国《梅二亚回到梅庄》里的梅二亚，从南方城市回到日思夜想的家乡，可是现实却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村里人亲戚、同学、校长、村长，一方面纷纷算计着借钱要钱，一方面又在背后说她的钱来路不明，最终二亚不得不在新年爆竹声中离开梅庄。这些小说反映出当下乡村社会所熟知的传统伦理正在走向崩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亲情关系越来越疏远和淡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钱利益取代了人伦亲情。
再次，表现为乡村政治异化。传统乡土本来是个桃源般的世界，但在市场化、城市化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乡村基层权力出现某些畸变，古朴民风逐渐消失或者异化，逐渐丧失本身的魅力。像刘醒龙的《黄昏放牛》里的西河镇，劳模胡长升从城里回到乡村，却发现人心不古、世道大变，淳朴民风被抛弃殆尽。正如德权老汉所说的那样：“世道变了，往日那一套全作废了。”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也折射出在工业文明浸染下，原本静谧古朴的乡村世界变得面目全非。十七岁的倪豆豆被乡镇企业家倪土改强奸后，不甘屈辱坚持上告，但村民们、村干部、县领导乃至倪豆豆家人，为了绳头小利丧失起码的道义，她的父亲还竟然跪在土改面前，涕泪交流，感激土改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在他的眼里好像对豆豆的伤害还不值土改的赔偿。可见，倪豆豆作为纯朴乡村的象征，她的最终失败反映传统乡风民俗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渐趋瓦解。在阎连科的《耙耧山脉》中“，村长”活的时候，在村里欺男霸女、作威作福，死后把儿子扶上村长宝座，继续在村里无法无天。还有孙惠芬《歇马山庄》里的林治邦在歇马山庄能呼风唤雨，蒋子龙《农民帝国》里的荣汉俊成为蝙蝠村的“座山雕”，关仁山《天高地厚》里的郭存先这位救星式人物则成了郭家店的土皇帝，阙迪伟《乡村行动》里的上街村由熊家四兄弟把持着，“村里没人敢放熊家一个屁”。这些小说深刻揭示了农村基层权力的滥用，不仅使村民遭受物质上的剥夺，还蒙受了精神上的摧残，真实地再现了权力滥用下乡村民风异化的现状。同样，贾平凹笔下的高老庄“有着争权夺利的镇政府，有着凶神恶煞的派出所，有着土匪一样的蔡老黑，有着被骂作妓女的苏红，有躺在街上的醉汉，有吵不完的架……”，由此可见，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心失范，治安混乱，嫖赌盛行，偷盗抢劫，打架斗殴，传统伦理秩序遭受严重破坏，整个乡村呈现一种脱序景观。
综上所述，世界之交的乡土小说将书写视角聚焦乡土世界灵魂深处，展现出了农耕文明裂变下的乡土伦理变迁。无论是贾平凹笔下的清风街，还是羊角岩笔下的老樟树湾，无论是孙惠芬笔下的歇马山庄，还是陈应松笔下的望粮峡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变得颓败不堪，家庭走向分化，亲情不断淡化，几千年坚守的孝道、仁慈、贞节、诚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正如贾平凹在《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话》中谈到的那样，“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我在的时候很有人气，民风民俗也特别淳厚，现在‘气’散了，起码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态在现实中没有了，消亡了”[5]（P1）。这些作品全景式地呈现出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冲刷下不断走向瓦解的社会现实，流露出作家对传统乡村伦理正无可挽回地走向颓败的深邃忧思，同时留给人们对当下新农村建设中诸多问题的思考。
参考文献: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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